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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十四 战天斗地深翻田


够不够二百六。这是当时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其实这就是一个国家制定的政策,当然也许是我们当地的土政策。这是一个口粮分配政策:就是不管够不够吃,不管大人小孩,每个人一年的粮食口粮都是二百六十斤。现在看来,每年是三百六十天,一天不够一斤粮食,而且干得都是强度很大的体力活,根本不够吃的。如果一年的工分值连口粮款都交不上,折算下来,连这么点粮食都分不够。爱国粮是一定要交的,集体储备也要足够留的。而能分配的口粮就是这么多。孩子多的人,有的小孩吃得少,勉强够吃,但粮食款又交不够,常常被扣口粮。没有孩子,像我这样的,虽然缴粮款没有问题,但是,根本就不够吃。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现像并不是现在才有,过去同样有。不过现在的对策往往是个人对公家。过去的对策是集体对政府。干部们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自留地的面积是固定的,但他们可以借口地的质量不好,就给多分一些。当时别的副业是不让做,但鼓励毓猪。路边的街上经常写着一个口号:大养其猪。报纸上也有,鼓励大家毓猪。还给毓猪的人家分猪饲料地,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干部们就在这上面做文章。只要有人家毓猪,往往都能分到很大的一块猪饲料地。这样往往弥补了口粮的不足。这就苦了猪了:猪饲料地产的粮食,那可怜的猪是绝对吃不上的。它们平时吃的就是泔水和青草。只有到被杀头的那一个月,才能吃点给它们分的地里产出的猪饲料,真正的最后的晚餐。那时候的猪一年才能出槽,猪肉的质量特别好,一家燣肉,左邻右舍都能闻着肉香,跟现在的猪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但虽然猪肉好吃,没有哪家舍得杀一头猪吃的。一头猪能卖五十块钱,还有布票,甚至还有饲料补贴,可以到城关粮站领一定数量的玉米,是一个家庭重要的收入。几乎每家每户都毓猪,至少毓一头。但多了也毓不起,因为每天都要去拔猪草,还要给队里干活,只能在下工后上工前,间歇的时间来毓猪。

        我们这里是山区丘陵地带,不适合种小麦,主要种的是玉米高粱。所以一年四季几乎很难吃到白面。种上一点小麦,还要上缴爱国粮。生产队再截留一部分,分给社员们的口粮里很少有细粮。人们对白面馍馍和面条的盼望,就如同穷光蛋想吃到鱿鱼海参一样。干部们也不例外,他们更想吃点细粮。生产队的粮库里是有小麦的。如果要想吃到这些小麦,唯一的办法就是加班。全体加班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夜战。所以每到秋天,往往要进行收秋夜战。本来根本没有必要,不加班秋收也能顺顺利利地提早完成。但是上上上下心照不宣,都达成一种共识,不进行夜战秋庄稼是收不完的。

        那年的秋天,玉米长势良好。下午在收工的时候,杨明成站在地头大声对大家说,今天晚上要夜战刨玉米。大家回去把小镢头全部准备好,不要到时候耽误工夫。松动的要固定牢,谁要耽误了就别想吃到夜战饭。

        加班本来是苦差事,但我们听到晚上要加班夜战,简直高兴得比赴宴还痛快。龙口夺食本来是指夏收的,但由于我们这里小麦产量少,就把这个词搬运过来,把秋收夜战也叫作龙口夺食,完全是名不副实。

        很多人晚上就攒肚子。所谓的攒肚子就是不吃饭,让肚子空着,等到下一顿饭,就能多吃点。夜战饭是管够吃的,而且是让人流涎水的面条。这种诱惑,让大家不顾健康,很多人连晚饭也不吃。而且收秋是重体力活儿,要等到干完活才能吃的,至少要在12点前后。但因为嘴太馋了,重要的是不用吃自己的,不吃白不吃,少吃白少吃。

        我当然也是这么想的,吃晚饭的时候,父母都在吃,每人一条窝头,只有一盘干腌菜,那就是全家的副食。我也攒肚子:虽然也想吃,但想起那白花花的馍馍,那细长细长的面条,就觉得不能吃这个亏。家里的窝头吃多了,就给生产队省下来了。重要是这么好的好饭,不知道下一顿在什么时候,在哪一个地方才能吃。我强忍着,不愿意吃家里的窝头。但母亲心疼我,用筷子敲着碗说,饭是公家的,命是自己的。要干差不多四个钟头的活,你不吃饭饿坏了,你要生了病让谁管?我们都老了,还得靠你的,你要把身体折腾坏了,我们靠不了你,你又靠谁去?

        父亲也说,少吃点可以,但不能不吃的,因为你是去干活的,不是赴宴席的。

        在他们的劝说下,我掰了一块窝头,用筷子槣起盘子里的干盐菜,把那块窝头吃进肚里,垫了垫底。

        晚上,全体劳动力被集中到上坪里连夜收割玉米。每人拿着一把小镢头,每人两行,站成一排,齐头并进。只见朦胧的夜色中,玉米叶子在每个人的头顶上摇晃着,随着人们手中小镢头地飞舞,一株株玉米,像喝醉了一样倒了下去。每隔一段,把刨下的玉米秆一秿子一秿子地收拢在一起,成为一小堆,等到明天上午让妇女们来掰玉米。

        一开始,大家都卖力地刨着,我手中的小镢头挥舞着,感觉到力气蛮大的。但渐渐地大家都没有力气了。谁也知道,晚饭吃得少,或者就根本没有吃。队长杨明成大概也饿了,他喊大家休息一会儿,我们便坐在砍倒的玉米秸秆上,大口地喘着气。

        不知杨大队长晚上给我们吃什么?王和平问旁边的刘虎平。

        羊肉萝卜臊子荞麦面,李三成笑着说。

        过油肉馍馍鸡蛋汤,我在旁边也附和着说。

        做你们的美梦吧,刘虎平说,这些年你们谁吃过这样的饭?梦见的吧?顶多是几碗干调面,有没有菜还说不定呢。要不就是滒锅面,就算有菜也是萝卜丝土豆丝南瓜条。

        大家过足了口瘾,不得不继续再起来干活。大家都互相询问着,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因为按照惯例,往往要干到午夜12点才能下工,不然就有骗取吃夜战饭的嫌疑。全村只有杨明成一个人有手表。他是退伍军人,不知道是退伍以后有的还是部队上就有,反正神气得很。谁要关心时间,只能问他。当然家庭好一点的人,家里还是有一块马蹄表的。

        好容易熬到12点,随着杨明城说了一声,下工了,大家如释重负地拖着疲惫的双腿,连小镢头上边的泥土也懒得去擦,冲着村东头的杨明成家走去。

        院子里摆着几口大锅。队长老婆和几个妇女已经按时把饭做好了。我们赶紧放下手中的工具,连手也没有洗,每个人拿起箩筐里的大碗和筷子,就到锅里去捞面条。我自己也捞了一大碗,来到一张桌子跟前。上边的小碗里放着几样调料,有醋酱油和盐,连点腌菜都没有,真正的干调面。大家纷纷圪蹴在院子里,大口大口地馕着。我虽然吃了半块窝头,但肚子里早饿了,筷子槣面条,一个劲儿地往口里扒拉。本来是早就盼望要吃的面条,应该细嚼慢咽,细细地品味才对,但这样狼吞虎咽,根本吃不出面条的滋味。我由于吃了半块窝头,吃了两大碗,就觉得快饱了,又用筷子调了半碗,加了点佐料,吃了几口,觉得太胋了,就又槣了一筷子盐,吃了两碗半。

        王和平边吃边给我们谝他的饭量如何大。刘虎平听着,没好气地说,赶紧齺你的饭脑汁吧,要是齺得慢了,你就等着饿肚子吧。

        他抬头看了看锅里边的面条确实是不多了,吓得赶紧停下嘴,大口大口地往嘴里边扒拉着面条,一连咥了好几碗。

        回去的路上,很多人挺着个大肚子,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着。不知道谁吃了几碗。王和平说他肚子疼,不断地按压着肚子。李三成对他说,你是吃多了,不敢停下,还是要多走几步,慢慢地消化了就不疼了。我想这不是活受罪吗?还是我的母亲有先见之明,让我吃了点窝头,不至于因为白吃饭吃多了,让肚子跟着受罪。

        虽然要付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但对我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可杨明成绝不傻,他好容易得来的权利,绝对不会因为吃一顿饭而被剥夺的:这事不能多干。要让上级知道了,你们白天不好好干,专门搞个夜战来吃集体的饭,完全就是弄虚作假,欺骗上级。

        收秋以后,一直到第二年春天的农历三月,差不多有五个多月,是农家最清闲的日子。本来我们受些穷也就罢了,还有五个月的休养生息,积攒体力,还能迎接下一年的农活。但那时候要战天斗地学大寨,要变冬闲为冬忙,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立刻就展开了。主要是深翻土地,而且还不能一个生产队单独搞,要大兵团作战。有一种热闹辉煌轰轰烈烈的效果。每年冬天往往把全大队的人集中到一个生产队去搞深翻土地运动。

        那年冬天,轮到在我们村搞深翻土地运动。这种大兵团作战,往往要安排在公路边,能让上级领导看到,能让记者拍到。而我们的村子正好在公路边,非常适合这样的大兵团作战。

        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青年突击队,铁娘子战斗队,猛虎下山队,甚至还有老大娘战斗队。一面面鲜红的旗帜插在公路两边的山头上,迎着凛冽的寒风,呼呼地飘扬着。高音喇叭里不断地传来战天斗地学大寨,虎头山上展雄风的歌声,鼓舞着士气。

        公路两边的田地里,以生产队为单位,划成一块一块的,分兵作战。

        我穿着一件破棉袄,里面也没有衬衣,根本挡不住往里边灌的寒风。就用一根麻绳紧紧地捆在腰里,这样能挡一挡寒气。

        我拿着一把十字镐,跟大家一起使劲地刨着地。一镐头下去,只能挖出一个手指头大小的土块。土地硬得像铁块,都发黑了,根本刨不动。那时候天气异常寒冷,马路上都冻得裂开了缝。根本不像现在温室效应,冬天不冷,夏天也不太热。

        这样的效率实在太低了。可能中午时分县里和公社的检查团就要过来。几个队干部急得脑袋都快要炸裂了。支书刘明柱把吴兆成和杨明成叫到一块商量对策,还把李三成也叫来。李三成自从被开除红卫兵组织以后,因为表现良好,虽然杨明成对他不感冒,但支书和主任很看得起他,把他任命为青年突击队队长。他们商量的结果就是,用火来烤。

        于是我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工具,四处寻找玉米秸秆。把它们抪在地里,放在冻土上。人们纷纷拿出火柴,用玉米叶子把秸秆点燃。一时间烟雾滚滚,火光冲天,就像到了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给这场战天斗地的战役,增添了热闹非凡的景像。

        随着浓烟的散去,坚硬的冻土终于有些松动。我又重新拿起镐头,使劲地刨了起来。果然比刚才要容易得多。我首先在三个侧面,掏一条小缝,然后再正面用镐头深深地挖下去,使劲儿一撬,就可以撬起一大块冻出来,把冻皮揭掉,剩下的就是虚土。别的弱一些的劳动力和妇女,用铁锹铲着往下深翻,至少要翻到两尺,本来要求深翻到一米的,大家偷工减料,翻到两尺也就停下了。

        我正干得起劲儿,队长杨明成走到跟前,看到我这样干,还表扬了我几句。说我善于动脑筋,这样效果要明显得多,苦干不如巧干,劳动也要有创造性。

        他的口才很好,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但我知道,如果有人表扬我,特别是领导表扬我,一般没有我的好果子吃。一定要让我干别人最不愿意干的活,这我已经领教过多次了。

        与其被动还不如主动些,说明自己表现良好,愿意积极配合领导的安排。

        我赶紧说,杨队长有什么安排?愿意听您吩咐。

        是这样,这是战天斗地学大寨,深翻土地立新功,对我们对来说是非常荣幸的事情。看一看有多少人到我们这里来战天斗地,我们一定要比他们表现得更好。为了让你改造得更好,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他严肃地说。

        我早知道有这一套,精神上早有准备,便赶紧配合着说,您说让我怎么干吧,我一定听你的。

        上级领导对我们这一次战天斗地大干快上非常重视。县革委会,公社革委会的领导都要来参观,还有记者要报道拍照片,要上报纸的。给你一次露脸的机会,你可千万不要放弃,要积极配合。

        他进一步说。

        好我的杨队长,你真的快要把我急死了,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能不能赶紧说清楚点。

        好吧,他说,到时候你把上衣脱掉,一件衣服也不要穿。当然裤子是不能脱的。光着脊梁,就用这把镐头,使劲挖着地。领导看见一定会表扬你的,记者可能就会给你拍照片,你就等着上报吧。

        这么光荣的事情,怎么就让我来做呢?你可别忘了,我可是个著名的坏人,著名的贼;让我来表现,不是我不愿意做,这不是给咱们生产队脸上抹黑吗?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反驳道。

        但我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大冬天的脱光衣服,谁能受得了?要是真的这么光荣伟大的事情,做梦也轮不到我。不过是谁也想不干的倒霉事,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我不得不去做罢了。

        正因为你有这样的表现,我们是为了挽救你才给你这样的机会的。这可不是我命令你做的,这是支书主任跟我们一块商量好的。你要不做,让别人做了你会后悔的。你得罪我可以,咱们是一个村的。但人家支书主任把你汇报上去,说你不接受改造。公社早就想抓你成为全公社的典型了,是大队和我们生产队两级干部千方百计地保护你,才没有把你上交出去。如果公社对你不满意,再把你上交到县里的群专指挥部,你想一想你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我听着他的话,脊背上冒着凉气:群专指挥部完全跟阎王殿一模一样,再硬的人进去也得蜕八层皮,我可受不了。他还是个玍脾气,又打着完成政治任务的口号,我哪敢怠慢?他嘴角吐出来的热气,我感觉到比凛冽的寒风还寒冷。每一股都刺着我的皮肤,像针扎着一样。我在这么大的力量面前,根本无法做出任何选择。

        好好好,我说了我就听你的吧,没有问题的。我赶紧表态,但我还是不甘心,紧接着说,这可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在工分上,你能不能给我加点?我表现得跟别人不一样,付出得也多,至少能在工分上给我一点补偿吧?

        这好说,杨队长爽快地说,给你三个工。就干那么一会儿,顶你干三天行不行?

        我不知道他竟答应得这么爽快,赶紧说行行行。

        现在看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干部们在经济上是不太计较的,最在乎的是他们的政治表现。

        那你赶紧准备吧,我让人到前边去放哨。一旦领导的车队过来,你就赶紧脱掉衣服干。我也不会让你干得时间长,把你冻坏了我也不好对你娘老子交代的。

        他叮嘱说。

        没什么好准备的。我说,就这一件破棉袄,一把就扯掉了。

        绳子是多余的,我先把绳子解掉,就算是准备好了。

        好吧,他说,你先假装着干,不要使力气。等我给你打了手势,你就赶紧脱了衣服,用吃奶的劲儿去刨。不要看人家,更不要看领导。只盯着土地干你的活,什么也不能听,什么也不要说。一定要把后背对着公路,不要把你的头面对着公路。一定要麻利点,不要奤奤地叫人笑话,丢了咱们村里人的脸。

        好好好,我说,我一听你定的安排。

        杨队长走后,我用镐头半天碰一下地面,一块土也刨不下。因为我没有用什么力气,其他人看着我,露出非常诧异的神色。看着我在磨洋工,觉得我的胆量太大了,在这么大的场合下,居然敢这样,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但有杨队长给我撑腰,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只是时刻留心杨队长给我的手势。

        过了一会儿,只听见有人说“来了”,“来了”,“快点”,“快点”。所有磨磨蹭蹭的人都立刻挥舞着铁锹镐头,飞快地干了起来。这已经成了惯例,因为这种劳动表演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所有的人都知道该怎么办。杨明成手一挥。我赶紧一把扯掉破棉袄,挂在路边的树上,脱掉烂背心,往双手里吐了两口唾沫,挥舞着镐头,使劲儿地刨了起来。

        顿时,脊梁上立刻像敷了一块冰,冷得我哆哆嗦嗦的;凛冽的风吹过来,像无数根针扎在我的身上,刺痛刺痛的。鼻子里的清水一滴接一滴地流下来,滴在冰冷的冻土上。我尽力地面朝东边,把宽阔的脊背面对着公路,让那块肉面以最大的篇幅裸露出来,以引起上级领导最大的关注,让记者快门好对准它,而不是我的脸面。

        坚硬的土块在我眼前飞溅起来,打在我的脸上,非常疼痛。嘴巴稍微张开,小一点儿的冻土块便钻进了嘴里,立刻化成了泥。我不得不把嘴巴抿得紧紧地。

        我虽然专心刨着冻土,耳朵里却聆听着后边的动静。盼望着这些大人物们赶快过去,盼望着我的脊梁那块最大的肉面,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欢乐,带来一些成就感。随着我力气的发挥,渐渐地身上不感觉到太寒冷了,头上还冒着细微的汗珠。一丝丝的热气在我眼前漂浮着。但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虽然有三个工分的鼓励,但是这是代表村里,代表大队,给全村人和全大队人来争光的。绝对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马虎。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车按着喇叭过来了。有很多领导的声音,在议论着深翻土地和粮食生产之间的直接联系。这是一种科学的发明,一定要加强。好像大声赞美着杨明成,吴兆成和刘明柱,说他们组织得好,发动得好,群众干劲非常大。还听见有记者拍照片的声音,“咔嚓”、“咔嚓”的。

        但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为了抵消寒冷,我拼命地刨着,快把我的力气也用尽了。我非常盼望他们赶快走开,赶快结束这轰轰烈烈的视察工作。赶快给上级领导汇报,让他们得到表扬。至于我能得到什么,根本不重要。连个正面的脸也看不到,只有一块肉囊囊的脊背。也多亏看不到,如果要看到我的正脸,我就更加臭名远扬了。给生产队争到多少光不说,我自己的损失就更大了。得不偿失,我可不愿意出名。

        过了好一会儿,大人物的说话声,记者照相的声音,渐渐地远去了。这时候,一个人走到我跟前,拍了拍我光光的肩膀,轻声说,你表现得非常好,不要干了,赶紧把衣服穿上吧。

        我抬起头,看见是队长杨明成,便有些感激地放下镐头。先把破背心穿上,又从公路边的树上取下破棉袄套在身上,又重新把那个破麻绳系在腰间,坐在镐把上大口地喘着气。攰得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一动也不想动了。心里觉得给我三个工,他们一点也不吃亏。这种活让谁干谁会干?我便心安理得地休息起来。干部们也不催着我。直到我觉得再这样坐下去,让人们说偷懒不说,重要的是不干活太冷了,身上也出了汗,容易感冒的。我又重新加入了战天斗地的行列。

        但干了没有一会儿,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让大家停下手中的工作,要开工地批斗大会。

        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工具,四处寻找玉米秸秆,放在屁股底下,按照生产队的秩序,坐成一大片。支书主任和各村的队长,都站在上边那块地的地塄边,就像一个高高的台子。大队主任吴兆成主持会议,首先有支书刘明柱讲话,人们稀稀拉拉地鼓着掌。

        刘明柱站在地塄边,大声地说,我们之所以组织这次大会战,就是因为我们今年秋天,粮食产量不如去年,受到了上级领导尖锐的批评。说我们之所以成绩下降,就是因为对阶级敌人心慈手软,对阶级斗争抓得不准不狠不灵。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精髓,没有落实深翻土地的号召,犯了方向性和路线性的错误。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改正这两个错误,进行深翻土地的大会战,最好的标准要翻到一米深,至少也要达到70公分。所以我们就要变冬闲为冬忙,组织大家进行这场战天斗地的深翻土地大会战。争取明年的产量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还要狠抓阶级斗争,狠狠批斗地富反坏右。把各村的反动分子给我抓上来!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早已严阵以待的大队民兵立刻行动,把混在人群里的各村的地富反坏,反动分子,像拎小鸡一样一个一个地揪到地塄下边站成一排。

        看到这阵势,吓得我赶紧闭上眼睛。等我睁开眼,杨队长不知什么时候站到我跟前,他低声对我说,你也得上去。

        怎么我也要被批斗啊?我刚才给你们干了那么重要的事情,也算立功赎罪了吧,怎么还要批斗啊?你不表扬我也就算了,你们这样做实在太过分了吧,欺负人也不能这样欺负吧。

        我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勇气,从来不敢跟领导发火,但这一次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没把我冻死,攰死,不给我评模范,表扬我了,还要让我跟地富反坏一起接受批斗,还有理没有了?

        不是,杨明成赶紧说,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呀,咱们村的坏人太少。你看看,这一长串,差不多有二十个人。吴主任觉得这太不公平,我们村才有三个人,你也应该上去凑数的。还是我说你现在的表现这么好,让你去凑数,说不下去。但人家不行,我怎么说人家也通不过。说怕别的村里边闂他,袒护我们村。人家挨批斗的有好几个,我们村只有三个人,实在不平衡也不平等了。让他的工作不好干。要不是我对你说情,人家早把你抓上去了。你看那些人谁跟他们商量的?从衣领上就拎上去了。跟你还是不一样的,我答应他们跟你商量一下。

        我看着他哭丧着的脸,好像真的是没法子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吴兆成绝不是吃素的的。但这对我公平吗?他们玩平衡,让我去玩火,烧死我不心疼是不是?

        随你便吧,我不答应,你把我揪上去我就跑。除非你把我打死,我给你们付出的也够多了!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偷小摸的贼。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人,就算是坏分子吧,可我给你们付出的也太多了吧?将功赎罪,永远也赎不完罪了吗?

        我愤愤地说。

        这不是跟你商量吗?杨明成有些央求地说,你多少给我一点面子吧。

        这时支书刘明柱也走了过来,对我们俩说,怎么样?还没有商量好呢。你们不要等批斗会结束了还没商量好,那时候大家面子可就都不好看了。

        可是,杨明成说,他的表现你也看到了,实在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就放过他这一回吧。

        不行,他说,人家别的村早就有意见了。你们村抓出来的阶级敌人,实在太少,人家早就不不满意了。这样吧,多给他补偿些就行了。他光着身子干活,给了多少个工?

        三个工,杨明成说。

        好了,刘明柱说,你再给他加三个工。让他就在台子上站一会儿。站一会儿给三个工,你还不划算吗?你要再硬下去,工分没了,说不定还要把你上交到公社和县里边的群众专政指挥部,这合算吗?你也不是三岁小孩,你划计一下,这账算不来吗?

        我没有问题,一定同意,马上就让记工员给你计上,一天六个工,够照顾你了吧?

        杨明成说。

        我知道,这是人家的底线了。经济上给我的的确实是不少,干一天顶得上干六天,傻子也能算得出来。至于脸面吗?连里子也丢得没了,还要什么脸!再说了,看看台上站着的,老老小小的,人家不怕你怕什么?人家不觉得丢人,你觉得丢什么人?

        想到这儿,我赶紧说,好好好,好好好,我一定答应,赶紧上台。

        话还没说完,我赶紧上去站在那一伙坏人旁边,像他们一样低着头,向全大队的老老小小低头认罪。

        好在这场面我已经见得多,也干得多了,已经成了老油条了。就跟我旁边的这一串串人一样,早已习惯了:被批斗,就像吃饭上厕所一样,每天这样做都不会厌烦的。站在台子上人就像霜打了的黄瓜,苶呆呆蔫蔫地佝偻着身子,头发乱蓬蓬地奓着,像一只只帽帽鸡。

        好在时间也不长,刚想着可能批斗会就要结束了。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几个民兵下去走到人群中,像打雷一样,三下五除二,圪洅洅地就把一个年轻人拉到上边来,站到我们这一伙坏人的前边。他好像挣扎着,嘴里说着什么,说我是无意的,又不是故意的,我就随便说了一句闲话,又不是反动的,抓我干什么?

        你还想狡辩?你这个反动分子,给我捆起来。

        随着大队主任吴兆成一声令下,几个民兵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一根细麻绳,搭在他的肩上。左右各有两个民兵,把他的双臂挌擸起来,很快就结结实实地捆绑起来,捆得像一个粽子一样。他被迫把腰深深地弯下去,头也快顶到地面上去了。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这场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时只听吴主任说,反动分子就像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要时刻防止他们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农业学大寨。双流生产队的万大成,就在我们开会中间,竟然散步反动言论。说我们深翻土地发展生产,顶个毬哩。胆敢污蔑我们今天的革命行动。对这样的阶级敌人,我们绝不能心慈手软。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们要把他交到公社,让公社革委会对他进行严肃的处理。

        原来是这样。这是一句脏话,是我们本地方言,“毬”好像可以代替一切,表现不满,埋怨,糟糕,没用等等一切不好的情绪,都可以用这个字来代替。他大概被哪个积极分子听见了,马上给领导做了汇报,立刻就被作为典型把他抓了起来。

        在下工以前,吴主任好像还不解恨,虽然给他松了绑,但还是让民兵围成一个圈,把他围在中间,你揎一把,他搊一掌,把他搡来搡去。我们把这种整人的方法,叫做传弶弶,是一种非常侮辱人的群体行为,在当时批斗时,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直到把他揎得倒在地上,精疲力竭,爬不起来为止。

        这种震撼足以让所有不满的声音发不出来,静若寒蝉,呆若木鸡。轰轰烈烈的深翻土地大会战第一天,就以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束了。以后天天要进行这样的会战,一直干了一个多月。

        由于是各村分工,包块完成,把好好的土地挖成一道一道的壕沟,并没有把各家的都连接到一块,外村的人就全部各回各家了。我们村的人只好来继续平整,但把整块的地平整完根本不可能。只能把高处的往低处铲一铲,这样就把好好的土地,变成了波浪形,起起伏伏的,实际上是对土地的一种破坏。只不过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做个秀罢了。对于我们村不仅没有用还有害的。而这种打着深翻土地的名破坏土地的事情,各村都要轮流进行一遍才会罢手。

        深翻土地的会战结束了。但变冬闲为冬忙的政策是不能改变的。寒冬腊月实在是没个好干的,唯一能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城里掏大粪。一担一担地担到地里,跟黄土搅拌在一起,堆成小堆。等到明年春天种地的时候,摊开来,作为肥料。倒也是一件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所有的队干部都会想到做这件事情,所有的农民也都只能做这一件事情,竞争就非常激烈了。

        自己家的大粪全让我们上到自留地和猪饲料地里了,根本不可能上到集体的土地里。只能到城里去掏大粪。我们村由于离县城远,只能用驴车来拉。生产队到工厂的机关里要来废弃的油桶,把它改造成大粪桶,安在平车上,让驴骡马拉着,到城里去掏大粪。

        但由于冬天掏大粪的人太多,我和王和平,刘虎平,李三成三个人,走遍全城四条街,也没有掏来几担大粪。一个粪坑连一两桶也掏不满,李三成便提议咱们到招待所去试试。

        招待所在鼓楼迤东,路并不远。但我们知道,招待所根本不让掏大粪的人进去。我们三个人便来到招待所的外墙。外墙紧邻着新华书店,墙里边就是招待所的厕所。我们看看左右没人,就翻墙进去。只见茅坑是锁着的,有一个水泥做的盖子,上边还有一把锁。我们四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为什么大粪坑还要用锁锁起来,难道他们是吃大粪的?

        刘虎平试着把锁子拉了一把,居然拉开了。原来这是一个空锁子。

        大家心里很高兴,打开盖子,有大半茅窖,几乎快满了。王和平翻过墙,李三成站在墙头,把我们的大粪桶一个一个地递进来。我用茅勺,一勺一勺地掏着,很快掏满了一桶。刘虎平就接着李三成放下来的扁担,用钩子挂在提梁上,慢慢地吊上墙去。又从墙上吊到墙外边;外边的王和平接着,放到巷口里。

        就这样我们已经掏了有五六桶。就在我埋头掏第七桶的时候,突然有个上厕所的人,高声大气地闂着走了过来:

        哪里来的贼娃子?你们从哪里进来的?怎么胆敢偷我们的大粪!想不想活了你们?你们是哪个生产队的?我要找你们队长去。

        听到他的闂声,站在墙上的李三成,纵身跳下墙去先跑了。刘虎平也一下翻到墙上,一闪身就跑得不见了。我刚直起腰,就被那个胖胖的人给揪住了。他紧紧地抓住我不放,我奋力地挣脱着,但看看身边,就剩下我的两只大粪桶了。我要跑了,这两只粪桶和扁担,肯定要不成了。

        我只能低声央求着他说,我们实在不知道你们招待所的大粪不让掏,要知道就是打死我们,我们也不敢来的。

        你完全是狡辩,你是掏大粪吗?你完全就是偷大粪,就是贼。你们要是掏大粪,为什么不从大门上进?为什么不敢公开出入?为什么要翻墙?翻墙跳窗的不是贼是什么?你给我说!

        我真是无话可说,但我还是跟他说,就算我们做得不对,可又没偷你们的东西。你们这些大粪总是要往外运的吧?我们帮你们清理卫生,难道哪做错了吗?再说我们也是头一次,如果知道你们这么严格,我们再不会来了,你就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你他妈不要胡搅蛮缠,这时又走来三四个人。其中的一个人大声闂道,好像是那个看门的:你们这些贼不是一次两次偷我们的大粪了。你看把墙上的砖都踩得掉下来了,还说不是第一次?你这是惯犯,不要饶了他!

        这个人就不是什么好人,其中的一个人好像认出了我,他可是个著名的贼,盗窃大王,马吉平。在他们公社和他们大队,不止一次被收拾过了,还敢来偷我们公家的大粪,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我一下吓得脸都白了,什么话也没有再敢说。

        哦,这就是那个最著名的贼啊?另一个人说,真是贼胆包天,不收拾一下,他不会吸收教训的。话没说完,他的一个耳掴子就朝我挕劀了过来。其他的几个人也一拥而上,又踢又打,直到打得我鼻血都流出来了,他们才住了手,气哼哼地又日吷又闂着地走了。

        我圪蹴在地上,捂着流血不止的鼻子,欲哭无泪。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在外面接大粪桶,偏偏选择到最里面,偏偏我又是一个著名的贼。伙伴们都跑了,只把我留在这里受这种惩罚。就因为给人来清理垃圾,收拾拉下的最脏的东西,竟然还落下一个偷盗的罪名?我竟受到这样的惩罚,天理良心,这世界上还有理吗?

        圪蹴了半天,我在墙上抠了两块黄土块,昂起头,塞进鼻孔里。如果那个锁子不是坏锁子,也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看着那把锁子,一脚把它踢进茅坑里。又发疯一样地提起已经快装满大粪的茅粪桶,全部倒在厕所后边的空地上,又舀了两勺,洒在墙上,才用扁担把空着的大粪桶从墙上吊下去,自己翻过墙,担上两只空空荡荡的大粪桶,沿着原路返了回去。

        事后才知道,这样的大机关为什么要把大粪坑上锁的真正原因。

        原来这些大户产生的粪便多。由于要变冬闲为冬忙,掏大粪的社员太多,竞争过于激烈。郊区种菜的生产队,就跟这些机关签订协议。机关给他们提供粪便,他们给机关提供蔬菜。用蔬菜来换粪便,各取所得。像我们这种农村,特别是离城市远的人,根本没有这种交换的条件,只好选择偷盗。难怪他们对我们这么愤怒!但对于我们确实是不知情,是别的窃粪贼们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但人家干得好,没有被抓住,把我们抓住了,就以为是我们经常偷他们大粪的人。所以对我非常愤怒。我偷的不是大粪,而是南瓜白菜胡萝卜。孔乙己说窃书不算偷,但我偷大粪,确实是偷。因为那不是大粪,而是蔬菜!

        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也就释然了。好像挨打也是应该的:谁让你在人家嘴里边抢吃到口的东西呢?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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