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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4章 钟灵毓秀


  绍兴,简称“越”,古称越州,地处杭州湾南岸,东连宁波市,南临台州市和金华市,西接杭州市,北隔钱塘江与嘉兴市相望。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
绍兴历史悠长,新石器时代中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考古称小黄山文化),距今已有约9000年历史。
据史载:大禹治水告成,在绍兴境内茅山会集诸侯,计功行赏,死后葬于茅山,茅山因此更名为“会稽”。
春秋时期,於越民族以今绍兴一带为中心建立越国,成为春秋列国之一。
战国,越王勾践大败吴国,越国疆域拓展至江淮地区。至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楚威王兴兵败越,尽取故吴地并至浙江,越始“服朝于楚”。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定江南,降越君,以吴越地置会稽郡”。
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置十三刺史部,督察各郡,会稽郡受督于扬州刺史部。
东汉,永建四年(129),分会稽郡置吴郡,今钱塘江以南仍为会稽郡。
三国,会稽郡隶属于吴。
西晋,太康二年(281),以会稽地封于骠骑将军孙秀,以郡为国,称会稽国。
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复会稽郡,置东扬州。陈永定年间(557~559),会稽郡析山阴置会稽县。
隋朝,开皇九年(589),废会稽郡,改东扬州为吴州。大业三年(607),复为会稽郡。
唐朝,武德四年(621),改会稽郡为越州,置越州总管府,后改越州总管府为越州都督府,隶属于江南道。乾元元年(758),废越州中都督府,置浙江东道节度使驻越州,,号越州为东府。
北宋,熙宁七年(1074),设两浙东路驻越州。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驻跸越州,取”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意,下诏从建炎五年正月起改元绍兴,并升越州为绍兴府。
元朝,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改绍兴府为绍兴路。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复置绍兴府。
清朝,设浙江省,绍兴府隶属宁绍台道。宣统三年(1911),并山阴、会稽为绍兴县。
有个成语谓之钟灵毓秀,意为凝聚了天地间的灵气,孕育优秀人物。用这个成语来形容绍兴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
自古以来,留下的先贤和文人墨客的印迹可谓俯拾即是、斑驳可考。
治水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的传说,已经在这里物化为气势巍峨的大禹陵庙,供千百年来的人们瞻仰凭吊。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王勾践在这里的卧薪尝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在逆境中奋发。
还有与勾践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的美丽动人的西施姑娘,生于斯而葬于此。
报国无门的大诗人陆游,在这里的沈园邂逅初恋唐婉,写下缠缠绵绵的诗章——《钗头凤》。
唐代大诗人贺知章、《论衡》的著者王充、大器晚成的史学家章学诚、大书法家王羲之,在这里也都有故事留下。
至于近代,更谓名人辈出。
徐锡麟、秋瑾、陶成章(革命家,光复会创立者及领袖之一)、刘大白(诗人,文学史家,新诗开创者)、鲁迅、马寅初(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夏丏尊(文学家)、竺可桢(科学家和教育家、著名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范文澜(历史学家)、周.恩.来、朱自清(诗人、散文家)、俞平伯(诗人、作家、红学家)、钱三强(核物理学家、袁雪芬(戏剧泰斗)……
看这一长串荟萃的名人,绍兴被誉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罕有的群星璀璨之地实至名归。
在地理上背靠大陆,被深厚的大陆文明底蕴滋养,又濒临沿海地区,兼具开放的气息,毫无疑问,绍兴这种独特的地理坏境,使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思想的萌发地之一。
1868年1月11日,公认的“学界泰斗”、“一代宗师”的蔡元培蔡先生,就出生在这历史名城绍兴(时为绍兴府山阴县城笔飞弄)。
蔡元培的乳名原本叫阿培,进私塾读书后取名元培,字鹤卿,又改字仲申,别名鹤庼。后来,他自号为“民友”,原意是老百姓的朋友。这个名字还多少有点清高气,认为自己不同凡类。与民为友者,当然不自认为是“民”,而是亲近、影响、教化人民的人。或许,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怎么能叫“民友”呢?于是就改号为孑民。因此。很多人都尊重的称他为  “孑民先生”。
蔡元培生在一个世代经商之家,只是屡遭挫折,如蔡元培在他的“自述”中所说:“我家明末由诸暨迁至山阴,我祖先有营木材业者,因遭同行人嫉妒,被斧砍伤,受伤后遂不复理木材业。自此祖又两世,至我曾祖,行四。我曾祖之兄行三者,营绸缎业于广东,因偷关被捕,将处极刑,家中营救,罄其所有,免于一死。”
蔡元培的祖父经营典当业,是当地一家典当铺的经理。因行事公正,又善经营,遂致家业渐渐兴旺。其祖父生七子,蔡元培的父亲为长子;“三子好武,不知往终;居家六子,次子为绸缎庄经理,长、五、七子分别为钱庄经理,四子亦经营钱庄,只有六子读书”。
蔡元培有兄弟四人,姊妹三人,他是家里的老二。说来奇怪,他们兄弟姊妹,排行占单数的,长得像母亲,面椭圆、肤白皙;排行占双数的,却像父亲,方脸、肤黄。蔡元培排行老二,长得就像父亲的翻版。蔡元培的七个同胞兄妹中,后来有四个夭折,只有他和大哥、三弟活了下来,三人分别相差两岁。
长到6岁时,家境不错的蔡元培,就开始在自家延请教书先生开设的私塾中读书。
古代教育主流是儒家教育,儒家把教育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0岁到3岁,为“家学”时期,主要的任务是健康成长,还有基本生活常识和礼仪规范。
4岁到6岁,为蒙学时期。蒙学的主要任务有礼教和乐教两部分。
7岁到12岁,为学馆时期,主要任务是读经,也有习字、练武等活动。6岁以前一般不读经。读经要“详训诂、明句读”,是要详细解释的。
13岁到20岁,为官学时期,一般会去县学、府学继续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解经,也包括琴棋书画、诗词文赋、经史子集等内容。
而后21岁到35岁,这个时期学习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学习专业,如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卜数术、政治军事;还有一个任务,是行万里路、交游。这是古代教育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和阶段,也有为出仕做官做准备的。
36岁到70岁,则是古代读书人出仕做官时期。
清代地方的官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社学和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上或经济宽裕人家所办的学塾里。
蔡元培进入私塾之后,私塾老师周先生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读书之外还要练习写字和对对子。稍长一些,就开始读最基本的儒学经典,像“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周易》《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并学习写作八股文。
在私塾课堂上,体罚教育绝对是合理合法的。所谓“教不严,师之惰”“不打不成材”,调皮的孩子们在学塾里,被戒尺打手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那个年代的家长,是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遭到老师的打手心乃至于打屁股而找上门去评理的。反而认为这才是先生对自己孩子的悉心培养的表现,是尽职尽责地要培育好自己的下一代。往往会帮着先生说话,反过来训斥自己的孩子。
学生整天关在教室里熟读课文,死记硬背。学生如果不会背书,就会受到先生体罚——用戒板打手心。学生没有年级,原教科书教学完了,先生选购新教科书。学生对课文虽一知半解,但都能倒背如流。
蔡元培是聪明勤奋的孩子,但纵使资质再好,也逃不过被老师打手心的经历。而且重复犯错误会加倍责打手心。有一次,由于他背诵《易经》,连着错了很多次,被责打手心达百下。
蔡先生后来自嘲说:“这种不分贵贱贤愚、一概打而后教的教学手段,却也颇能培养学生的谦逊平等的精神。”
私塾里,老师是不会过多地解释课文,只是一味地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或许,这种学习方法的逻辑是:孩童时节,人记忆力强而理解能力弱,不管怎样先背下来,现在不懂,以后会懂的。
很多读书人,在以后的人生中,经典名句张嘴就来,这应该受惠于幼年的死记硬背。看来,什么事都不是一无是处。
年幼的蔡元培是个特别听话的孩子。不管懂不懂,就按先生的要求认真背诵,在课堂上既不东张西望,更不玩耍嬉戏,小小年纪就展露出一股从容安详的性格与气质。
这也造就了蔡元培读书,做事特别专注的性格。
一次,他独自在自家楼上读书。忽然楼下房宅着火,幸亏火势不大,家人都惊慌失措地呼叫着扑火。火很快就扑灭了,却唯独不见蔡元培,大家急忙上下四处寻找,才在楼上找到。发现蔡元培仍然安坐在楼上,口中念念有词地还在读书,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又一次,天快黑了,蔡元培的奶妈叫他和一起玩耍的小表叔下楼,奶妈先抱小表叔下楼,让蔡元培在楼梯口坐着等。谁知奶妈一忙别的事把这边的事忘了,几个小时后,奶妈突然想了起来,赶忙回来找蔡元培。只见他静静地坐在楼梯口,一步都没挪,也不哭不叫,平和的样子简直不像五六岁的孩子。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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