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赶堆子（12）

清明节赶堆子（12）

        笔者父亲是河北保定人，1948年2月离开家乡，成为晋冀鲁豫南下工作团中的一员。1949年7月16日“四野”解放宜昌前，当时已经担任湖北南（漳）远（安）县东巩乡乡长的他被紧急抽调到当阳，7月19日随宜昌市市委、市府组成的进城工作队进入宜昌工作；笔者母亲是湖北荆门人，1946年在湖北省立宜都师范附中读书，1949年7月24日考入宜昌市行政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工作。

        所以笔者不是宜昌本地人，在父母健在之时，宜昌也没有直系亲属，每到清明时节自然属于无坟可上一族。只是生于斯长于斯，在这么多年的岁月里，自然就有了不少的儿时伙伴、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同学同事。过去的宜昌人除了信迷信，也很讲诚信；除了看重交情，也很守信义；除了忠孝廉耻，也待人热情。到了清明上坟的时候，总是广邀宾客，于是我也就很荣幸的参加过好多次“赶堆子”。但记忆深刻的经历，似乎只有三次。

        第一次当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笔者当时是中心小学（注：现在的红星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模糊记得是跟着班上的几个同学一起去的。有的拿着“清明棍”，笔者记得自己是扛了一根用五色彩纸扎成的清明吊。当时笔者母亲是宜昌五中的校长，我们家也住在校园里，“清明吊”是笔者在五中住的时候、最好的儿时伙伴的母亲（注：所有的人都亲切地称她为“张妈”）帮我做的。

        谈笑之间，我们不知不觉就上了东山。那粉红绽放、莺歌燕舞的桃林之下有一长排坟堆，黄土堆垒，绿草青青，有没有墓碑忘记了，怎么祭拜的不记得了，“赶堆子”吃的什么更是忘光了。只是记得同学们站在墓前，还唱了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那首老的《少先队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

        拙作定稿前，将相关章节发给一些老师和同学审阅过，其中笔者的一位小学同学指出了笔者记忆上的错误，说那一次东山“插青”，不是“赶堆子”，而是学校组织的少先队清明给烈士扫墓！笔者根本不相信，因为笔者记得，当年解放宜昌牺牲的烈士最初都安葬在原来的西陵公园（注：现在的儿童公园）老红军宿舍一侧（注：现在的盈嘉大厦）的樟树林深处。可是事实胜于雄辩。翻阅史料，终于找到正确答案：

        1973年，宜昌举全市之力，在海拔128米的东山之巅、也就是原东山寺的地方建成了庄严肃穆的宜昌烈士陵园。这座占地21万平米的烈士陵园（注：现在的东山公园）在东山的最高处的山顶矗立着高达20米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将原葬于珍珠岭上、东山坡下和镇境山旁，以及当阳玉泉寺的部分烈士遗骸174具火化后陈放在纪念碑后的英烈馆里。

        所以，笔者第一次“赶堆子”的记忆也许真的是错误的。

        2014年清明时节，按照中华民族“入土为安”的传统习俗，烈士的骨灰被安放在新建成的烈士墓区，给那些先烈找到了一个最后的归宿。笔者曾经去瞻仰和凭吊过，那些烈士墓的墓碑上鎏金镌刻着烈士的姓名、籍贯、生卒年份、个人事迹等基本资料。最令人动容的就是那其中的一些烈士连名字都记不完全、籍贯也不知道是来自哪里，年纪轻轻的，只知道他们生前是解放军江汉军区独一师、或者是47军415团的战士。

        在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清明时节，缓步徜徉在那些悄无声息的烈士墓碑之间，我们的思绪就能穿越历史的硝烟，看见如同解放军47军司令部的那份总结所记载的如此真实的解放宜昌战斗的残酷，看见那些英勇的指战员冒着枪林弹雨向着镇镜山、杨岔路、东山上的守敌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进攻，看见那些年轻的战士就那么勇敢的倒在了黎明前的宜昌土地上，就能更深的体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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