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整体到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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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多少理论家一再表示抵拒,现代艺术无可掩饰地从各个方面显示出了自己的哲理品格。
1968年,法国龚古尔奖的获得者、著名作家彼埃尔·加斯卡在《论长篇小说》一文中指出:
简而言之,对于长篇小说来说,从研究心理的“怪事”过渡到人的哲理概念——处在他的时代的自然环境中的人的哲理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1986年,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对文艺理论和美学发表意见,再一次重复了他早已申述过的意见:
我以前讲过,在艺术里最高的层次是哲理性的艺术作品。
许多艺术理论家抵拒哲理来访的理由之一,是害怕它会涵盖一切层次,而他们的审美经验对它还比较陌生。其实,不管在哪一个时代,直到遥远的将来,艺术也不会以自己的最高层次推向全民,更不必担心有了最高层次就会取消了其他层次,因为没有其他层次也就无所谓最高层次。在当代,人们对哲理性艺术的呼吁和实验,是为了在我们原先过于单一的艺术领域增加一些层次,而不是用一种新的单一来取代旧的单一。
艺术理论家抵拒哲理来访的理由之二,是以为它会以一种教条式的逻辑形态或宣讲形态出现,而这种形态早已取厌于广大读者和观众。其实,这是一种以误解为前提的抵拒,包括着对19世纪以后的世界文艺史的模糊。哲理性强的作品大多是寡言的,甚至全然沉默不语。
艺术理论家抵拒哲理来访的理由之三,是断言中国观众不会自动去购买思考的艰辛。其实,这又是出于对思考的单一化理解。艺术的思考,不是哲学论文式的思考,不是智力游戏式的思考,而是意会,是神交,是顿悟,是心有所感而不必道之的那种境界。审美活动是人类自由的表征,艺术的思考是一种饱含着自由愉悦的思考。哲理性的艺术为这种自由和愉悦提供了一个契机,人们进入与否,进入深浅,都取决于自身的审美内驱力,而不必苦恼地承担义务
。
艺术哲理的本质,是在审美意义上对人生意蕴的整体性开发。
在遥远的古代,原始人也曾产生过浩茫混沌的整体感。后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展开,分工渐细,这种整体性就逐步消退,致使后来人类艺术气韵上反不如早期人类。
在大变革的时期,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阶段,人们要换一副全新的眼光来打量世界和人生,因此又会产生整体感和哲理性。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人类在各个学科领域快速推进,使得重新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世界,既具备了必要性,也具备了可能性。星系的秘密、地球的构造、物质的组成、时空的奥妙、生态的平衡……都被列入重新研究的范畴,而每一个问题都不是局部性的。在这样的时刻,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又体验到了早期人类空廓、天真的心态,萌发出对一切“常识问题”重新追根刨底的犟劲。这种势头,正是现代艺术呼唤整体性哲理的精神背景。呼唤自古至今的“整体性哲理”,其实也就是呼唤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天心”,或者说,呼唤足以统领大千世界、人性世界的“神性”
。
这种超越性精神探索的势头,在19世纪末已有多方面的成果。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就是这种势头的明显体现者。他以《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作品深刻地表现了当时社会中一个个重大问题,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但是,不少现实主义的文艺史家总是深表遗憾,认为他的这些优秀作品产生于中期,而前期、后期则因“象征主义”、“神秘主义”而逊色于史册。其实,这种评价很不公正。易卜生的前、中、后三期,实际上是他对生活的整体把握和局部把握的轮番试验。这种试验之所以犬牙交错,是因为时代交付给了他多种动力和多种可能。要整体地把握生活,必然有哲理追求,因而也就必然要采用象征手法
;整体把握总是难于穷尽的,因而又难免神秘和悲观。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理应给他的《布朗德》、《培尔·金特》、《野鸭》、《建筑师》、《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海达·高布乐》、《小艾友夫》等作品以更高的评价。这些作品对世界和人生作了整体探索,因而失去了某些痛快干脆的现实主义风致,但20世纪的后起艺术家们却愿意更多地汲取这些作品的艺术经验。总之,我们不能把世称“现代戏剧之父”的易卜生身上真正散发出来的现代意识,判为瑕疵。前些年,当《培尔·金特》在我国上演的时候,许多“谙熟”易卜生的戏剧家惊叹发现了“另一个易卜生”。易卜生处于两个时代、两种精神的交替期,因而像一切处于历史交替期的巨匠大师一样变成了两个易卜生。后面那个易卜生,就是因整体象征而抵达了哲理。
稍稍晚于易卜生的瑞典艺术大师斯特林堡,很不喜欢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但易卜生却仍然宣称:“他将比我更伟大!”斯特林堡被后来名重一时的尤金·奥尼尔称为“现代派中的现代派”,重要原因是他强化了易卜生对世界和人生的整体性探索。他写于1902年的《一出梦的戏剧》,可谓这种整体性探索的代表。
《一出梦的戏剧》有利于我们认识整体性探索的努力,不妨略作分析。它的情节主线是这样的:
天神的女儿站在云端往下俯视,对宇宙中最黑暗、最沉重的球体产生了兴趣,于是下凡入世,张着惊讶的眼睛处处察看。她看到一个昔日的芭蕾明星被情人遗弃,成了劳累的剧院看门人;她看到一个手捧玫瑰的军官在剧院门口苦等情人,已整整等了七年,玫瑰早已枯萎,衣衫褴褛不堪;她看到一个相貌丑陋、受尽磨难的穷律师,因体察民情而受人侮辱,她试着与他结婚,结果极不幸福,体会到人间的爱情既美好又痛苦,人间的婚姻既高贵又低贱;她看到农村中有一对普通的姐妹,妹妹到城里花天酒地,回乡时受尽欢迎,姐姐在家中辛苦操持,倒天天要去教堂忏悔;她看到舞会上一个相貌不佳的姑娘无人相邀,只能眼睁睁地望着意中人与别的姑娘跳舞和出游,但须臾之间,出游的一对幸运儿遭难沉海……一个诗人知道她是天神的女儿,请她带一份请愿书给天神,其中述说对人世的抱怨。天神的女儿深感生存是人间最大的痛苦,虽然她此时已做了妻子和母亲,不忍离别,但还是咬咬牙回归上苍。她走进一座城堡,在焚烧的烟焰中归天,城堡顶上开出一朵巨大的菊花。
这样一个作品,无疑是与传统的艺术观念颇相抵牾的了。它散漫怪诞,如梦幻,如寓言,没有一个凝炼的故事,没有一组集中的人物,洒洒落落,全然体现了艺术家要整体性地把握人类生活的宏大意图。他要表现的,不是哪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他要塑造的,不是哪一个具体的典型形象,他要把“宇宙间最黑暗的星球”全盘端起,他要站在凌驾人世的高度来俯瞰茫茫人世。于是,他锐意伸拓,不拘一格,贯串全剧的只有一种整体意向,那就是哲理性的困惑。
我们前面提到的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也有类似的特征,它以放逸的长卷,描画了培尔·金特这个浪子奇险的一生:流氓行径、山怪蛊惑、权位欲求、掮客生涯、占卜门道、豪华气派、精神错乱、年迈返乡、杂草庭园……直到最后与忠贞的妻子团聚,才真正恢复理智。如果说,斯特林堡《一出梦的戏剧》是从空间广度上达到整体把握的,那么,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则是从时间长度上获得了整体把握。斯特林堡意在囊括世界,易卜生意在囊括人生。对人生作出哲理性思索,也就凭借着这种整体囊括。
易卜生在自己的青年、老年时代偏向于整体哲理,而在中年时代偏向于社会问题,这个现象本身或许也具有象征意义。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类整体,童稚时代和历尽沧桑后的回归期常常能首尾相衔,对世界和人生的整体意义产生惊讶和回味,而中年时代则有清明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支撑着,沉湎在社会问题的海洋中,搏风斗浪,自以为勇,自以为乐。20世纪的人类,也许已经抵达历尽沧桑后的回归期,再让他们在审美领域认认真真地陷于具体屑小的人事波澜,已不太乐意。
易卜生、斯特林堡和其他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如梅特林克等人,在20世纪初期开启了哲理艺术的先河,但他们来不及构筑巍然大厦就溘然亡故。在20世纪品类繁多的艺术天地中,他们的追求并没有很快蔚成风气。因此,哲理的追求只作为艺术领域的一脉,时宽时窄、时深时浅。但它毕竟灌注了现代意识,因此,越到后来,它的响声越大,它的河床越宽,它的归附者越多。
我们不妨仍取几部有影响的电影来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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