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48）

宜昌宗教面面观（48）

        四十八、超明的回忆（下）

        正是因为超明的回忆，于是我们知道了建于明末、位于太平街的普济寺“原是道人住的，名药王宫，后来归于佛教，改名普济寺。”“常住和尚10多人，收租100多石，香火很盛，上香求签的人多。”于是我们知道了东门的火神庙“在发生火灾后，要打大醮，酬谢火神。”大南门城楼上的关圣楼“因供的关圣帝君，有些袍哥大爷常去敬香，还有上下柏木船停靠后，为了祈求航行安全，必到关圣楼烧香许愿或还愿。”

        我们知道了正在拆迁的献福路学院街小学正对面露出的那栋有些气魄的明清建筑就是原来的靖江宫：“两重殿供佛，当家和尚传惠，师徒三人”；南正下街的东岳庙的当家和尚觉性“文化很好，是书法名流”；汉景帝庙在大南门（外）正街；东门文星阁的“徒弟瑞能以后去沙市章华寺当方丈”；知道了小关庙在鼓楼街，城隍庙在人民路，怀远路（红星路）有一座圆觉寺，而那座位于南正上街、很有些名气的白衣庵居然“当时住的是和尚，共三人。”就不得不叫人大跌眼镜。

        宜昌的庵堂大多不是在江南的五龙、十里红，就是在西坝、葛洲坝，或者在近郊的杨岔路。城区里最好的可能是东门外的地藏庵：“是陈氏家庙，周围是蔬菜地，租给菜农种，收入很富裕。”跃进街（得胜街）的静修庵“庵内供观音，当家名心慧，共有七八人。香火很盛，是当时庵堂中最活跃的庙，经常做会，还设有念佛堂，堂内供一些有钱人家的已故老人的牌位，由比丘尼早晚念佛，施主每月给念佛费。”

        于是我们知道了北门外有烈女祠，太平街有观音庵和净佛庵，那间“有三重殿供佛像”、位于壕坑的三教堂不是洋人的而是属于尼姑的；于是我们知道了宜昌四中后操场边靠肖家巷围墙的那栋充当过校办工厂的古建筑原来叫华严寺，原来里面有师徒五个尼姑；于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宜昌城区有两个准提庵，一家在得胜街，师徒四人，另一家多了一个“古”字，师徒两人，居然就在笔者当年几乎天天经过的墨池巷，可就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超明这样写道：“1940年5月，日本侵略军向鄂西进犯，宜昌沦陷，绝大部分市民外逃。在沦陷的5年中，市区内很多条街道的房屋被拆除、焚毁、炸毁殆尽。仅仅老城区以内的天官牌坊（民主路）、二架牌坊、南正街、璞宝街、东岳庙街（南正下街）等几条街划为难民居住区，尚保存了一部分房屋。所有宜昌的庵堂寺庙，除难民区和河西的几座庙之外，也同样遭劫、毁坏尽了。僧尼有一部分外逃谋生，有的也拖死了。1945年9月日寇投降之后，宜昌光复，外逃的一些僧尼返回宜昌，但庙宇全毁。大难之后，经济元气大伤，加以物价不断上涨，老施主们亡故得多，难求布施或援助。僧尼只得搭盖偏棚或简陋房屋为栖身之所，供奉几尊佛像；恢复佛教活是困难重重。”

        按照他的回忆，抗战胜利、宜昌光复以后，宜昌能住和尚的庙宇只剩7座，而且是十分简陋的，和尚总共只有25人：“只有关圣楼（大南门）香火还比较好，其余靠赶经忏和做神会维持。”而庵堂还有18座，比丘尼43人。那些尼姑有的自种菜园，有的靠收地租，有的靠给神佛过生日、初一、十五敬神的人给一点香资；有的接了佛事，自己做不了，请其他寺院的首堂和尚来做。

        解放以后，在的宗教政策和新政府关于生产自救的精神指导下，1949年10月由古佛寺的超明发起开办了一家有十八个僧尼参加的僧伽棉织厂，也有地藏庵的宝云带头领导那些比丘尼成立了一家大雄织布厂，两厂在1954年合并的时候，共有三十多人参加生产，然后在1956年全市棉织手工业组成集体性质的宜昌棉织厂。另外有7个尼姑组成了腌菜生产组，还有一部分本来就是滥竽充数的僧尼还俗而去。1957年宜昌成立佛教协会筹备组的时候，超明和宝云都是其中的主要成员。

        超明在那那篇写于1982年的文章中最后说：“近来，佛教人员均已年老，人数也不多了，党关怀我们，组织我们住在一起，由政府照顾生活，安度晚年。”可写那篇文章的时候，那些原来佛教的头面人物不知道，佛教的第二个春天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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