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7章 胡适与《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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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毕业之前,他在国内已经“暴得大名”。主要起因是1917年1月1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
《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陈主编的《青年杂志》。
该刊于915年 9月15日创刊﹐6期为一卷。第1卷名《青年杂志》。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怎么会在陈独秀的《新青年》发表这样的文章呢?
在民国初年,有一个组织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同乡会,以及遍布各地的同乡会馆。胡适和陈独秀都是安徽人,一个是安徽怀宁(今天的安庆)人,一个是安徽绩溪人。同乡是很容易建立起联系并相互帮衬的。
陈独秀在上海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原名),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名气,也没有稿源,基本都是陈独秀一个人在写,还有就是一些安徽同乡的读书人帮着一起写。可以说,《新青年》在创办初期是皖籍知识分子为主的同仁刊物。
胡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当时亚东图书馆经理、同为安徽人的汪孟邹介绍给陈独秀的。
当汪孟邹向陈独秀推荐自己的一位老乡,说他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此人聪明好学,小说文论俱佳时。
“你是说胡适么?”陈独秀脱口而出。
原来,陈独秀早就注意到了他的小老乡。此前,胡适曾把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还有,胡适也曾把都德的另一篇小说《柏林之围》,译为中文,发表在章太炎主办的《甲寅》杂志上。这两篇译文陈独秀都认真的读过了,而且不但对译文,对译者也印象深刻。
译文自可表达译者的观点和价值取向,《柏林之围》的译文在《甲寅》上发表后,章太炎曾给胡适写信,希望他能写一些政论方面的文章。胡适给章太炎回信表示自己学业忙而婉拒。但在回信中,胡适表达了通过翻译外国文学来改造祖国文学的思想。胡适的回信被章太炎刊登在了《甲寅》杂志上。
这封刊登在了《甲寅》的信陈独秀也看到了,并由此对胡适有了更多的关注。胡适的名字,第一次被别人所提及,是陈独秀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陈独秀大力向读者推荐胡适的《割地》和《柏林之围》两篇译作。
汪孟邹不知道这些,听了陈独秀的话感到奇怪,“你怎么知道?”
陈独秀说:“《甲寅》在日本曾收到一位留美青年的信,提出输入外国文明,要有明达君子的赞助,我印象极深。”
陈独秀说的就是上边提到的胡适给章太炎的回信
陈独秀忙让汪孟邹向胡适约稿,嘱托“言语写恳切些”。
于是陈独秀的《青年杂志》第一期出版后,汪孟邹就把它寄给了远在美国的胡适,并写信给胡适转达了陈独秀的约稿之意。
此后每次见面,陈独秀都要问汪孟邹:“你的美国老乡有消息吗?”
于是汪孟邹只好一再催促胡适,让他赶紧写东西寄来。
汪孟邹(1878~1953),和胡适同为安徽绩溪人。20岁中秀才。23岁进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在维新思想影响下,25岁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社,任经理。销售上海出版的新书新刊,兼营文具仪器。翌年,支持陈独秀出版的《安徽俗话报》半月刊,出23期。1913年到上海,独资创立亚东图书馆,任经理,十年后设立编辑所。他人极忠厚,和陈独秀、胡适、章太炎私交很深。
1916年2月,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提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这封信。这也是两人通信的开始。
收到胡适的来信,陈独秀非常高兴,更加期盼胡适的大作。
1916年夏,胡适把自己翻译的俄国作家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这是胡适给《新青年》撰稿的开端。从那以后,他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通信》和《藏晖室札记》等文章。
至于胡适怎么会想到要写《文学改良刍议》呢?
这当然也不是他的一时心血来潮,对于文言文的晦涩难懂,胡适早就心中有异,但还有直接的原因。
胡适做为公费留学,他每个月都会收到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寄来的支票。除了支票以外,信封里还有一张小传单,传单上写着“多种树,种树有益”,“废除汉字,改用字母”等宣传文字。这其实是当时在监督处工作的一位名叫钟文鳌的外国人,给这些留学生寄支票时夹带的“私货”。
对于这些传单,胡适平时都是一扔了之。但有一次,不知道是不是胡适心情不好,他收到传单后立马回了一张小纸条给对方,说:“像你这样既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文的人,最好闭起你的鸟嘴。”
然而,纸条寄出去以后,胡适很懊悔,觉得自己不应该对这样一位热心于中国事务的人如此不友好,同时也自责,做为一个中国人,自己没有为中国的文字和文学改良尽力。
此后,他便和之前康奈尔大学的校友、语言学家赵元任开始研究和讨论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等问题。
1915年,胡适写了一篇名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的文章,提出中国的文言文是半死的语言。比如他举例说,文言称“犬”,而人们口语早已称“狗”;文言“乘马”,而白话是“骑马”。
1915年胡适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大以后,又经常和任鸿隽、梅光迪等人辩论白话诗的问题,提出“作诗如作文”的思想,决定不再写旧诗,而专用平白易懂的白话写诗,这也就是后来《尝试集》的由来。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更有陈独秀的影响。在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陈独秀发表了胡适8月份从美国写给他的信,在这封通信中,胡适初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
所谓八项主张,就是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到的文学革命要从八事入手:
“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讲欲字欲语,五曰须讲文法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呻.吟,七曰不慕仿古人,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陈独秀对胡适的这八项主张大为赞许,回信要求胡适做更进一步的阐述,这就有了后来的《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收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一口气读完,异常兴奋,仿佛找到了知音。他以前和人议论施耐庵、曹雪芹的价值,远远高于散文家归有光、姚鼐,别人总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胡适也是这个观点,这不是找到了知音?
编好《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又写了读后感:“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见其成,则大幸也!”
在1917年2月份的《新青年》上,陈独秀作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在急先锋胡适写出《文学改良刍议》后,他唱和胡适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陈独秀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在文章结尾,陈独秀疾呼:“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胡适和陈独秀未必能够想到,《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白话文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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