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21）

宜昌宗教面面观（21）

        二十一、礼仪之争

        天主教是在唐朝（公元618-907年）开始传入中国的，可是遭到冷遇；13世纪再度尝试渗入，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意大利获准在京城设立教堂传教，可依然没能融入汉人社会，到元朝覆灭后，天主教在中国几近绝迹。直到明朝末年（公元1582年），隶属于耶稣会的利玛窦成功进入中国传教并获得明朝皇帝信任，来自欧洲的洋教才正式定名为“天主教”。

        “天主”一词源自《史记．封禅书》所载的“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那些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为了与中国传统宗教所信奉的神灵相区别，根据中国古典和儒家“最高莫若天，最尊莫若主”之句而称自己所信仰的神为“天主”，取意为“天地真主，主神主人亦主万物”，故称自己所信奉的宗教为天主教。

        天主教传入中国之后，天主教内部产生了所谓“礼仪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习俗。利玛窦认为，应该同意中国信徒保留祭祖和祭孔的传统习俗，而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和方济各会传教士则认为，祭祖、祭孔属于偶像崇拜，违反《圣经》规定，并派人到罗马教廷控告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康熙皇帝直接介入了礼仪之争，声明祭祖祭孔属于中国传统习俗，不属于宗教活动。

        然而到了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却无视中国皇帝的旨意，公然下令，禁止中国教徒举行祭祖、祭孔等活动，禁止把“上帝”和“天”作为“天主”的别称并派特使来华谈判；1706年，教皇特使铎罗在北京声称，他来华的使命就是要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康熙得知后大怒，派人将铎罗押往南京暂住，并下令驱逐反对中国礼仪的传教士，同时派使节前往罗马谈判，这就叫有礼有节。

        一年以后，铎罗无视康熙的旨意，在南京悍然宣布了教皇禁令，康熙闻讯后下令把铎罗押往澳门软禁并降旨称：“谕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之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可是，梵蒂冈很强硬，1715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再一次重申了教廷的禁令，声称违者以异端论处。康熙自然会大怒，下令拘捕所有传教士并禁止在中国传教。

        到了1719年，教皇不得不又派使团来北京谈判，康熙拒不接见并斥责说：“尔西洋人不解中国文字，如何妄议中国道理之是非”，“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于是康熙下令逐客。迫于形势，罗马教皇被迫让步，于1720年宣布“八项准许”，同意中国信徒举行非宗教性的中国礼仪。取得这场“礼仪之争”胜利的康熙也网开一面，下令只准许尊重中国礼仪的传教士居留中国，雍正即位后来得更彻底，索性强制推行“禁教”政策，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境内公开传教。

        关于这场争执，一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最终撤销了有关礼仪的一切禁令，为这场持续了300多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由此可见，所谓“礼仪之争”，完全是由于罗马教皇对中国的无知造成的，也证明天主教传教士的所作所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新中国成立后，梵蒂冈拒不承认并对中国内政进行粗暴干涉，反对中国天主教徒的爱国运动。谁知站起来了的中国人却和晚期的满清王朝和民国政府的一味退让和卑躬屈膝的做法完全不同，很干脆的驱逐了所有的外国传教士，走上了一条罗马教廷所不愿看见的独立自主的办教道路。因为今非昔比，最强大的美国人分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朝鲜和越南和中国人交过手，都没有取得胜利，也就让西方列强知道了“炮舰外交”已经不再奏效。

        近年来，梵蒂冈一再表示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但仍然与台湾省保持着“外交关系”；尤其严重的是2000年，梵蒂冈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将近代史上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120人封为“圣人”，自然会引起中国政府的极大愤慨。虽然，2001年约翰·保罗二世在有关利玛窦的研讨会上发表书面致辞，就教廷在历史上及近期对中国天主教会犯下的错误表示某种程度的歉意，但未就“封圣”事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伤害作出明确道歉；新教皇本笃十六世2007年在《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徒信》中依然坚持教廷才有权任命主教，但透露在提名主教的名单上教廷可以和中国内地能够达成协议。

        这又是一大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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