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47）

宜昌宗教面面观（47）

        四十七、超明的回忆（上）

        佛教中国化的成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范例，因为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重大，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人民生活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加之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促进了中国宗教的发展，实现了儒、道、佛的会通和互补，为中国人提供了多元的社会、人生观念和思维行为方式，所以无论怎么评价也不为过。例如佛教主张宽容，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像的佛联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这其实就是从道教的有容乃大：“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而清代的学士张英给他哥哥信中说的：“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也是同一个意思，这就是佛道儒“三教合一”的说明。

        当阳的玉泉寺名扬中外，可惜不在宜昌城区内。按照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统计，宜昌城内最著名的寺院有唐朝建的东山寺，次为东郊的慈云寺，此外还有报恩寺、白衣庵、姜家庙、水府庙、小峰寺等189所佛寺庙。而翻看宜昌历代志书，录有的佛寺难以计数，多半要么就是建毁年代不详，要么就是声称“多建或存于唐”。由此也可看出，东晋之后，宜昌境内的佛庙屡兴屡废、同时也屡毁屡建。和现在古佛寺住持根定法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的那样：“当时的大庙小庵，不计其数，可惜今多已湮灭无闻。”

        佛教的兴起与唐朝（公元618-907年）将佛教立为国教有直接关系，于是，唐朝早期与中期，宜昌城区内佛教鼎盛，仅“巴掌大”的宜昌老城区就有寺宇百余座，有些小庙就在小巷深处，有些寺院藏身于山岭之上；有些大庙香客“日过千记、月逾万人”之多；而有的小庵就在大户人家的院内。寺庙的兴衰命运向来与统治当局的喜好憎恨脱不了干系。后来的宋、元、明、清等各朝各代的或宣扬或打击，就使得宜昌的佛教虽多次遭到劫难，但仍然较为兴旺。

        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辑的《宜昌市文史资料》第一期上有超明1982年写的一篇《宜昌佛教的变迁》，详细的记录了当年宜昌主城区佛教庙宇的情况和抗战前后的巨大变化，还有解放后的一些情况。虽然多是寥寥数语，可比那些通志上的记录要生动得多、真实的多，也有趣得多，所以是研究宜昌佛教的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超明在那篇文章中自我介绍说：“我从当阳玉泉寺出家后，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来宜昌普济寺开期，1932年在古佛寺做当家。当时宜昌的佛家庙宇情况，虽然没有什么很著名的名山名寺，但比清朝时的“九宫十八庙”发展的不少，胜利人数也很多，有一些庙宇的香火还是很盛的，信佛敬神的善男信女也是很广泛的。其原因是宜昌几度是鸦片烟倾销的大本营，有些人的钱来得容易，也乐于花在信佛上。还有宜昌老门老户殷实户多，如陈、黄、王几大家，田地多，人口多，很信佛，有的全家皈依佛教，做佛事的也多。”

        按照他的回忆，抗战前，小小的宜昌城内共有寺庙19座，和尚100多人，经济来源少数庙有地租收入，大部分以赶经忏做佛事的收入为生活来源。还有施主们布施送钱；烧香敬神的人给的香钱；菩萨的生日做神会时的收资。有寺庵20座，比丘尼54人。生活来源除了菩萨的生日做神会时的收资，烧香敬神的人给的香钱，有钱富户的太太小姐的布施，还有少数种菜园的，少数尼庵收地租。所以各有各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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