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22）

宜昌宗教面面观（22）

        二十二、西方宗教的强行进入

        有史学家对外来的宗教作过一个精辟的评论：“佛教进入中国是通过智慧传布，以中国人的思想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天主教进入中国是采用暴力和武力，再加上引诱！”这一点说得一针见血。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佛教是历朝历代中国封建君王提倡和允许的，而天主教和基督教则是近代强势西方国家用刺刀和枪炮强加在中国人思想上的文化冲击。

        天主教与佛教、伊斯兰教不同。佛教从一开始就和中国的道教、儒教“三教合一”，互联互通，所以很容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伊斯兰教从来就是“大分散，小集中”，以移民为主，组成自己自治的小社团，并不对外传教；而天主教来华的传教士，以传教为目的，因而与中国传统的思想、信仰、风俗、习惯直接发生冲突。

        明末清初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极力调和天主教的教义与儒学之间的矛盾，迎合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以打开传教的局面。可是那些所谓的正统传教士却无视中国国情，自然就会导致出现明朝万历年间的南京教案，而清朝康、雍、乾、嘉朝的数次大教案，以致最后判定天主教就是“邪教”，也是中西方思想差异而引起激烈冲突的表现。

        那一句“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耻辱之后得出的沉痛教训。天主教在清朝末年的强行进入，就是以西方列强的一系列侵华活动为背景。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国力式微的满清王朝，西方列强一再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国门，妄图瓜分中国；面对软弱无能的政府，各国的传教士则仗着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的庇护，纷至沓来，形成了大规模的传教运动。

        自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规定“还堂”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妄指庙宇、会馆、官衙和民宅为旧置教产，逼令归还；同时利用满清政府同意的“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特权，霸占公产，强买民田，硬立契约，逼令捐献，致使交涉案件不断发生；而传教士在各地传教时，常常以战胜者自居，干预地方政事，藐视地方官员，包揽诉讼，从人命案件到民间纠纷无不插手。少数教民依仗教会势力，也就横行乡里，甚至挟制官府，欺凌孤弱，泄忿报怨，因而民教争殴趋于激烈。民教纠纷一起，外国领事、传教士则不问是非曲直，一意曲庇教民、教士，即使有违清律，也百般为之开脱，而清朝官吏不敢得罪洋人，总是袒教抑民。于是就形成了“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的奇怪现象。

        那些传教士仗着军队支持深入内地，无视中国法律而任意行事，教堂建至穷乡僻壤，扬言要用天主教征服中国。封建士绅担心天主教的传播会引起“人心大变”，从而打乱现有的统治秩序，因此把天主教斥为异端邪教，极力维护封建礼教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那些传教士企图用西方价值观和习俗改变中国传统礼俗，反对敬祖、祀天，诋毁佛教和道教，干涉民间的传统活动，偏袒信教的教民，自然就会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所以经常会引起民教冲突。

        就和英国记者宓克曾指出的那样：“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传教一事，其谋始不臧，在以兵力强之使从，致中国国家，惭其臣庶。复因立约保教，此事愈为怨怒之媒，而耶稣教门，遂为举国所愤毒。”因为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引起中国各阶层的极大不安和愤恨，所以一旦有事，地方士绅就会积极发动和组织的反洋教的斗争，许多下层群众也积极参与，各地官方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应接不暇。在这种背景下，自1856年西林教案到1899年肥城教案，历时40余载，几乎年年有教案，处处有教案，在全国形成了由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对洋教的大规模运动。

        日薄西山的清政府一直采取扶教抑民的政策，在西方列强的恐吓下一直用武力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活动。1898年3月，清政府更是颁布了《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竟然承认天主教的主教相当于督抚，副主教、会长相当于司道，传教士相当于州县的政治地位。因此，民教矛盾愈趋尖锐，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情绪不断高涨。在义和拳、大刀会等组织和发动的反对洋教斗争的基础上，1900年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

        有史学家由此评价说：“满清政府就是被洋教颠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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