“制造”一个威严的领导形象

　　领导者与普通人的区别之一是不能完全依本性率意而为，领导形象需要威严，那就要适时地呈现出自己威严的一面——哪怕刻意去“制造”威严，这也是领导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利用和“制造”威严，在以人治、集权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被发挥到了极致，那些封建帝王们个个是“制造”威严的高手。
我们知道，古代官员不同品级的服饰有着严格的区分，以此强化位高者的威严和尊贵，而帝王与臣下之间这种区别就更加细致和严厉，稍有违制就是僭越，就要杀头。确实，服饰、礼仪这些表面化的东西是制造等极差别的直现、简便的方式，这一方式应当说是从秦始皇时开始强化的。
秦始皇不仅要求自己的名号要和别人不一样，甚至是印章、用具、衣饰、车马也要与众不同，要超过以往所有的国君。只有这样，才能制造出有利于统治的等级制度，有利于高度的中央集权制。
在规定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后，秦始皇又规定了专用的器物。这些物品的形状、大小、名称，也同皇帝这个名号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早在春秋之时，儒家学派就认为君王所用的物品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氏人、利后嗣的重要凭据，绝对不能有丝毫的错乱。秦始皇虽然热衷于法家思想，但少时也学了《吕氏春秋》中的礼法制度，对制造森严的等级壁垒存在着不小的热情。按他的观点，如果平民用的器物都和他相同，与百姓根本分不出高低贵贱，怎可显示始皇帝的威仪，而天下人又怎会尊重他呢？于是，嬴政在规定自己专用的属物之上也不无霸气。
首先，他将“玉玺”规定为皇帝专用，玉玺也就是玉刻制的印章。在秦之前，平民百姓都可以以金玉为空，上面有龙虎兽钮，根本不存在着等级之分。而始皇嬴政规定玉单为皇帝所独有，臣民自此就不得以玉治印，也不得称之为玺了。
按照嬴政崇尚的水德之法则，他为自己准备了“乘舆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一块“传国玉玺”，这块玉玺稀世珍有，是始皇帝换得的一块蓝田美玉，并由李斯刻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世之宝。可惜的是这块玉玺至今仍下落不明，否则一定是无价之宝了。很显然，当时这样的无价之宝，平民百姓是根本无法得到的，更不用说拥有，这就说明嬴政是从根本上就规定了他与平民的天壤之别。在自己的大印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字样，完全是为表示他的皇权是上天授予的，是神授之物。既然是神授之物，就得有特别的专崇，由于“玺”字与“死”同音，嬴政干脆将名改为“宝”，并下令不准臣民的印章也称为“宝”。
除了宝印之外，嬴政对服饰、车马等的要求也与众不同。在春秋战国诸侯混战之时，由于礼法崩溃，周天子地位日渐低下，诸侯和卿大夫“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络玉缨象镰金鞍以相夸”。赢政攻灭六国之后，自然不容许这种混乱无序的现象再继续下去，于是他制定了严格的服饰制度以分尊卑，标识等级，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至高无上。
其实，嬴政自当上皇帝之后，所带的通天冠就与众不同。此冠高九寸，正竖，顶少斜，直下，以铁为卷梁，前有卷筒。这种冠及其他皇帝的服装，臣民们绝对不能穿，否则，等待的必是极刑无疑。另外，皇帝的一切服饰佩挂，臣民们也不得仿造，甚至是冠帽前所垂的流苏数都不能和皇帝的一样。
除了服饰不得与皇帝相同之外，臣民的住宅规模、门前狮子装饰物等等，一切家居用品，都不得与皇帝相同。否则也只有一个死。所以，正是从秦始皇开始，天子的一切吃、喝、器皿等制式都变成了法律，存在于国法之中，平常人稍有疏忽而仿之，都将被绳之以法。
在车马的配置上，嬴政追求的仍是超然于臣民之上。蠃政一生曾经五次巡游天下，他出游时，仅属车队伍就有八十一乘。其中皇帝坐的车由六匹马所驾，饰以美艳绝伦的金装饰，叫金银车。而皇帝的属车则都是皂盖朱里，车顶及其他部位全部绘上色泽艳丽的变形蒙龙凤，卷云纹，而车子的小部件则镶以按花金银为饰，豪华气派无人敢比。
从过去出土的秦始皇所用御铜车马来看，嬴政的车属可谓豪华之极，内部物品简直可以与一辆现在的名牌汽车相媲美。皇帝所用车辆不但要和常人不同，连驾车的马匹都有被修整得十分漂亮的马鬃。在外侧右骏马的头上，还有一种带璎珞的饰物，叫做左囊，它既能够为御官指示前进的方向，方便向左转弯，又可为始皇帝的车驾增添气势。嬴政把自己的一切都弄成最尊贵的等级，未必不是下臣们的安排，但要指出的是，他正是通过这种等级差别来显示君王之威仪，从而来维护国法所规定的种种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都得以有效实施，由此可以说，他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以身垂范。
可以说，从成为始皇帝的第一天起，始皇嬴政制定了自己的特定称谓，制定了尊君朝仪，严格了避讳制，废除谥法，规定了天子服饰、车马、器物等级。这一系列的举措其实就是政治作为，都在证明，秦始皇想达到一个天下人都“尊君”、“畏君”的目的，他要远远高居于众人之上；要间隔出他与千百万常人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来，给自己确立一个超人的地位。
不管怎么说，秦始皇的这一套在那个时代还是有效的，要不然，刘邦怎么会在打下天下之初就忙着建立朝仪，并发出“知皇帝之尊”的感慨呢！
古代帝王对服饰、仪式的重视自有其深意，这种意义不仅仅在于如汉高祖所言“知道做皇帝的尊贵”，更在于在形式人为地制造威严、威望，从而为其建立、使用威权铺路。
帝王们无所不用其极，在“制造”威仪、威严上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应该以历史的辨证眼光看待它。时至今日，尽管古人的做法大多已不合时宜，甚至成为必须唾弃的糟粕，但不能否认的是，其中包含的某些领导艺术的元素还是值得我们思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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