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在中医学会一晃就是四五年，我结了婚，生了个男孩，就这点变化。

                  妻子董柳是在市卫生系统的联欢会上认识的。那天在市青年宫举行的联欢会，有好几百人参加。首先是马厅长讲了话，接着是市局的梁局长，然后表演节目，跳舞。没想到卫生系统有这么多漂亮姑娘，男青年却偏少。我跟好几个漂亮姑娘跳了舞，好久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在人丛中我看到了屈文琴，她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们交换了一个注目礼。从她的眼神中我读出了一种意味，难道我这么走过去邀她跳一支舞，就覆水能收？我怕自己领会错了，再似乎是不经意地望过去，还是那一种眼光。我没有找到读懂的感觉。我体会一下自己的心情，也并没有走过去的冲动，再瞟一眼那目光越发暧昧起来。等我跟几个姑娘跳了舞，那目光中的意味就完全消失了。我觉得老要交换注目礼挺别扭的，就在下一支舞曲终了的时候，坐到舞厅的另一端去了。这样我注意到了董柳，她就坐在我身边。有两支舞曲没人邀她，我就替她感到紧张，好好的一个姑娘，安安静静的，怎么被冷落了？她那安静的神态让我心中动了一动。也许今天漂亮姑娘太多，一个个都装饰得色彩飞扬，这姑娘她吧，似乎没有刻意打扮，就被忽略了。我带着同情心邀她跳舞，我感到自己有这种责任。她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马上站了起来说：“我，我不太会跳。”她这种神态点燃了我的一种感觉。别的女孩子你去邀她，她还要装作犹豫一下，慢吞吞站起来，让你站在那里等着来证明她的价值。眼前这个女孩让我感到了淳朴，丝毫没有自恋性的骄傲。我说：“会不会走路，会走路就会跳舞。”其实她跳得还可以，我说：“是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吗？”她羞羞地一笑说：“别拿我开玩笑好吗？”我们一连跳了几曲，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放弃了与那些色彩飞扬的姑娘跳的机会，似乎是对那种带有夸张意味的刻意装束有了一点反感。比起那些姑娘由装着传达出来的极度自信，我更欣赏眼前这个姑娘的含蓄。谈话中我知道了她叫董柳，从卫校毕业已经四年，在市五医院当护士。跳着舞我看见屈文琴在和马厅长讲话，接下来又跳舞，我马上庆幸自己刚才没有走过去邀她。人还是那个人，不能幻想她会有所改变。舞会结束的时候，我招招手对董柳说了声“再见”，就离开了。

                  回到宿舍我老是想着董柳的事，想向自己问一个为什么时，却说不出道理，心里有个鬼在蹲着似的。说起来她比许小曼就差得太远了，也比不上屈文琴，难道我池大为越找越往下了吗？我对自己服不下这口气，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就不去想这件事。可过几天回过头来一种感受还是挂在心中的那一个地方。想来想去只有一种解答，那就是她那种毫不做作的朴质触动了我，不像其它姑娘，给人一种自己是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人物的感觉。我想着是不是要去市五医院去找她，至少问一问她是不是还处于挂单状态吧。联欢会上那么多漂亮姑娘，为什么我偏对她产生了心灵感应？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在逃避，你害怕挑战，你心虚了，气短了。”我明白自己在往没有挑战性的方向走，我犹豫了。

                  最后我还是下决心给董柳写了一封信，约她到天都公园门口见面，管她有没有男朋友呢。我不要什么道理，什么条件，想写就是最大的道理，把为什么问过来的问过去，自己也给问糊涂了。那天我吃了晚饭就去了，在路上想着她会不会也像屈文琴一样，晚来十几分钟，在心理上争取一个主动？虽说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愿理解，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教我失望。我在七点半准时到在公园门口，正想找个好位置等一会，就听见有人叫我，是她。我说：“你已经来了？”她说：“你说七点半，我怕迟到了，就提前来了。”我心中一热说：“你真准时啊。”她奇怪地望我一眼说：“你自己说的七点半，我都来好一会了。”我说：“好，好。”又说：“你来了应该找个地方躲起来，看我等得不耐烦了走过来走过去的，你再出来，喘着气告诉我说路上堵车了。”她羞羞一笑说：“不想那样。”我说：“好，好。”我要去买门票。她说：“我来早了，就买好了。”我笑了用电影中的口气说：“你，大大的好，架子的没有。”她说：“不想那样。”就进了公园。在公园里有两个小孩追着玩，前面一个回头望着后面追的人，一头撞在她身上，她马上扶住了说：“小心，小心，会摔着的。”孩子笑着跑开了。我看着心里很温暖，想起有一次跟屈文琴搭公共汽车，一个乡下女人担着一担鸡和蛋，售票员不让上车，她拼命挤上来了，担子碰着了屈文琴，她大叫一声“小心点”。售票员要那女人买两张票，她不肯，屈文琴说：“占了这么多地方就要买这么多票。”我碰她一下，她才没说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有点太公式化了，我甚至觉得事情的展开太顺利太平淡，没有阻力就无法使感情的力度得到充分的表现和证实。董柳太相信我，我说什么都是真的对的，这简直使我对她产生一种怜悯以至忧虑。如果不是碰上我而是碰上一个玩心眼的人，那她会是什么命运，还不哄得她一愣一愣的？有一次我对她说：“说真的你猜我读过研究生没有？”她说：“读过。”我说：“说真的我在北京漂了几年，混不下去了，就冒充研究生回来了。”她说：“读过。”我说：“你也没检查我的档案，我现在跟你说真的，我那几年在打流。”她说：“读过。就算没读过也不要紧，但是你读过。”我说：“亏你碰了我，碰了别人就给骗去了。”她说：“我一个小护士，他骗我干什么？”我笑了说：“骗你干什么？骗不了你的钱骗你的人，骗不了你的人骗你的感情。”她望着我说：“我就那么不会看人？”这倒使我觉得非得跟她好下去不可，不然她跌到坏人手里花花公子手里怎么办？我说：“将来我们没有房子你可别怪我。”她说：“这不是有一间吗？已经很好了，我们现在还跟做学生差不多，四个人一间也过来了。”我说：“那你准备跑路，每天来回就是两个多小时。”她说：“闲着也闲着了。”我说：“我这个人不喜欢当官，对权力一点感觉都没有。”她说：“当老百姓的总是多数。”我把自己担忧的事说出来，对她都不是个问题，我索性说：“真的到那天呢，别人都要搞个车队去接亲，还要花车，再摆几十桌，我们就算了。”她说：“你说算了就算了，你买一套红衣服给我穿，我要你买的。”我说：“这么说就没有障碍了，你今晚别回去算了，反正现在新娘子一百个有九十九个是旧娘子，我们也不能免俗。”她说：“那不行，我就愿意做那百分之一。”我说：“昨天我填登记表，在职务那一栏填了科员，括号，享受科级待遇，在婚否那一栏填了未婚，括号，享受已婚待遇。”她抿着嘴笑，连连摇头，表示不信。那天去登记了，她说：“我这一辈子就归你了，你不变心就好。”她催我去买红衣服，我们就上街去了。她还舍不得买太好的，我觉得太委屈了她，一辈子也没让她当一天的主角。我说：“我现在只有这么大的能力，欠了你的，有一天我会还你的，你相信我。”我说着不知为什么直想哭，眼泪都流了下来。她掏出手绢帮我擦泪说：“怎么了你怎么了呢？这么多人，怪不好意思的。”说着她自己也哭了起来，用衣袖遮了眼，跑到一个角落对着墙壁呜呜地哭，一边说：“哭什么，哭什么，要高兴才对，其实我心里很高兴，很高兴的。”

                  董柳把一口箱子从医院提过来，再买了几件家具，双方在各自单位发了几十包糖，就结了婚了。搬来的那天董柳说：“我本来不想找个学医的，他们把人都看成了细胞，太没有意思了。”我说：“学中医的还是把人看成一个整体，不把人分解了来看。”新婚的感受真不知怎样描述，一会觉得很有激情，一会又觉得就这么回事。倒是董柳有一次在事后说：“我怎么早几年没碰到你？”我搞来一张旧书桌放在门外，摆上油盐酱醋，又一把刀一张砧板，再用砖头垫着搁上藕煤炉，有模有样地过起了日子。董柳似乎很满足，到底是女人。我呢，找了很多中医典籍来看，好久没有认真看过书了。一天到晚也没有什么事来找我，也没有什么人来找我，我觉得自己像个现代隐士。我在报上读到一条消息，梅少平放弃了省文联**的位子，离开了省城，到当年当知青的乡下隐居去了。这条消息给了我一种信心，人家那才叫做境界呢。纷纷扰扰的世界在我看去是空空荡荡，地老天荒。这样我心中更加平静，跟他不同的只是我隐居在城市罢了。虽没有结庐山野，又没有独钓寒江，可心中没有挂碍，恬然安然怡然，有那么点大隐隐于市的感觉，也算活出了一点境界。

                  我在中医学会的感觉其实比在厅办公室好。上班可以看书，出去一两个小时也没关系，没有什么事在等着，更不会有人等你一出办公室就提着你的名字叫得天下都知道。如果不是带有惩罚性质，我倒要感谢提出这个建议的人。

                  坐在我对面的尹玉娥三十多岁，是照顾夫妻关系从县里调来的，她丈夫是计财处的彭副处长。她眉描得细细的一线，涂着口红，扑了面霜。我怎么看怎么别扭，可她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我上班第一天她说：“怎么到我们这个鸟不屙屎的地方来？”我说：“鸟不屙屎，静得好，鸟不来吵，人更不来吵。”她说：“我还是很欢迎你的，小廖调走了，有时候我守庙样的守一天，口都闭臭了，养老倒是一个好地方，年轻人只想冲锋陷阵，怎么坐得住？厅里对你也太不公平了，才几个研究生？你得罪谁了？”我说：“我得罪谁了，你告诉我。”她说：“其实谁都知道你得罪谁了。别人舔舔都来不及，你还冲上去惹？”她这么一说，我感到了一点亲近，又想到她丈夫跟马厅长可能有那么一点不对劲的地方。

                  厅里的事尹玉娥她都知道，谁快下文任职免职了，谁跟谁是什么关系，她都知道。我来厅里这么久，见了谁的面都点点头，可点头与点头之间的差别，说着同一句问候的话的语感，还有眼神的不同，我没深切体念过。可她就有研究，她要是有文凭，那又是一个人物。她经常对我说说厅里的人事，我想不想听都得听着。她每次说完又叮嘱我别出去说，她说：“传出去了那是你自己知道的。”我说：“那你就别告诉我，不然从哪里传出去了，还以为我是罪魁祸首。”她似乎不懂我的意思，也许是克制不住说的冲动，说：“对别人很多话我也不会说，是不是？你吧，你是例外，是不是？”

                  尹玉娥爱唠叨吧，可没有压力，这跟丁小槐不同。我爱听就听，不爱听吧，就到图书室去看书，或者找晏之鹤下一两盘棋。精力过剩就借了棋谱来钻研棋艺，不久便大有长进。俗事都已放下，欲念不甚强烈，天下已经渺远，这样时间过得飞快。看着厅里许多人围绕着权位时时盘算日日焦虑，觉得非常可笑。我以看表演的眼光看那些人，这是一些没有时间观念的人，他们把鼻子前的那点东西，那点转瞬即逝的东西看得太重了，不能放开眼光往远处看。就算是占了一点小便宜吧，也只是脸盆里的风暴，是一粒芝麻，是臭虫放的一个屁。一个人，他能老是琢磨着那个臭虫屁吗？好几次我用同样的问题去问别人：“马厅长前面是谁当厅长？”大家都知道是施厅长。施厅长前面呢？就没有人知道曾有过一个聂厅长了。聂厅长前面，连我也不知道了。聂厅长已经作古，想当年他也风光过的，还不是世事如烟？时间使一切重大的事件都变得意义暧昧。这使我感到非常欣慰，看他们那一群俗人，每天就动些小脑筋，搞些小动作，撑破了天当个处长厅长，也逃不脱随风飘逝的命运。那么察颜观色低三下四拉拉扯扯，值得？想到那些为了某种坚守，生前受尽磨难而在时间之中永垂不朽的人，他们才令人口服心服呢。又把他们的书找来重读，越发觉得博大精深韵味无穷，这样我感到了一种登高临远的安宁。我又何必盯着自己的鼻子尖，碌碌于身边的琐事？我要展开心境，看一看天边的风景，想一想远处的事情。

                  这天下午我到图书室看书，晏之鹤等他的棋友没来，就对我说：“小池来一盘？”我说：“上班时间我到底不敢下，别人看见了又记我一条，厅里的自由人也就是您了。”他说：“那我等等，我今天是棋瘾上来了。”快下班的时候他已经把棋摆好，说：“来来来。”小赵交待我们去时关门，就走了。第一盘他输了说：“先让你一盘，调动一下情绪，不然你以后不敢跟我下了。”第二盘他赢了说：“来个三打二胜。”我说：“我老婆还等着我呢，算你赢了，你赢了。”他说：“赢怎么能算，你送我一个精神胜利，我不领情。”又下一盘，我故意走了一步臭棋，他赢了说：“小伙子，第一盘开局你当头炮占了先，你以为老一套总是灵？你犯教条主义了。”这以后他棋瘾来了，晚上在楼下喊我到他家去下。我说：“晚上下个一两盘还是可以的，下午可不敢下，我可不敢犯自由主义。”他说：“那好，不耽误你的前程。把下午那两盘移到晚上，晚上就多来几盘。”

                  晏之鹤连个科长都不是，又那么一把年龄了。我真不知怎么叫他。总不能叫他“老晏”，更不能提着名字叫，叫晏老师，也很别扭，厅里没有这个习惯。从这里我看到了没有职位的尴尬。最后我决定了叫他“晏公”，幸亏中国词汇丰富，各种细微差别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名号，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么叫了几次他似应非应，我感到了不对劲，我们毕竟不是同辈的人。有次他下赢了说：“小池你下象棋还要学。”我说：“那就称你老师，以后多指导。”这个称号他马上就接受了。

                  有天晚上下着棋晏老师突然说：“看你跟别人还是有点不同。”我说：“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他说：“你对以后有什么想法？”我说：“想法就是学您晏老师做个自由人，不看张三李四的脸色，不向王五赵六倾诉委屈，挺起来也是一条汉子。”他移动了棋步说：“差矣，我是过了气的人，倒退二十年还是要干一番事业的。”我说：“我倒是很羡慕你，活着潇洒。”他说：“差矣，你羡慕我，证明我们还是气味相投，算个忘年交，但厅里哪有第二个人羡慕我？我有一点自由，那是点小自由，我什么都不要，无欲则刚，别人拿我也无法，领导还真怕我这种什么都不要的人。真正把东西一把抓在手里了那才是大自由，东西，明白吗？”他把五指张开，又紧紧握住，举了上去。我也把拳头捏紧了说：“就是那东西，有了它就什么都有了。”他说：“人生在世，就是跟世界打交道，口说无凭，都是泡沫，有东西才是真的。”说着他又把拳头捏一捏，“我女儿去年医学院毕业分到郊区去了，我想把她调回来，手里没东西。我手里有东西也不至于到这一步，我有自由？愧为人父呢，弱国无外交呀！你看我住的房子，厅里像我五十大几的人，有几个住两室一厅，我有自由？有了小自由，丢了大自由，大自由要付出小自由的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说：“晏老师您说的我也想过那么一想，但那等于要一个人把自己的根拔了重新做人，怎么可能？一种血在他的血管里都流了有几十年了。”他说：“你刚从学校毕业，血性未凉，书生意气，反过来说是教条主义严重，守着几条原则以为是真的。殊不知人间真实从来不从原则出发，利害才是真的，原则只是一种装饰，一种说法。这样都几千几万年了，不会因谁而改变。”我说：“照您这么说，丁小槐倒是对的，错的是我？”他轻轻一笑说：“话看怎么说。”我说：“我也不傻，我就是做不到，我拼命扭也扭不曲自己。什么都没有很痛苦，可要想什么都有还得装出一副嘴脸，那更痛苦。看丁小槐跟领导走路的样子，侧着身子走，头扭着跟一株向日葵似的，看了要把眼珠子挖了才好。”晏老师说：“这也是一种想法吧。”

                  晏老师的话给了我一种刺激，一种提醒。我能不能总是这样下去？我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董柳也没有异议。可是我心中的平静还是被打破了，深心燃起了一种欲求。正在我打算把这个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时，我偶然翻到了一位我喜欢的散文家的文章，他指出现代人的欲望都被扭曲了，这是商业文化的误导，也是商人们为了赚钱设置的一个陷井，引诱人们去追求那些多余的东西。殷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他也只有一只普通的胃，秦始皇筑阿房宫为室，他也只有五尺之躯，而理想的人生，应该是审美的人生。读到这些话我心有所动，再去读古人的书，真惭愧自己根基太浅定力太差，几句话就把欲望煽了起来，与先贤们真不能比啊。我又平静了下来，有一种双脚踩在结结实实的地面的沉稳感。

                  以后我跟晏老师光是下棋，不再继续那天的话题，他也不说。我回避着，那太伤我的自尊心了。渐渐地我下象棋也有了瘾，哪天不杀几盘心里就憋得慌。好在董柳很开通，晚上出去也不拦着我，自己守着那部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把爱情连续剧永远地看下去。我在厅里没有什么发展，她也从无怨言，她说：“我知道你这个人的毛病，太敏感了，这样安安静静过日子也好。”有了这点理解，我放宽了心，理解万岁。我觉得作为妻子，再也没有比理解更大的优点了。同时我也明白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青春的冲动已经渺远，剩下可以自我安慰的，就是自己还可以守着那一份清高，做一个人。

                  董柳专注于自己的日子，对其它事情没有兴趣，她不下棋不打牌，不串门不聚会，在家里就是呆得住。结婚以后，我就成了她关注的焦点。她早出晚归，每天早早起来，把早餐做好。每天买什么菜，买多少，她都写在台历前一天那一页上，我中午下了班，撕下那一页，放在菜蓝里，到菜场去买菜，买好了她晚上回来做。我说：“简单点算了，图个省心。”她不同意说：“那你活着干什么呢？”我随她去，反正不用我操心。董柳说：“你吃了这么几年食堂，太委屈了，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前几年的委屈补回来。”我说：“吃食堂也没有那么可怕，下地狱呀！”她不高兴说：“我闻着食堂里的菜气就反胃，你说好你一个人吃去，晚上我做一个人的饭。”晚上她把饭菜做得特别精细，可以在楼道里忙上一两个小时，然后端上来说：“尝一尝吧，小炒肉丝，食堂里吃过没有？”我说好吃，她说：“你说真的还是假的？”不等我回答又说：“说假的也没关系，把假的说上几十年，就等于是真的。”她最大的希望就是想有一间自己的厨房，经常说：“那多好啊，那多好啊。”好像那想象中的厨房就是共产主义似的。有一次她从水房里洗碗出来，又提着一桶水，在楼道里跟邻居碰了一下，碗打了水泼了一身。邻居说了她几句，她也没回嘴。回到房里她低着头抹眼泪。我说：“她不讲道理你别理她。”她还是抹泪，弄了半天才知道她主要是心疼那几只碗。我说：“算什么呢，会有的，厨房会有的，厕所也会有的，一切会好起来的。”她温顺地点点头说：“是真的吗？”我感到惭愧，口里说：“怎么不真？”又安慰她说：“别人小孩都几岁了，还住在这里。”又疑心说这些话主要是为了安慰自己。

                  董柳特别爱卫生，好几次说：“谁设计的，把厕所跟接水洗碗放在一起，把我的碗也熏臭了。”经常提了桶子去冲厕所。她愿意当家，就让她当家，我的工资一百七十八块，加上她一百二十三，当这点钱的家她也有极大的兴趣。每个月发了工资，我拿十元零用，其余都交给她。她用一个活期存折把钱存了，十块钱去取一次，二十块钱也去取一次。我说：“也不怕把自己和银行里的人烦死了。”她说：“我闲着也闲了，有利息呀。”婚后第一次过年，她说：“我以你的名义给家里寄点钱好吗？”她爸爸是乡间邮递员，妈妈没有工作。我说：“你寄，别问我。”她问我寄多少，我说：“那由你决定。”第二天她从邮局拿了汇款单回来要我填，我说：“还绕这么大的弯，你寄了就完了。”她说：“你填他们就相信是你寄的。”填好了地址我说：“写多少钱？”她说：“三十块钱好吗？”我说：“三十块钱能干什么，写六十吧。”她抓住我握笔的手，把存折从一双袜子里掏出来看了看，又想了一想说：“那就写四十。”我写了五十。她说：“那我们过年就节约一点，别像别人过那么肥的年。”

                  董柳的工作就是给人打针，我去看过几次，她一直坐在那里，整天就那么几个动作。她的动作特别准确到位，我没有看到过要重来一次的。有个老太太是长期病号，血管脆了，打针免不了要重来，但董柳接手以后就从来没重来过。老太太管她叫“董一针”，这个称呼在医院传开了，可别的护士还是叫她“董柳”，倒是不少医生叫她“董一针”。我问她整天那么重复烦不烦，她说：“不烦。”我说：“毛**一天到晚批文件，你一天到晚打针，两个人都是一天到晚做一件事。”跟董柳在一起吧，她从来不去想那些抽象的问题，这使我有点遗憾，没读过大学，毕竟还是不一样。我关注意义甚于关注生活，她关注生活甚于关注意义，不一样。有几次我对她说人应该追求意义的道理，她反问我：“追求意义又有什么意义？”她把我给问住了。我说：“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只能沉默。”她说：“人何必跟自己过不去？”我说：“只有跟自己过不去的人才时真正的人。”有一次她们医院组织到大叶山去玩，我作为家属也去了。晚上住在山上，春天里山风很大，我和她坐在大树下，她说冷，我搂紧了她说：“你看天上的星星。”她说：“看见了，星星。”我说：“它们挂在那里都有几十亿年了，人才能活几十年，还没有几十亿秒呢。想着一个人能活几十年还觉得有那么长，可再一想只有两万多天，像我还活掉一万多天了，你想想吧，好恐怖啊。”她说：“我不想。”我说：“一个人想想星星，再想想自己，他就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了。”她说：“我不想星星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就是池大为他的妻子这么回事。”我说：“董柳你什么东西都是实打实去想，还算半个知识分子呢。”她跳起来扯了我的耳朵说：“是不是嫌我没文化，你说！”我说：“再扯就扯断了！”她松了手说：“想星星管什么用，你告诉我。”我仍旧搂了她说：“一个人总得想一些对自己没用的事情，不然怎么叫人呢？”她说：“听不懂！”又说：“要我去想星星我还不如想一想厨房的事，想星星管什么。”我说：“这也是人生真谛。”她说：“知道了吧。”躺在我怀中不再说话。我在山风中望着星星一闪一闪地跳，望了很久。仰望浩渺的星空，一个人可以得到心灵的平静。为生活中那点琐琐碎碎庸庸碌碌的东西焦虑，惶惶然，那值得吗，有意义吗？在星空下我越发坚信，有一个需要用心去感受却难以说明的灵魂的空间真实地存在着，那个空间与世俗世界不同，价值不同，原则不同，眼光不同，一切都不同。在那里，世俗世界的一切都无需来作比方，那完全是另外一种境界。望着星空我有了一种大气，它使我有力量去做一个踏雪无痕履水无迹的忍者。心灵的平静是一种至高的价值，这是圣者之圣，忍者之忍，在不经意之中，已经沟通了无限。

                  董柳她唯一的爱好是逛商场，不一定要买，那么空逛着也很满足。有一天她回来说，看中了一件外套，浅蓝的面料，底边镶了淡黄的花，又衬了内胆，手感也很柔和。她比划了半天，我说：“那么好你买回来。”她说：“还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呢，我一个人喜欢有什么用？”我说：“你喜欢我就喜欢。”她扑上来抱着我的脖子亲我一下，又堵着我耳根悄声说：“要七十五块钱。”我说：“七十五就七十五，又不是两百。”她寻出存折来看了好一会说：“还是算了，我一辈子都没穿过这么贵的衣服。”第二天又说起那件衣服，要拖了我去看。我说：“你把钱带上。”她说：“先看看吧。”看她穿了果然不错，有一种高贵的神采。我眼前一亮说：“这才像个新娘子呢。”她说：“那我一跺脚就买了！可惜今天没带钱。”回去的路上一直跟我讨论这件事，到睡觉时还在说，从被子里伸出手来摸到存折来看，口中喃喃不知在念什么，然后说：“下个月买，下个月我就不犹豫了。”我说：“想买就买，对自己也不要太小气了。”她说：“小气是我的权利。”我说：“也是你的专利。”她说：“我愿意小气我自己，我愿意。”

                  后来我把外套的事忘了，董柳也不再提。这天我从商场经过，忽然想起，我跑到楼上去看，还在，而且，我心中跳了一下，降价了，只要四十九块了。晚上她回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谁知她淡淡地说：“算了。”我说：“你说了这个月买的，而且四十九块钱也不是一笔巨款。”她说：“说不定还有很多别的事要用钱呢。”我说：“你想凑一个整数买冰箱呢？”她说：“那说不定还有别的事。”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你自己想。”我说：“想不起来。”她说：“那是你没有心，有心就想得起。”我想想哪天是她的生日，哪天又是结婚纪念日，都不是。她手伸过来。手心贴紧了我的手心，我感到了一种湿润。她望着我，眼中有着异样的光彩。我心中一闪说：“难道，莫不是，可能，你有……”我一只手在她的腹部划出一道弧线。她先是低下了头羞涩地笑，又抬起来，微撅嘴唇露出骄傲的神色。我把她拖过来，在她胳膊上一轻一重地咬了几口，她痛得嗷嗷直叫，这声音刺激着我，我非得再咬几口才解渴啊。她说：“以后我们家就是三个人了，你的地位从第一降到第二，你别有失落感。”我说：“我还会跟自己的儿子争地位？跟别人我都懒得去争。”她说：“那你怎么就知道是个儿子？”我说：“我想着就是。”以后她每天起床睡觉之前都拍一拍床沿，说这是她老家的习俗，一直拍下去就会生儿子。我说：“亏你还是个学医的，在那一瞬间就定下来了。”可她还那么拍下去。

                  过了两个月，董柳的身子一天天显形起来。我想她拖着这个身子每天挤车上下班，可怎么行？万一把孩子挤掉了，那可是一条命啊。往深里一想我就不寒而栗。我把自己的担心跟董柳讲了，她说：“我还没有那么娇贵吧。”这时我听到一个消息，丁小槐的妻子原是在一个县农机公司开票的，现在调到省人民医院来了。这使我的心里悠地荡了一下，要是能把董柳调到这边来就好，上班十分钟就走到了，省了多少时间精力啊。这个脑筋迟早要动的，现在正好有个现成的理由。我把这件事想了几天，不知要去找谁才好。要去求别人办事，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还没行动呢，自己就在心里把自己堵死了。到领导家敲门？那张门可真的不容易进啊，要有把自己踩到淤泥里去的勇气才行，我有吗？这天我看到马厅长往办公楼去，我心中一动，想着事情过去都一年多了，他还会不高兴？我绕了一个圈，迎着他走过去，装作是偶然碰到，站住了，叫了声“马厅长”，脸上的笑也堆起来。马厅长叫声“小池”，停住了。他显然注意到了我的表情有些特别，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在他的目光中读到了一种淡漠，就像有一种神奇的机器在身上一抽把勇气都抽走了。就在我犹豫的一刹那，马厅长点点头就过去了。我全身发热，额头上的汗一颗颗暴了出来，用一根指头一抹，一串汗珠成一条线地坠了下去。幸亏我还没有把这种想法跟董柳说过，不然怎么去面对她。又拖了几天，问题还是搁在那里没有解决。这天董柳回来说：“今天回来，下车被别人挤下来，差点摔了一跤。”我听着心里急得发痛，逼着自己非得试一试不可，这可不是什么小事，试了不成吧，我也对自己有个交待。

                  好几天我心里想着这件事，董柳问我什么事不高兴，我说：“不知怎么不高兴它自己就来了，跟个蚊子似的嗡嗡叮着你，赶也赶不走。”这天中午我提了篮子去买菜，看见一个人在卖花。我看着一盆花很好看，随口说道：“这是什么？”那人说：“箭兰。”我说：“多少钱一盆？”他说：“你真想要假想要，真想要就三十五块算了。”我说：“三十五？讲错了吧！”他说：“名贵花卉，比利时的品种，这两年才传过来的。你看这支箭冲上来，笔挺的呢。”我说：“十块钱还差不多。”说着我要走，那人连忙招手说：“慢点走，再看看这支箭，笔挺的呢。我也退一步，十五块钱算了，名贵花卉，说十块钱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呢？十块钱就算对得起我，对不起这盆花。”我说：“没带那么多钱。”就离开了。那人见我真走了又在后面喊：“拿去拿去，货到地头死，贴了血本也要出手。”我把那盘花放在篮子里，越看越喜欢。到家里我放在窗台上，又浇了水，心想：“可能真的是名贵花卉呢，名贵花卉也可以大幅杀价的呢。”看着那盆花我心中忽地一跳，名贵花卉都可以杀价，我自己总算不上什么名贵花卉，我怎么就不能杀一杀自己？把自己看成名贵花卉，那合适吗？就算是的吧，也不能说就不能杀那么一杀。像那个卖花人一样，生意成了就是目的，就是一切。这样我下了决心，把厅里的领导逐个想一遍，想起孙副厅长孙之华碰了我还算热情，就找他试一试？再怎么说董柳总比丁小槐的妻子强吧。有一次我陪她值夜班，住院部有个婴儿输液，两个护士连扎四针都没成功，就到急诊室这边把董柳叫去了。婴儿的父母正大发脾气，吵着要找院长。董柳一针就成功了。我打算在见了孙副厅长的时候，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这一点都没吹的。

                  第二天上班我就去找孙副厅长，到了办公室门口，想推门进去，又不知里面有没有人，有人就不好开口。我退到楼道口望着，想着如果有人，说完事也就出来了。正等着下面有人上来，我马上就往下走。上来的人是丁小槐，他很热情地说：“大为，好久没到这边来了，忘记老朋友了吧？”我应着说：“好，下次来。”就走了下去。“忘记老朋友了吧”，品一品这话，是处于优越地位的人说的话，弱势的人能这样说吗，谁跟你是老朋友？这么一句随口说出的话细想下去，真可以听出一种关系，一种结构。我池大为也并不缺点什么，怎么就在结构中处于这种地位？说起来也是我自己把自己给规定死了。妈的，一个人就是不能把自己看成什么名贵花卉。

                  我在楼梯上来回几趟，想着孙副厅长办公室应该没人了，走到门边，把双手反到屁股背后面做了一个捏着气筒打气的动作，一下，两下，三下，似乎也真的添了一点勇气，不再给自己犹豫的时间，就敲了门，一拧手柄，走了进去。里面坐着一个人，是个女的，背对着我。我感到意外，正不知怎么才好，孙副厅长说：“小池，有事？”我站在那里，结结巴巴地把事情说了，原来准备的话忘了一大半，“董一针”这三个字也没说出来。孙副厅长说：“现在每个单位编制都紧，省人民医院就更紧了，原则上本市是不照顾的，很多家属在外地的都没解决呢，是吧？”我一听没戏了，说：“是倒也是，只是董柳她挺着肚子每天挤车上下，太危险了。”他说：“我等会就打个电话给耿院长，他说行，就行。”我连忙道谢，这时那个女的转过脸来朝我笑一笑，我吃一惊，竟是屈文琴。我慌乱地点点头，挤出一个笑，逃了出来，短短几分钟，我衬衣都汗湿了。下午我对尹玉娥说去图书室，就骑车去了省人民医院。路上我想着只要有一点希望，明天就带董柳过来看看，没希望呢，就不对她说了。哪怕在妻子面前吧，我也丢不起这个脸，让她对我还保留一种想象，别把我看透了。万一有希望，也给董柳一个意外的惊喜。去了问到耿院长在开会，我就在外面等着。等烦了又到处走走，看到注射室已经有四五个人，心里就凉了一截，几乎没了信心，但想着问题还是没解决，心里挣扎着坚持下来。又看见丁小槐的妻子在挂号室，见了我叫一声：“池，池——”犹豫着终于叫出，“池干部，来检查工作？”我觉得这个称呼可笑，没人这么叫过。要真是个干部吧，哪怕是科长，问题就解决了。我说：“好久不见你先生了，他还好吧？”她说：“他好什么，一天到晚给别人打杂。”我说：“快了，快了。”她说：“快了快了，我都不知听多久了。他那个快其实就是慢。”有人来挂号，我就走了。

                  等了两个小时，会散了，耿院长出来，有人跟着他说什么，我就在后面跟着。到办公室门口，那人去了，我赶紧抢过去，先提到孙副厅长，又介绍了自己，再把事情说了，耿院长说：“孙厅长给我打了电话，仔细说起来，你的问题也是个问题。”我连连点头说：“是个问题，真是个问题。”他说：“要我把你的问题解决了，我还是有困难的。”我一听口气不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董柳介绍了一番，“董一针”三个字总算说出去了。他听了也没有特别的兴趣，说：“你知道我们这个医院位置好，级别又摆在这里，多少人想钻进来，我手头上压下来的名单都有十好几个，我的压力很重啊。别小看一个护士，要插到一个什么地方，不容易。”我说：“董柳她挺着肚子去挤车实在太危险了，前几天下车还被别人挤下来，摔了一跤。”耿院长看了我说：“真的那么危险？”我说：“这件事董柳的同事都知道呢。”他笑了说：“如今什么都是假的，药都有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我心中猛地一颤，脸上仍陪笑说：“耿院长不相信我？”他说：“信，谁说不信？我真的愿意相信。”又说：“再考虑考虑等等机会好吗？”我道着谢，就出来了。下雨了，我在雨中骑着车，一点感觉都没有。

                  回到厅里已经下班了。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恨不得把头往墙上撞过去。我就是这样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对他说董柳挤车危险有什么用？又不是他的老婆。只有骗子是真的，这话你得听着，惨啊。丁小槐他能办到的事，我就是办不到，惨啊，惨。经历了这两个回合我也明白了，调动一个人可不是那么轻松的事，那是一项系统工程，这个工程的基础，就是自己的地位。没有地位，有谁会理我？我突然一闭眼睛，双手用力抓紧自己的头发，使劲地往上拔着，要把自己拔离地面似的，手用一下力，双脚就跳离地面一次，口中一边嚷着：“你，你，你！”那么跳着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青蛙，手更用力一些，也跳得更高一些，“呱，呱，呱！”回到家里董柳正在炒菜，她见我浑身淋湿了，丢了勺子就把我拉到床边，用枕巾给我擦头，又去找衣服，抱怨我怎么不带把伞。我低着头任她摆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抓起枕巾装着擦头用力一抹。晚上晏老师在楼下喊我去下棋，我没有去，我得陪一陪董柳。睡下后我对董柳说：“以后我用单车把你送到三路车始发站，你就不用挤车，也有位子了。”我原想着她可能会不肯，怕麻烦我，谁知她马上就答应了说：“那样你不太辛苦了吗？每天要跟我一样早起。前几天差点摔一跤我也怕了，把儿子摔掉了怎么办？他真是一个人了，会动了，他也有活着的权力。”

                  产前两个月，我要董柳别去上班了。她很为难说：“史院长他不会同意的，医院里大部分都是女的，你一个月她一个月，就搞不成了。我试了一下他的口气，那不行的。”我说：“这个史院长真是个死院长，还是个屎院长。你跟他说你住得远，要挤车，情况特殊。”她说：“要说你去说，我不说。”我说：“你试一试，把道理跟他讲透，讲透！你挺这么大个肚子，出了事他负得起责？”晚上董柳回来，也不吃饭，坐在床上抹眼泪，她说：“就是你要我去说，说了不行还要我去说。一句话就把我堵到墙壁上。”我说：“这个死院长屎院长他怎么说？”她说：“他说人人都有特殊情况，大家都特殊就没有规矩了。”我恨恨地说：“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狠心的人，不是他自己的老婆！你不要工资可以不呢？”她说：“你行那人人都行了，不是我的问题，是规矩。”我气得跳脚说：“这个乌龟，老子一剑宰了他。”说着右手举上去，一只脚抬起来摆出金鸡独立的姿式，食指中指并拢了比划着一把剑，用力一挥，“老子一剑！”董柳她笑了说：“你真是个侠客倒有办法了。”我心中恨，可恨归恨事情还是悬在那里，恨有什么用？苍白无力。我下了决心还是要去找孙副厅长。怕自己犹豫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你以为你是什么名贵花卉，名贵花卉还要杀价呢。老子就是要把你踩到淤泥里去，踩不下你？”我边想着右脚在地上使劲旋磨了几下。找了孙副厅长他说：“上次说调动我不敢说拍板，毕竟卫生厅还不是我一句话能把事情说死的，对吧？这个请假的事，我想应该问题不大吧？老史也是多少年的熟人了。”他抓起电话说：“我现在就打。”打完电话他说：“董柳明天就不用上班了，一直到休完产假再上班。”又说：“老史说医院人手紧，你老婆她业务又好，舍不得她呢。”我没想到这事当面就办好了，心中像放下了一块巨石。我鼓起勇气说：“孙厅长你这么关心下面的人，我想说什么我也不说了，以后有什么要跑腿的事，你就让我跑一跑吧，你相信我总是会给你跑好的。”他伸手过来跟我握手说：“好了，那就这样了。”这个举动我没料到，马上握了他的手，连声说：“孙厅长，谢谢的话我就不说了，说那些话反而把我这心里的意思说淡了。”我说着左手在胸口拼命拍了几下，就出去了。晚上我把事情对董柳说了，她说：“怪不得护士长让我休息了这两个月，说是史院长招呼的，我想怎么可能呢？”我说：“你们史院长说前天没同意，是你业务好，舍不得你呢。”她说：“当领导的真的会说话，舍不得我！”我说：“舍不得是一种说法，不能坏了规矩又是一种说法，有些人左边说过来右边说过去，左右都是说法，那些说法是狗，跟在他们后面跑，都从来不跟在我们小人物后面跑的，连说法都被一些人承包了。其实说法是个屁，有权才是真的。”董柳说：“你没看过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海岸风雷》？里面说，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过去有理，现在有理，而且永远有理。”我说：“垮台了就没有理了。”她说：“不过反正还是要感谢孙厅长，没他一句话我还要跑，把孩子跑掉了就惨了。”她摸着自己的腹部说，“那就对不起这个孩子，我早就把他看成一个人了，是什么样子我都想出来了，主要是像你。”又说：“以后孙之华派你做什么事，那是看得起你给你机会，你还是那一副老样子那就对人不住呢。”我说：“知道，你想我会吗？我不会。那我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会吗？不会，不会，别人对得起我，我也要对得起他。”

                  我跟董柳商量好了，孩子生下来，就把她妈妈接到城里来。这样就非得再要一间房子不可。随着产期的临近，这事情已经是火烧眉毛了。董柳说：“你能不能想点办法，不然我妈妈就来不了。”我只好到行政科去找申科长。我来的时候他对我那么热情，现在去求他帮帮忙也许有点希望。我打听了下面三楼刚空出来一间房，要过来就解决问题了。我去了行政科，申科长正在看报。我想把气氛调节得亲热一点，脸上荡着笑叫了声“申科长”。他叫了声“小池”，我想跟他握一握手，手伸出去，他双手仍拿着报，把视线从我的手上移开，抬头望了我说：“好。好。”我说：“申科长最近还好吧？”他说：“好，好，好？从哪里好起来？”我正想绕着弯说房子的事，他说：“有什么事，你说。”我说：“倒真有事想麻烦您。”他说：“不然你也不会来。”我就把事情说了。他说：“你的困难，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的困难，你就不一定知道了。你的心情，我们也是理解的，我们的心情你理解不理解，还很难说。知道你的困难理解你的心情，并不等于能解决你的问题。房子要有才行，对不？有了要排队才行，对不？”我说：“那总不能让我跟岳母娘住一间吧，那太不人道了。”他说：“天下也不能说事事都人道，我在这张椅子上一坐就是十一二年，谁跟我讲过人道这个好听的词？气得死我早就气死了，可惜人又是气不死的。大家都只有忍一忍，叫谁一个人忍着，那人道吗？”他正憋了一肚子气，心里窝着怨毒，我碰着了，也是活该倒霉。可是房子的事，实在是绕不开又躲不过去，我陪了笑说：“申科长您对我总没有什么成见吧？”他说：“我对谁也没有成见，我敢？”我说：“我刚来那年，您把我送到宿舍里，还帮我到招待所去提东西过来，我都还记得。”他淡然说：“我不记得了，我老了，记心坏掉了。我做过什么好事别人要我帮忙的时候总都还记得，平时就都忘记了。”我仍厚了脸皮陪着笑说：“能不能考虑我的特殊情况……”他打断我说：“从来就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情况不是最特殊的。”我站在他面前，真的说不下去了，咬紧牙关仍站在那里，笑着说：“三楼那间空房，空也空着了。”他马上说：“你的信息还算灵，只是还不够灵，那间房已经有安排了。”我说：“那就是说没有办法？”他一只手一捏一捏说：“你说呢，如果我能用手捏几套房子出来，办法就有了。”话再也说不下去，可实在也不能放弃。我退到沙发上坐下，想再找几句话来说。申科长一边看报，一边偏过头去喝着滚烫的茶，长长地出着粗气，像是品赞，又像是叹息。

                  为了避免沉默中的难堪，我顺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正看着有人进来，叫一声“申科长”。我听声音很熟，从背影看出是丁小槐。申科长马上站起，把手伸了过来，两人很亲热地握手，申科长又把另一只手盖了上去，丁小槐也这样做了，四只手握在一起，使劲地摇。丁小槐说：“申科长我那件事……”申科长对他使个眼色，丁小槐回过头来说：“大为也在这里。”我扔下报纸说：“你们谈，你们谈，我这就去了。”出了门我在心里骂了几句“小人”。可骂有什么用，房子到手才是真的。丁小槐肯定也是来要房子的，她妻子也怀孕了。我心里盘算着，丁小槐要别处的房子，那就算了，如果要三楼那一间，我非得撕开脸跳出来争一争不可。董柳比他的妻子要早生一个月，这就是道理，卫生厅还能没这点公道？这么一想我又有了点信心，下午我还要去，就用这个话堵着申科长，看他还有个什么说法？我不在乎闹到厅里去，论工龄我比丁小槐还长一年呢。

                  到办公室我忍不住把这件事对尹玉娥说了。她说：“当然是应该先考虑你，论工龄，论学历，论孩子出生先后，那都是你跑在前面。要我是你，搞不成我就一直告上去，告到哪里都不怕，卫生厅不讲道理，总还有讲道理的地方吧。”我听出她的话有点别的意味，可还是觉得她讲得好。中午我吃过饭，去厕所时看见丁小槐扛着一张钢丝婴儿床从五楼往下去，我说：“孩子还没出来呢，床倒买好了。”他说：“撞着优惠打折就买了，反正要买的。”回到房中我心中一惊，他把床搬到哪里去？我赶紧下楼探头一看，他正好进了三楼那间空房。怎么回事！回到房里，我使劲在桌子上拍了几下，怎么回事！我只觉得脑袋中有火在熊熊燃烧，里面烧成一片通红，又拼命在桌子上拍了几下，手掌火辣辣地痛。下午还没上班我就等在行政科门口，申科长来了，我勉强笑了说：“申科长。”他说：“你又来了？”我说：“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他说：“不能说人人有个问题就立马得解决，我的问题十多年了，问都没人问过。”我说：“我要房子吧，也可能还有别人也要，但总还是有个规矩是不是，有个说法是不是？谁比我工龄长学历高，他的孩子又先生下来，分给他我没意见。”申科长望着我，微微点头说：“是要有规矩，也要有说法。”他那嘲弄的神态激怒了我，我说：“我妻子就在这一两个星期就要生了，生下来就多一个人，那间房子是分给多一个人的人呢，还是分给少一个人的人？”申科长“嘿嘿”地笑，也不做声，一口一口地喝茶，长长地出着粗气，像是品赞，又像是叹息。那种声音使我难受得要命，再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冲口而出说：“这个道理吧，我想能在行政科说清楚了最好，说不清还有厅里呢，还有省里吧。”他望着我说：“省长可能闲得无聊了，来管这间房子。”说完又“嘿嘿”地笑，笑纹一直牵到耳根，眼睛也眯成了一线。他这么笑着，笑得我心中发虚，不知为什么，我的信心在笑声中迅速减退。他哈一口气说：“年轻人啊，叫我怎么跟你说？你总不是最近从天上下凡的吧，人跟人怎么好比呢？人家丁小槐是科级办事员，你知道不知道？要说排队，他多五分呀！”他说着把五只手指一张一合地比划，“五分，知道不？别说你孩子没生下来，就算生下来了，你工龄多一分人口多三分也只有四分，这不是我申仁民定的政策吧？你到省里去说，省里的人恐怕还不止多那么一间两间房吧，我们怎么可以去攀比，这人比人的？”他这么一说，我望着他呆了似的，一时好像糊涂了。他说：“好好想想，回去好好想想，想通了就好，实在想不通再来讨论还是欢迎的。到厅里省里去讨论也是可以的。”说着对着门做了个手势。我失去了意志似的，顺着他的手势就走到了门外。

                  整个下午我就坐在办公桌前发呆，双手支着头，不说什么，也不想什么。尹玉娥看了我也不问什么，呆一会就出去了。快下班时她回来了说：“下班了！”我望她一眼点点头。她说：“没搞成是吧？”我机械地点点头，说：“人家现在是科级干部了。”她说：“这件事我知道了，是个科级还不是科长，再说批文还没下来呢，要下个星期才有。”我一听就更气了说：“文还没下，手就伸到前面去了，偏偏就有人配合着这么紧。”她说：“是这么回事，你想这个世界不是这么回事，那不可能。”我说：“怎么走到哪里人家总是有说法，左右都是说法，那说法像他养的狗养的奴仆在屁股后面，他的利益在哪里说法就跟到哪里，跟得紧！我总找不到一个说法，有说法都被别人的说法套住的。”她说：“说来说去还是人被套住了。人被套住了就没个说法不被套住了。”我说：“有些人永远有说法，有些人永远没有说法，人能气死人啊！墨索里尼他妈的总是有理，一定要把他抓起来他才没理了。老子——我，趁着这几天文还没下来，豁出去吵一场看着怎么样！”她说：“那是要去吵，硬柿子谁也捏不动！”我把桌子一拍说：“看老子——我，看我明天！”她说：“看你，看你，小池可不是那么好捏的。”

                  回到家一想，吵也没什么意思。还没吵出个名堂，文就下来了，还会下得更快，结果只能是自取羞辱。人被套住了就没有个说法不被套住的，这就是世界。我对董柳说没有房子，还要等，没告诉她自己今天的遭遇，没有勇气说。董柳失望地低下头，好久没做声。到晚上董柳知道了丁小槐搬家的事，当作了新闻告诉我。我装作刚听到说：“是吗，是吗？”她说：“他凭什么跑到你前面，你还是研究生呢。”我说：“人的手有长短。”她要我去质问行政科，我含糊着答应了。后来她再没追问这件事，我在心里感激着她的宽容。岳母来的前一天，我把房间整理了一下，把家具尽量挤着放，又把一些东西垒起来，在门边腾出了一小块地方，塞进一张单人床，两张床之间用一道布幔隔开。董柳说：“还真挤下了一张床！”我说：“你妈妈肯定要骂我的。”她说：“她不会的，她又不是什么高级人物，在乡下一辈子都苦过来了，还怕这点苦？”我不做声，拍一拍她的肩膀。

                  本来计划好了，董柳就在市五医院生孩子的，可就在要生的前几天，她们院里的产科出了事故，一个孕妇大出血死了，家属搞了几十个人来闹了几天，开口就要赔十万。那些来闹的人与死者并不沾亲带故，而是一帮专门吃了难饭的人，赔的钱要分一半给他们，没闹到钱一分不给。于是那帮人拼了命来闹，日夜不息。五医院到处贴满了标语，一些人举着死者的大幅像片整天守在医院大门口。“闹头”自称死者的舅舅，代表死者家属出面谈判。医院不堪其扰，赔了五万二千块钱，事情才平息了。我去联系住院事项时正看见这种场面，心里凉了半截。产科主任说：“叫董柳到别的医院去生，我们科里的人手都软了。”我又到财务科去要支票，科长说：“你们自己先垫着，回来再报销，医院的帐上都空了。”

                  只好临时决定到省妇幼保健院去，交了八百块钱，住了进去。预产的前一天医生通知我说：“还要交一千块钱。”我说：“怎么要这么多？”医生说：“她的情况很可能要剖腹产，万一大出血呢？要抢救要输血。”我一听“大出血”，脑袋中就“嗡嗡”地响，说：“有危险？”她说：“也没有那么危险，看你脸色都变了。”把催款单给我就去了。我问董柳怎么办，她说：“要这么多，要这么多？”我说：“存折上还有钱没有，我去取出来，到时候真要输血，你说不输？”她说：“那钱还没到期，再说我还是想留给孩子用的呢，他生下来冰箱肯定要买一个的。”又说：“花这么多钱，叫我回去怎么报销？钱就是我们财务科长的命，你要钱就是要他的命，那张脸真要人看的。”我说：“总不能说要了自己的命吧？”董柳还是舍不得那笔钱，说：“还没到期呢。”岳母说：“你们城里人还少这点钱？”我说：“妈妈，城里也没有金矿挖。”岳母说：“不够我还带了点钱来了。”掏出一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厚厚一叠都是伍元拾元一张的。我说：“哪有倒过来要您老人家钱的事？”岳母说：“那也有三百五十七块钱呢。”董柳叫道：“妈你赶快把钱收起来，再不收我就不生了！”说着撑起身子要起来。我赶紧双手按住了说：“董柳你不高兴你骂我打我几个耳光都可以，你腆着个肚子要到哪里去？现在可不是赌气的时候，要赌也别拿孩子赌！”她马上躺下去，口里说：“大为你叫个车来，我回院里去生，我就不相信碰到我那样倒霉，实在要碰到那是命。”我说：“董柳你别说这些山高水低的话！”又说：“妈妈你赶快把钱包起来。”就冲了出去。

                  我骑车回到厅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向尹玉娥开口说：“董柳她是剖腹产，要多交一千块钱，我一时也凑不上，能不能在你这里周转几天，就几天。”她吃惊说：“剖腹产？那可要小心，那不是开玩笑的，要小心！我一个熟人的朋友的妻子，就是……”我打断她说：“说不定今晚就要上手术台了，钱还没交呢。”她说：“差多少？一千？谁也没有这么多闲钱放在家里。”我说：“能不能到你家计财处长那里去通融一下，就算我私人借款。”她说：“我要是有钱放在那里，我现在就跑回去给你拿来。财务上的钱，谁敢动一根毫毛，动一根毫毛都是犯法的事，除非你到马厅长那里去批张条子下来！财务上的纪律……”我没听下去就到了门外，回到家里乱翻一气，把袜子一双双拆开，扔得满床都是，想找到那张存折，也没找到，气得我双手叉着腰站在那里把董柳狠狠地骂了几句。又到监察室去找莫瑞芹，她说：“你的忙我肯定是要帮的，一千块钱也不算什么大数。明天行吗？”我说：“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要动刀子了，如果真要输血……”小莫说：“我就到银行去取，你在大门口等我。”匆匆去了。一会小莫来了说：“存折是在这里，没想到我先生他设了密码，我去取钱还是柜台上告诉我的。明天上午我一早就送过去可以不？”我说：“谢谢了，谢谢了。”跳上单车就走。骑了不远我又转回来，问题还没解决！我很生董柳的气，把张存折看成命干什么！可她在这种份上，我又怎么能发作？到五医院去生算了，不见得就轮到我们又倒那血霉！我到小车队去找大徐，他说：“马厅长就要下班了，还有半个小时，来得及吗？”我犹豫一下，计算着路程，大徐说：“走，大为咱们一块走。”上了车我说：“大徐你真是个哥们。”到了病房我说：“董柳你想走我们就走，车都来了。”岳母说：“这就要生了还走到哪里去？我的女儿不走！”我急得跳脚，只觉得脑袋里塞了几吨炸药，引信都点燃了，又手通了电似的恨不得就甩自己几个耳光，又恨不得捅自己一刀才解恨。董柳说：“妈妈你把那一千块钱给他。”岳母果然掏出几张百元钞票来，。我说：“等一下。”飞跑到楼下，叫大徐赶快回厅里。上来我问：“哪里又来了钱？”岳母说：“刚才董卉来了，拿了这一千块钱，说好是给孩子买东西的。”我说：“董柳你要你妹妹的钱干什么。她还是个学生！”董柳说：“那肯定是任志强给她的。”我说：“那就更不能要了，任志强的钱，我要它干什么，还不知道他的钱哪来的，万一不干净呢？他工资比我还低，还要抽好烟，他有干净钱？”董柳说：“没有根据不要乱说，这不是开玩笑的事。你先拿着交了再说。”我跺脚说：“不要，不要！”董柳说：“你实在不要我出了院报了帐还给他，争了这口硬气也只有这么多用。”我想想眼下没这钱还真迈不过这道坎去。什么叫一钱逼死英雄汉？我把钱接过来说：“那讲好了，报了帐就要还的。”

                  孩子总算平安问世，是剖腹产，取了个大名叫池一波。孩子的出世改变了很多东西，首先就改变了我自己，也改变了董柳。就说我吧，我从小就苦惯了，现在这种不愁吃穿的生活已经足够。多少年来，我把那些屈从于身体几个敏感部位的欲求而贪得无厌的人都看成“猪人”，再加上“狗人”，都是动物中的低下者，是我心中极鄙视的。董柳呢，对生活也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别的护士找到有钱的男朋友，穿上漂亮的衣服，她也不怎么羡慕。可对孩子吧，这样就不行了。董柳说：“我自己受一万个委屈，我都没关系，早就想通了，总比我在乡下好吧。对我一波呢，他受一点委屈我心里就扯着痛，真的有一根钢丝在扯着痛，我受委屈就是为了他不受委屈。”这样婴儿摇床，衣服，尿不湿等她都要买最好的，奶粉要买原装进口的婴儿奶粉，至少是能恩和力多精，国产品牌她看都不看一下。我说：“外国牌子贵几倍最多也就是个名。”她说：“我就花钱买这个名，我心里踏实，没亏着我一波。”有一次我假说能恩没有货，就买了伊利奶粉。她冲着我说：“男人，男人，男人呀！”一定要我马上去把能恩买回来。又说要买个冰箱。我说：“你也学会赶时髦了。”她说：“这都是起码的东西，我一波半夜要吃奶，我奶又不够，临时冲奶粉，半天不凉，早冲好放在冰箱里，开水一烫就可以了。”就买了一台“万宝”冰箱，挤得房子里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过来过去都要侧着身子。一波晚上爱哭，非要摇婴儿床才止哭，可楼下的人有了意见。以后一哭岳母就起来抱着来回地走，一边哼哼地唱着才行，还不能坐下来，坐下来抱着都哭。董柳说：“你看我一波好敏感，是坐是站他就知道了。”我说：“这样下去那怎么得了，三个大人都不要睡了。”董柳说：“那你的意思是我一波他不该哭，他哭的权利都没有？谁有权利剥夺他哭的权利？”我说：“孩子是摇窝里惯坏的，让他哭两天，哭了也不抱，他知道没希望，就不哭了。”董柳答应试试，可真哭起来她还是忍不住，自己爬起来抱着拍着。我说：“孩子你要跟他作斗争。”岳母说：“他刚生下来你要斗争他！他是地主还是反革命？”董柳说：“你良心是黑的吧，黑良心的人还知道爱自己的儿子呢。所有的总共全部统统加起来才这么一个儿子，你还要斗争他。你要斗争他，我们就斗争你！”

                  董柳存了二千多块钱，原来以为孩子生下来可以撑一阵子的，可太多的东西要买，那点钱落花流水般地去了。董柳看见别人用折叠式推车推了婴儿在外面晒太阳，马上要我陪她去买一辆回来。我说：“百把块钱半个多月的工资呢。”她说：“那我不管，别人孩子有的我一波也要有，你别以为他是小孩，看了别人有他没有，他心里也懂呢。我偏不信我一波比谁低一些。”我说：“一波他心里知道什么，他还会争强好胜？”她说：“要省我省我自己。”第二天她就去买了一辆回来。为了保证一波的需要，大人的一切都省到了极点。董柳以前去商场，总喜欢去看时装，偶尔也买一件，现在她看都不看，直奔婴儿柜。吃吧，那些肉啊蛋啊我基本上都戒了，端上桌我只象征性吃一点，想省给董柳吃，她要喂奶。董柳的食量一下大了许多，剩多少菜她都全部扫到口里去，一边说：“发胖了就算了，有些人为保持身材不给孩子喂奶，我真的不理解，还是做母亲的人？我还要那么好的身材干什么，只要我一波身体好就好。”

                  我从来没有感到过钱是个这么有用这么重要又这么好的东西。以前我想着钱除了满足那几个敏感部位的呼唤，还有什么用？一个人把钱看得太重，他的境界就高不到哪里去。可现在我失去了说这种话的资格。钱能干什么？什么都能干，至少可以买能恩和力多精吧。我像睡醒了似的改变了对钱的感觉，反而觉得过去那样看不起钱，那是太矫情了。家里几乎每天都等要钱急用，眼皮下面的这点事实在是火烧眉光，我哪里还敢说看星星月亮，想远处的事情？我对生活的感觉改变了，只有现实的，才是真实的。玩虚的不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才是真的，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钱真的是人生的一大主题，不服气不行啊！这么一来我倒有些怀念在办公室工作的那段时间，每次陪领导出去开会，会务上总找个名目发些钱，当时拿着还很别扭，现在如果有那真解决问题啊。世界上没有比钱更浅薄的东西了，可也没有比钱更深刻的东西了。人活着要解决那一大堆问题，解决问题就要钱这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硬道理，比合金钢还硬，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一波出生以后，董卉来的次数更多了。进屋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波抱起来，亲啊逗啊，爱得不得了。她是省财经大学营销系的学生，快毕业了。男朋友任志强在省外贸机械进出口公司工作，专做医疗器械。以前董卉带了任志强来，他开口就叫董柳“姐姐”，叫我“姐夫”，我听了很不舒服。任志强夸夸其谈，好像他比世界上谁都厉害，按他的说法，他早晚是要发大财的。董卉找了这么个牛皮客，我都替她着急，替她羞愧。我对董柳说：“你妹妹长得又不丑，人也不傻，怎么被那个牛皮客钓到了？牛皮客还只有大专文凭。现在女孩子都把自己看成喜玛拉雅山，董卉也太小看自己了。”董柳说：“任志强那派头我也看不上，董卉要觉得他好，那别人也没有办法。”我说：“下次董卉来了你劝劝她，她至少是个本科生，反过来找个专科生，倒也少见，还是个牛皮客。”董柳说：“现在的女孩子就喜欢这一套，我劝过她，她哪里会听我的，还反过来说我房子又小，家具也不齐，衣服也没几件高档的，我懒得劝她了，各人是各人的命。”我说：“她人没毕业，倒是跟牛皮客把那一套学会了。”这时我连董卉都恨起来了，怎么就这么贱！又一回董卉带了任志强来，任志强额前的一撮头发染成了金黄色，这副嘴脸，我话都不想跟他讲，可他似乎不在意我的冷淡，仍亲热地叫我“姐夫”。我说：“你的头发很有特色的呀。”他摸着那撮金发说：“花了几十块钱呢。”董柳说：“志强你头发这么染了不好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烧焦了。”任志强说：“董卉她说好看，她可能是骗我。姐姐说不好看，我明天去把它剪了。”董卉说：“姐姐你们不知道，现在的人都跟着电视里赶时尚，强宝他这样是现在最时髦的。我们班有个女同学没人追，把头发这么一弄，倒有一群人追了。要是我没有强宝，我也花一百多去弄一个全金的。”我说：“董卉你也要学假洋鬼子？”说着去看任志强的脸色。他倒不恼，连连点头叫我一声“姐夫”。我想：“这牛皮客他不简单呢，心理承受能力有那么强。”任志强走到桌边，见桌上用一只八宝粥铁皮筒插笔，说：“姐夫你是真正的读书人，还用洪大妈做笔筒？我下次给你带个岫玉的来，我们读书那是假冒伪劣的，拿着也是鲜花嫁给牛屎了。”我说：“能插笔就行。”他们去了我对董柳说：“真的是鲜花嫁给牛屎了。”

                  有天下午我到家里去取书，钥匙怎么也开不开锁，里面顶住了。我想莫不是进了贼？用力推了一下门，董卉就在里面喊“姐夫”。门开了董卉和任志强坐在椅子上，瞥一眼床上倒整理得干净，可董卉的短衬衣袖口露出一条乳罩的带子。我拿了书马上走了。晚上我把事情告诉董柳，她说：“真的？我不骂死她个死丫头，送给别人吃呀！”我说：“牛皮客他不吃白不吃，他还讲客气？”过几天董卉又来了，若无其事地冲我笑一笑，那意味似乎就达成了默契。我故意出去了让董柳骂她，过一会回来董卉还没走，神态也很自然，又冲着我更有意味地笑一笑，吃了晚饭，才兴冲冲走了。我说：“董柳你对自己的妹妹太不负责任了。要是我的妹妹，我不骂得她哭！”她说：“董卉她不承认，我怎么办？我怀着孩子也不能生气，让她去算了，她要吃一个大亏才会醒的。”我说：“你妹妹怎么美得这么来劲，那腰都要扭断了似的。那个牛皮客要人无人要德无德，三百斤野猪一张寡嘴，还学少年哥哥把头发也染了，我看在眼中只恨拔不出，董卉捡起来还是个宝，其实天下男人也没死绝。”董柳说：“现在的女孩她喜欢那个样子，不那样还入不到她心里去，我做姐姐的也不能打她是不是？”我说：“你还护着她，将来会有她好果子吃的，到那天哭都哭不出。”

                  没过多久任志强当上了业务经理，来我们家越发神气起来，抽烟也改成了红塔山。董卉口里“强宝强宝”也叫得更欢。他在抽烟时我说：“董柳你出去一下，你现在闻不得烟，被动吸烟对孕妇最不好了。”任志强马上就把烟戳在水泥地上熄了说：“姐姐我真的忘记了。”又说：“姐姐我很快就会发起来你信不信？弄不好还搞个副老总当那么一当，过过瘾。现在公司给我配部摩托，我骑了这么久，没一点感觉了，起码要搞辆丰田轿车，才会有点感觉。”董柳笑而不语。我说：“你真发了财再对董卉她姐来吹。”任志强说：“我说我会发财姐夫打死他也不会信，姐姐可能半信半疑，董卉你呢？”董卉说：“我还是相信的。”又说：“姐姐你别小看他，他可能真有那一天。”我心里想：“天下敢吹的人真的有，还跑到我面前来吹，脸上的皮倒也有那么厚，刀也杀不出血。”正想着任志强说：“姐姐你别小看我，我文凭没别人高，不一定能力就比谁低到哪里去。这年头把好处捞到自己碗里就是真的，对吧？我现在跟总公司范主任搭上线了，你们想不到吧？别人好多年都搭不上线，被我略施小计搭上了。便宜搁在那里，也就那么多，你不上去抢反正就是别人的，看着别人抢到了那滋味真的不好受。我总结了一条就是顺势而为，世道变了你不变？”我说：“世道再怎么变，人还是人吧。”我差点说出“不是插了一支尾巴的什么东西吧”。任志强也不生气说：“姐夫以为我吹牛皮。”他说着把双手放在嘴边，撮着嘴唇用力一吹，把双手推开去，“我争口气给大家看看，董卉信不信？”董卉说：“我还是信的。”他说：“姐姐呢？”董柳说：“我信不信？就算信吧，你别过经济上的线。”他说：“要犯错误才能发财，那是没本事。我不过线，线那是过不得的，但是不到线边上去溜一溜也不行，要把政策用足。你们没听说，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思考，思考怎么倒。”又说：“给我两年时间，大家看一看我，我也看一看大家。”说着飞快地扫我一眼。他走后我说：“连牛皮客都出息了，那这个世界还是世界！跑到我面前来海势欢欢的，他凭什么？”

                  董柳生一波的时候董卉送了一千块钱，本来想着报了帐就还的，可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一扯全散掉了。这一千块钱简直成了我的心病，跟董柳说了好几次，董柳说：“我自己的妹妹有什么关系？你别管。”我说“我就是要管，拿牛皮客的钱不烫手？”她说：“他拿得出证明他还不算个牛皮客，他吹起来了。”这一句话把我钉到墙上，我怔了一阵说：“那就是牛皮客，牛皮客！那就是要退，自己不吃饭都要退。”董柳把头偏到一边说：“我不跟你讲了，发输气一样咬着不放。下个月你当家，钱全部给你，除了我一波的东西要保证，你给我吃凉开水我保证不放半个屁。”我又怔了一怔说：“董柳你对我说粗话！”她说：“我被逼得没办法才说的。”我说：“任志强的钱怎么办？”她说：“你看着办！”到了下次发工资，她把钱塞给我，我当了一个月的家，怎么精打细算也省不下几十块钱来。我泄了气，对董柳说：“下个月我懒得管了。”董柳说：“尝到了当家的滋味吧。”以后我不再提那一千块钱。

                  董柳过生日的时候董卉又送了一套春秋装，董柳穿在身上很合身，说：“我的身材还没怎么变。”我说：“董卉你还没毕业你老送东西干什么！”董卉撒娇似地说：“把我姐打扮得风光一点也是让你饱一饱眼福，你不想我姐她光光鲜鲜？”我说：“你哪来这么多钱？”她说：“反正不是偷的，送给我偷我都不敢偷。我还想送你一套西装，又怕你不要。”我说：“那我真的不会要。”她说：“你们坐办公室的人，其实装束是很重要的，这样太随便了不好，人家看你的份量第一眼就看着装的档次，现在是什么社会？”董卉走了，我看了那套衣服的标签，竟要两百多块。我说：“我还以为三十多块呢，任志强那小子真的发邪财了，总有一天要给逮进去的，你要董卉多个心眼。”董柳说：“你替别人操心干什么？”我说：“你最好把这衣服退回去。”董柳说：“买都买了，退回去？”我说：“你就退到那家商店去，把钱要回来退了。包不定任志强的钱是贪污来的，不然怎么可能？到有一天追到我们家里来了，那有什么光彩？”董柳说：“那也别以为别人也是赚不到钱的人，总有人赚得到钱。”我说：“看那一撮黄毛，他能赚到钱？”她说：“那也别小看别人，如今倒是合法的。”我说：“董柳你变了，变得爱钱了。”她马上说：“我就是爱钱，我一波动一动都要用钱，我爱我一波我就非爱钱不可，有了钱我一波少受点委屈，他受一点委屈我这心里就有钢丝扯着痛。”又说：“有些人看着别人比自己能干，心里也钢丝扯着痛。”我一拍桌子说：“屁话！”一波躺在床上吓得“哇”地哭起来，岳母赶紧抱起来拍着说：“大为你对一波凶什么，你是想凶我呢？”董柳低着头捂着脸，鼻子一抽一抽的。这样我和董柳好几天没说话。那套衣服她收起来，再没有穿过。

                  过了不久董卉又带任志强来了，董柳说：“志强，上次生一波时你们送的那一千块钱算我借的，以后还给你。”任志强说：“姐姐你就这样看不起我？别说一千块，一万块又算什么？”董柳说：“我怕你犯错误，那不是开玩笑的事。”董卉说：“他们是贷到了一大笔款。”我说：“贷款来的钱发奖金？”任志强说：“就算我赚不到钱，贷款总贷得到吧？贷到了就是利润，反正左边口袋右边口袋都是国家的钱。”又说：“姐姐我跟你说，我现在正活动一笔贷款，把银行搞信贷的都活动得差不多了，有一大笔，两千多万，贷到手我就会升到副老总的位子上去，还配一辆车。你说几千块钱算什么？”董柳说：“你们二三十人的公司敢贷几千万，怎么还吧？”他说：“贷到了就是利润，谁还会去想还的事？张经理走了还有王经理来，王经理总不会因为公司欠了一身的债就不上任吧？”我说：“银行搞信贷的他是猪？”他说：“正因为他不是猪，是猪我就贷不到了。”晚上我对董柳说：“真的不认识这个世界了，居然给这样的机会给牛皮客这样的人。我真的为国家的钱心疼呢。”董柳说：“就是给这样的人，别人还不给呢。”我叹一口气说：“连牛皮客都在我面前摆牛了，真的不知道他凭什么！”

                  房子中间有一道布幔，晚上拉开就变成两间。岳母睡在门边的小床上，和我们脚对着脚。刚开始我晚上很难入睡，心里别扭得要命，过了几天也习惯了，人还能不睡觉吗？一波满月之前，晚上都忙着对付他，也就这么过来了。过了几个月，晚上安静了些，有时候我心中有点动了，碰一碰董柳，她手朝门口指一指，我就算了。第二天我对她说：“昨晚上喊你你还不过来呢，还要我求你吧！”她说：“我以为你是开玩笑的。”我说：“那还要我写份申请书？”她说：“那你今天晚上再喊我。”到晚上熄了灯，她主动摸到我身边让我搂了。我搂了一会悄声说：“肚子饿了把馒头放在你面前，就是不准吃，你说这心里难受不难受？”她说：“你才是馒头呢。”又说：“谁叫我们只有这点命！睡吧。”过一会她睡着了，我总是睡不着，心里有小虫子在咬似的，小虫子的舌子和爪子是什么样子都被我想起来了。我爬起来披着衣服坐着，月光照进来，在地上投下窗户的方影。我抬头看看月亮，看久了感到了莫名的诱惑。我忍着不去理会自己，忍了一会又仔细去体会那种愿望，似有似无的飘忽不定，我想甩开它却游上来，我想抓住却又远逝了。我把手伸到董柳身上去，她醒了说：“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又说：“你妈妈她睡着了。”说着轻轻爬过去，隔着布幔听了一听，又揭开看了看，爬回来说：“真的睡着了，来吧。”董柳反抗了一下，就说：“随你。”刚开始呢，门边有了一点响声，我身子突然一缩，就滚到了一边，气都不敢出。那边摸索了一会，岳母自言自语说：“上厕所去。”开了门又在门边说：“我还想出去走一走。”就去了。我说：“今天我的脸都撕下来被踩到泥里面去了。”心里真觉得无地自容。董柳说：“先别讨论那个问题，你要来就快来，完了我去把她叫回来，晚上会凉着的。”我说：“我还来，我是条狗！”她说：“那不怪我啊。”就坐起来说：“我去把她叫回来。”披上衣服去了。我从窗口往下看，只见岳母坐在台阶上，黑黑的一个身影。

                  我到快天亮才合了一会眼，起来了简直不敢望岳母一眼。岳母倒是若无其事，吩咐我去冲牛奶，洗尿布。我体会到了她的意思，她想给我一个安心，没想到一个农村妇女还这么心细。往深里一想我越发感到羞愧。她是明白人，明白人什么都明白。晚上我从晏老师家下棋回来已经十一点多钟，岳母还没睡，坐在床边拍着一波哼着曲子。我说：“您还不睡？”她说：“年龄大了，瞌睡就浅了。”又说：“不知怎么胸口有点闷得慌，想到外面去走一走，要好一会才回来。”她去了我想喊她回来，董柳扯我一下。我说：“我的脸都丢尽了，你跟你妈都说什么了？”她说：“我自己的妈妈没有关系，再说她什么事情不知道？”我摇头叹气说：“这些事都被别人知道了，我把这张脸皮揭下来贴到街上去算了，还是跟那些治脏病的小广告贴在一起。”董柳说：“你要想其实别人反正都是知道的。”又说：“不是我跟她讲的，是她主动跟我讲的。”我说：“干脆把自己剥光了站在大街上去，反正除了人，猪啊狗啊谁都是剥光的。人他妈的还是不是人啊！做什么事总要讲点情绪吧！”董柳说：“好不容易腾出来一次机会，你抓紧时间。”

                  接下来的事情真叫人羞愧到要一头碰死，我不行了，怎么也不行。董柳安慰我说：“这是偶然的，没关系，我们下次再试试。”我说：“快去把妈妈叫回来，不然那坏事做没做都是做了。”以后又找机会试了几次，一次比一次令人羞愧。我掩饰说：“就是那天被吓着了。”她说：“你自己弄点药吃吃，你是学医的，知道该吃什么药。”我抗拒着这个事实，把药一吃不就承认了自己的无能么？我说：“吃药？我还没到那一天吧，把药一吃病就真的上了身。”以后我就回避着，董柳也不提，就这么过了几个月。

                  这天晚上胡一兵来看我，我想等会找机会把这苦恼对他说一说。坐了一会他对董柳说：“嫂子我带大为去江边兜一下风，你不会骂我吧？”董柳说：“是嫌我家里太挤了吧？”胡一兵说：“岂敢，岂敢。不过再怎么说还是应该多一间房才好，现在大家不但讲生活水平，也在讲生活质量了。”我说：“一兵你别把董柳的火气点燃了，不然你拍屁股一走，我的苦日子就开始了。”董柳说：“别让一兵以为我是只母老虎。”胡一兵带我上了车，放了音乐。我说：“人人都有自己头痛的事，有时候人还是不是人呢。”他说：“你夫人真的是个贤妻良母，这样的生存空间她也过下来了，要是我这么挤着，我夫人早就拔腿跑了，还跟你过？她一天到晚把生活质量四个字挂在嘴边，我想她从哪里学会这一套，忽然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说了她几次还辩她不赢，想起来人不活生活质量又活什么？那么大家一起讲吧，我们的钱到手就光，好像有鬼在后面追着你。”我想，怎么一兵他也有了点猪人的气息了？我说：“那个鬼还不是在你心里？跟张三比了还跟李四比，一辈子也没个完。”他说：“细想起来人这一辈子也够恐怖的，一点聪明都拿去应付自己的欲望了。说到底在物质生活中是找不到归宿的，可是反正找不到还不如把这边的事办好，没有方向总得给自己找个方向，不然活着就灰暗了。首先是活着，然后是怎么活。活着的问题既然来到这个世上就不用讨论了，反正你不能去死，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活。怎么活？还不是去追求生活质量？”我说：“时间真能改变人呢，十年前我们几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唱着‘蓝天佩朵夕阳在胸膛’去搞农村调查，那时候的胡一兵心中有生活质量这几个字？更不用说当作人生理想了。”这时小车音箱里正唱道：“是我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胡一兵说：“改变世界？那是青年哥哥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以为世界是可以改变特别是由自己来改变的，用虚伪的悲壮自欺欺人，真不知自己何许人也。以为世界可以按自己的设计而改变的人都是可怕的人物，狂妄分子！”我说：“于是人只剩下了一件事可做，把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提高再提高，那人还是不是人呢！”他叹口气说：“说起来其实也很可悲，自己成了器官的奴仆，每天给主人挣钱弄香的辣的，还要给他洗脸洗脚，看着他慢慢衰老最后死去，一辈子就把句号划上了。”我说：“有时候想起来人生真是一场喜剧，上亿条精虫只有你跑在前面变成了人，其余的兄弟姐妹都被冲到厕所里去了，反过来一想又是一场悲剧，精心照顾自己的器官一辈子，它还是要背叛你，一天老一天最后携你逝去。”车到江边，我们下了车，伏在栏杆上看江心船来船往，灯光闪烁。我忽然感到自己失去了倾诉的愿望，就沉默着，他也不再说什么。

                  忽然有几天，岳母总是在睡觉前弄了桂元肉煮蛋给我和董柳吃，还放了很多枸杞。我吃了一点，舍不得多吃，就要董柳吃那碗大的。可每次岳母都把大碗的塞到我手中，我心中就疑惑起来。我问董柳说：“你都跟你妈妈说些什么了？”她说：“说什么了？这几天变天了，要她记着给一波加衣服。”我看她的脸色平平淡淡，就没有捅穿了问。岳母又买了乌龟回来，红烧了，直往我碗里夹。我说：“我鸡蛋还舍不得多吃，吃乌龟肉！”岳母说：“今天撞着便宜的，就买了点。”我心中疑疑惑惑，过几天经过菜市场时问了价钱，要三十多块钱一斤，几乎把我吓得栽了一个跟头。回到家里，岳母又弄了乌龟肉，是清炖的。她不等我问就说：“今天又撞着便宜的了，不买真舍不得。”我望着董柳，他正低头给一波喂米粉糊。我说：“你们吃，我不喜欢吃。”董柳抢过我的碗，把汤舀到我碗里说：“没听说过不喜欢吃。”我心中突突地跳着，低头吃了几口饭，放下碗筷说：“下棋去了。”就走了。到办公室关上门，我举起一张报纸来看，看了半天也不知上面说了些什么。再逼着看，还是看不进去。突然，自己也没有料到，我把报纸用力撕成了两半，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意。再把破报纸撕碎，再撕碎，口里说着：“舒服，真舒服啊！”桌上堆着一大堆纸屑。我把纸屑一把把抓起来，从窗户飘了下去。董柳把这件事告诉她妈了！想到这里我没有勇气再往下想。呆了不知多久听见董柳在外面叫我我说：“加班！”不去开门。过一会我以为她走了，却又听见她叫了几声，我说：“告诉你我加班，听不懂中国话！”听见脚步声在楼道里犹豫着，还是去了。

                  过了不久董柳又在外面叫我。我说：“说了我加班，我儿子都只要说一遍就懂了。”她说：“我一波他要找爸爸呢。”果然儿子哭了一声，我还不开门，又哭了一声，我把门开了说：“你把一波弄哭干什么，你拧痛他了吧，他犯了什么错误你要拧他哭！”董柳抱着一波一声不吭眼泪直流。我说：“你还哭，我们自己的事你跟你妈讲什么屁，我今天不回去了，睡在这里。”她说：“大家都是为你好。”我说：“我哪点不好，还一次两次弄了乌龟来给我吃，真的有病我学中医的我不知吃什么？”她说：“人家是想你好。”我说：“嫌我不好，那你去找好的去，我保证不会打你的岔。”她把一波抱起来，脸贴着一波的脸哭出声来。我说：“你还哭，我的脸都被你踹到粪坑里去了！”董柳哭得越发有感情，一抽一抽地喘不过气来，一波也跟着哭起来。我叹口气，走过去把她的肩扳过来说：“好了，好了，好了还不行吗？”伸出舌头把她眼角的泪都舔了。她说：“大为，得想个办法，我们自己就算了吧，我一波也跟着受罪，你不要以为他没感觉。那么挤的地方，一抱进屋他就哭，要到外面去，他也憋得慌呢。”我说：“我也不能到哪里去抢一间房子来，你们医院能分给你两间，我愿意天天跑。”她说：“知道人家只是个护士，又不是男人，更不是研究生。”我说：“还拿这个话来噎我！噎死我我也没有办法！”我双手抱着头蹲了下去，又捏着拳头在头上一下一下敲着，说：“男人，男人！”一下比一下重，“看你这个男人是怎么做的，看我捶你不死！”董柳抓住我的手说：“别，大为，别，别！”不知怎么一来，我也抽泣起来，董柳索性放声大哭，一波也哭起来，我抱过儿子，董柳也靠过来，一家人哭在一处。

                  董柳说得不错，要想办法。可怎么才能搞到一间房子，我想不出办法。我觉得对不起董柳，也对不起儿子。儿子不愿进屋，进屋就闹，连他都感到了压抑。我自己委屈吧压抑吧，我无所谓，我不会因此而去给别人陪笑脸。可全家都跟着我委屈，我心里不好受。我逼着自己又去了行政科，在门口我停了一下，调整好面部的肌肉，进门时就把脸上的笑堆起来。我笑嘻嘻地话还没说完呢，申科长就甩过来一句话：“没房。”我还想说，刚开口，他说：“说得再多也说不出一间房来，你信不信？”我的笑挂在脸上，一时不知是放下来好呢，还是更加舒展开好。出了门我恨得痒痒的，把拳头捏了又捏，不想打别人，想打自己。

                  这天董卉和任志强来了。任志强进门就说：“姐姐我们是开车来的。”董柳说：“怪不得刚才喇叭在楼下响了好几声。你真的弄了一辆车？”董卉说：“姐姐还以为他吹牛，他也不是个纯粹的牛皮客呢。”任志强说：“我还升了副总经理呢，银行信贷员被我搞定了，为公司立了一功，奖我这部车，算我的业务专车。”又说：“姐姐你下去看看车？还是丰田车呢。”董卉说：“姐夫也去？”我说：“我还要洗碗呢。”他们几个就下去了，岳母抱着一波也下去了。我探头在窗口一望，一辆红色的车停在那里，很神气的。他们一出现我就把头缩了回来，心里很不是滋味。居然轮到这样的人这么威风，他凭什么？可无论如何他把东西弄到手了，这是事实。其实吧车对我并不重要，我要了也没什么用，可那点意味实在叫人忍无可忍，我池大为就这么无能？这时董柳上来了，我赶紧作势要去洗碗。董柳抿嘴笑了说：“我们乘车风光风光去，你去不去？”董柳的笑意使我很狼狈，我说：“我已经跟晏老师说好了，等会要去杀两盘。”董柳说：“随你。”就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董柳和岳母回来了，还在讲那辆车的事，很是兴奋。看着董柳说笑的神情，我有着说不出的感觉，眼神不对，笑意不对，连嘴也张得不对，以前她不是这样笑的。那时候她是怎么笑的我说不上来，反正不是这样笑的。董柳问：“谁下赢了？”我知道她是明知故问，还是说：“我又不想去了。”她说：“我就知道你。”又说：“以后你对任志强不要做那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董卉都有意见了。”我说：“我理他干什么？他有车？车谁没坐过？只有那么大的意思。”董柳说：“照你说这也没意思那也没意思，自己没有的东西都没有意思？不知道什么意思才是你的意思。在我看来别说轿车，就是我一波的婴儿车都有意思，日子就是这样方方面面零零碎碎凑起来的。自己没有也就算了，最好别说人家有了没意思。我没有本钱我不做出那种看不起人的样子，别人能干我就承认他能人，不是个能人也弄不到一辆车在手里玩。说人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他又凭什么？”我真想发作一番，可一发作我就太失态了。我冷冷地笑几声说：“他也许是个能人，可他是个好人吗？把国家的钱骗来这么潇洒，他想过要还？骗到手就是利润，这是好人做的事？”我右手抓了左手的小指露出指尖，“有这么一点良心的人都不会做这样的事！这样的人还要我去看得起他，那我就真的贱到家了！他们做的理由，正是我不能做的理由。”董柳望着我，叹口气说：“大为我真的想着你是个好人，还可以说是很好的人，可如今世道是能人的天下了，好人又能什么用？能人开进口小车，好人三代同堂，这都是摆在我眼皮底下的事实，一个人总不能装作连这点事实都没看见，我还想骗自己，可骗得下去吗？”我说：“董柳你变了，你变了，你变了。”她说：“主要是世界它变了，它变了，它变了。”

                  把道理说到天上去，没那间房子这日子还是难过下去。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发现二楼又空出来一间房子。我去找申科长，他说：“有安排了。”我还想说，他说：“你的情况我知道，可是房子还是要排队分，你岳母没有户口，总不能算人口分吧。”说着对着门口做了个送客的手势，出了门我想，不说一只狗，就是一头猪被逼急了，不定还咬谁一口呢，何况一个人？我池大为不想做出一副强盗嘴脸，可是没有道理讲你怎么办？我把自己看成一个人，一个好人，甚至一个人物，可有谁把我看成一个好人一个人物？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是一个好人而引起别人的同情或关注。我认识到了这只是自恋，可我说服不了自己，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操作主义者。我想起任志强，他什么时候有过良知的包袱？可他成功了，他的确是一个能人。这样想着我也没跟董柳商量，摸到一把起子就下了楼，一下子就把那间空房的锁给撬了，自己换上了一把锁。晚上董柳下班回来吃惊地问：“妈妈的床呢？”我说：“搬到楼下去了。”她似乎听不懂我的话，细眯了眼看着我，好一会才回过神来说：“真——的？分给我们了？”说着把双手举上去做了个胜利的姿态，又捂着脸抽泣起来。我说：“门是撬开的，我撬的，撬得好吧？”她不相信似地望着我：“撬——你？”我说：“撬——我！想不到吧！我怕什么，道理说到天上去也不能说空一间房在这里，却叫别人三代同堂，那人道吗？”晚上岳母带着一波睡到楼下去了，董柳说：“今晚我搞点桂元肉冲蛋给你吃吧！”我说：“就那么看不起我？”我有着一种预感，很自信，很有力量，很有把握，甚至有点迫不急待了。事后董柳说：“大为你还跟以前一样，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你以前是什么样子了。”

                  第二天早上去上班，尹玉娥说：“申科长要你去行政科，刚来的电话。”我说：“不去。”尹玉娥说：“就不去，怎么着？”我坐在那里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会不会闹到厅里给我一个通报批评，然后还要我搬出来？我心里开始发虚，越来越虚，感到了一种清晰而又不可捉摸的压力。除了申仁民，还有谁会来整我？我说不清，但心虚的感觉却越来越明确，这时我觉得昨天的那种勇气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我凭什么，我？我忽然想到马厅长，他会不会把我的行动当作挑战？自从有两个挑战的人身败名裂之后，还没有谁敢挑战呢。这样想着我坐不住了，对尹玉娥说：“到图书馆找本书。”就到行政科去了。申科长说：“池大为你不错啊，真能干啊！”旁边一个办事员说：“卫生厅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有谁自己就把房子占了的事。”我把脸上的肌肉活动了一圈，堆起一脸笑说：“申科长，你看，哪有一个男人跟岳母娘睡一间房的事？我都这样睡了八九个月了。”他说：“条例是条例，条例上也没定这一条，谁没有特殊情况？”那办事员说：“条例也不是我们定的，是马厅长亲自审改了的，是马厅长。”我怔住了，不由自主地说：“我本来也不想——”申科长用一个不容置疑的手势打断了我说：“今天搬回去，这件事就算了。否则明天一早，我就向厅里汇报。我是想在科里解决算了，别去打搅领导，但解决不了，我也没办法。”我一声不响往外走，想起董柳，让她白高兴一场了，想到这里我再也抬不起双腿。我心一横，怀着赴汤蹈火的悲壮，又夹杂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回到行政科对申科长说：“房子我肯定是不会搬的。”他大感意外，马上又恢复了镇静说：“那就到厅里解决。马厅长知道厅里还有如此胡作非为的人，那你走着瞧吧。”我说：“我正是要去找马厅长，问问你这个行政科长怎么当的，让老百姓三代挤一间，那人还是不是人呢，是动物吗？”他愣了一愣，显然没料到我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马上又说：“你去你去。”我说：“我现在就到电视台去，请那里的记者来看一看拍一拍。”他说：“你去你去，你以为是给我的脸上抹黑？是给我们卫生厅的脸上抹黑。”我说：“我现在就去。”

                  回到办公室我给胡一兵打了个电话，他说：“你写封信过来，我们作为群众来信处理，去两个人了解一下。”我说：“他明天就要我搬。”他说：“我先打个电话到你们行政科，就说有群众反映卫生厅有人几代同居一室，问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看他怎么说，我们再说。信你还是写一封过来。”我当即就写了一封信，刚写完胡一兵就打电话过来，说：“刚才打电话找了你们申科长，他说卫生厅没有这样的事。我说一个叫池大为的群众反映了，他说那是以前的事。”胡一兵叫我暂时别搬，有了问题再说。

                  我想事情不至于这么简单吧，就等着。一有电话来我心中就抽缩几下，怕是行政科或者厅里打来的。等了几天居然没有什么动静，事情就是这样解决了。事后我想了很多，怎么一个人要把手伸出来才会有机会？等是等不到的，没有人会主动想起你的难处，想起你是个好人。做一个好人是我做人的原则，可意义已经渺茫。为什么要做个好人，我找不到坚实的理由回答自己。我动了一点脑筋，用了一点能人的手段，就把问题解决了。其实，也许，很多事情都没有自己设想的那么难，问题是自己脸要放得下来，把手伸出去，要做得出，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可如果不是被逼到绝路上，我又怎么做得出那一种姿态？

                  董柳做了母亲以后话多了起来，话题不论从哪里开始，总是会落实到一波身上去，而且不容分说一定是儿子怎么好得不得了。这天她说：“我一波刚才对我笑了呢，他只对我一个人笑。”我说：“他才三个月他认识谁？不合逻辑吧。”她说：“说给你听你也不信，你没发现我一波智力比别人发育得早些？”说着把一波从摇篮抱出来，逗了一会，说：“望我笑了吧，笑了吧。”我说：“我没看见。”她说：“明明笑了你没看见，你眼睛里没有儿子。”这天岳母抱着一波拉屎，拉完了喊董柳去看。董柳从门外把便盆端进来说：“看吧。”我说：“屎有什么看的，快倒了去。”她不高兴说：“知道你就看不懂吧。”岳母在一旁说：“你仔细看，仔细看。”董柳说：“还没看出来吧，你儿子的杰作呢。”又启发我说：“像个什么？”我看了说：“也不像什么。”她说：“怎么我跑过去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到现在还没看出来，我一波他写了一个8字呢。”我一看倒也像是一个8。我说：“再吉利的数字也是一泡屎，快倒了去。”董柳不肯，要借照相机照下来，我忍不住笑说：“不怕别人笑你？”她说：“我就是要照，将来留作纪念，我一波长大给他看，不是谁都写得出来的，你几个月的时候有这么高的水平？”她跑到楼上去，找丁小槐的妻子宋娜去借照相机，宋娜也是个好事的，抱着儿子下来了。董柳把照相机塞到我手中，我只好照了。宋娜在一旁捂着鼻子偷偷地笑，董柳一点感觉也没有。董柳说：“先放在床下，我等会还要看。”我说：“你不怕臭了自己，就不怕臭了客人。”她说“我没闻到，我从来没闻到，我一波不像别的小孩屙臭屎。”宋娜本来是一只手捂着鼻子的，只好把手放了下来。

                  宿舍几个年轻母亲经常抱着孩子在楼下晒太阳，几个人抢着说自己的孩子怎么怎么的好。一个人说了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了不起吧，另一个马上说自己的也不差，举出的事例其实是更好，好像一定要把别人压下去，心里才踏实似的。有几次我看见她们争着说自己孩子的故事，说自己的孩子怎么顽皮，不听话，说出来的故事却是怎么聪明。董柳再一次把一波拉屎的事说出来，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地。我在旁边听着，简直是一群疯子兼谣言家。我对董柳说：“宋娜差不多就是个没文化的人，你跟她去争什么儿子好儿子好的，跟她争那是比喉咙大，你赢了也是输了。”我把听说的关于宋娜的故事告诉董柳。有一次几个人在丁小槐打扑克，有人问：“丁小槐睡觉打那么重的鼾，宋娜你怎么睡得着？”宋娜说：“我平时不跟他睡呢。”几个人哈哈大笑。丁小槐说：“出宝了，出宝了。”宋娜还呆望着大家不知笑什么。别人说：“平时不跟他睡，战时就另说了。”她这才明白过来。讲完了我说：“这样的人，你跟她去争赢高？”董柳说：“我跟她争，那不是降低了我，是降低了我一波。她说她家强强比一波智力还发育得好，有人信没有？吹牛也要摸个边边吹。我看她家强强三个月时根本不会笑，半岁写8字，那是做梦！”又说：“你看一波吧，嘴巴是嘴巴，鼻子是鼻子，睫毛都翘起来了，她家的强强哪一点能比？”接下来又比头发，比手脚，还要比下去，我说：“可以了，可以了。”她说：“强强胖些是真的，胖又是什么好事？小心得肥胖病。”接着又吩咐岳母每天给一波多喂两次牛奶。

                  有天半夜里一波哭了，董柳爬起来一看，一波的手伸到摇篮蚊帐外，被蚊子叮了几个包，不一会就连成了一片，手背都肿了起来。董柳抱着儿子的那支手呜呜地哭，突然把一波往岳母手里一塞，一头撞到我的胸前，口里嚷着：“就是你就是你！”我用力撑着她的肩说：“怎么呢又怎么呢？”她哭着说：“你好呀，你做父亲做得好！让你儿子睡在鸽子笼里，蚊子不在这里成堆又到哪里去成堆？在我身上咬一百个一万个包都没关系，把我关在牢里喂蚊子也没关系，咬了我一波我心里就绞着痛！”岳母把她扯开，她呜呜哭着，说出一连串的事情来，证明我对不起儿子，连没看出那泡屎的意味也算一条罪状。我没有回嘴，我是对不起儿子。这幢宿舍有老鼠有蟑螂，有蚊子有蚂蚁。前几天我半夜起来把牛奶瓶在热水中泡了准备喂一波，董柳眼尖，看见奶瓶上爬了许多蚂蚁，伸手过来把奶瓶打掉了，说：“还不知我一波吃过多少蚂蚁了，以后他得了什么病，那你要负全部责任。”一波重新睡下后，董柳不一会又推我去看蚊帐是不是又打开了，还要把手伸到蚊帐外面去让蚊子咬，说蚊子吃饱了就不会咬一波了，被我扯了进来。她又伸出去说：“我偏要，我偏要，蚊子反正是要吸一个人的血才会甘心的，我了解它们。”几乎一夜没睡。

                  后来把二楼那间房弄到了，岳母带着一波睡到楼下去了。董柳说：“这下你满意了吧，没人吵你了，我就知道你嫌我一波吵。你其实是最自私的，别人在外面自私，把好处都往家里搬，你在外面做好人，跑到家里来自私。”我说：“到外面去自私，我学不会，我生来就不会侧着身子走路，我池家里没有这样的传统。”她说：“到外面自不到私就算了，我也不怪你。我吃亏是吃定了，你别让我儿子吃亏。”几乎每天晚上董柳都心神不定，想着儿子处在危险状态。蚊子咬着没有？毯子盖好没有？我说：“你总是吓自己，小心老得快！”她说：“男人和女人就是不同，不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老得快怕你丢了我？你真的丢了我，儿子归我，你碰都没有资格碰一下。我有了我一波就够了，我抱着他我怀里是满的，心里是满的。再说丢了我你以为还有谁会来闻一闻你？”又说：“现在的蚊子可不像以前的蚊子，跟现在的人一样，好像都是大学本科毕业，好聪明的呢，纱门纱窗也挡不住，一溜就进去了。”这样她规定岳母一天只能开五次房门。有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看《大众卫生报》，忽然尖叫一声，说：“快，快！”我吃一惊。她说：“这里说有个小孩被老鼠咬掉半边耳朵，去看看一波不会有问题吧。”马上就下楼去看了，回来说：“我的心还在跳。”我说：“你在这方面的想象力倒挺丰富，大事有这么丰富就好了。”她一把揪着我的耳朵说：“儿子不是大事还有什么大事？你那些大事都是对着天想，想一万年还抵不上一包力多精，更别说一间厨房了。”又有好几次半夜推醒我说：“我一波在哭呢。”楼上楼下有好几个婴儿，半夜有人哭她必定醒来，尖了耳朵辨别是不是儿子的声音，又要我陪她下楼去看，她自己不敢去。最后连岳母都不高兴了说：“我带不好，你自己带去。”她带了几晚，还是让岳母带去了。

                  通过董柳我悟出一个道理，一个人在他特别关注的事情上，由于情感还有利益的遮蔽，总会有盲点，使他不能客观地去认识事情。人就是偏见，有了偏见就不可能有客观性，也不可能有自觉的公正。我用这种观点去看周围的人，发现同样是有效的一种观察方式。就说丁小槐吧，他走在马厅长身边时总是侧着身子，他自己肯定没意识到这种姿态有多么难看，而马厅长呢，也不会意识到身边人的这种姿态有什么不正常。想到马厅长我又想起了一连串的事。马厅长他是何等精明的人，又何等自信，可为什么也经常会犯糊涂呢？他一下楼，几个人抢着帮他开车门，他似乎浑然无觉。他自信到了偏执，别人的任何意见都听不进去，好几个有自己看法的副厅长都被他弄走了，这样在身边留下一群唯唯诺诺的人，这群人又随时可以露出狗的嘴脸，叫他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他经常说，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到今天仍这样说，可谁说了他不喜欢听的话又能平安无事？我就是其中一个，只怪自己太相信大人物了。还有，他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本性使他最痛恨奴颜媚骨，但为什么在奴颜媚骨的包围之中无动于衷？还有施厅长，他在位的时候定下的退休原则是六十岁一刀切，这把刀切了许多人，就是不切自己，六十三了还坚守在岗位上，省里宣布了他退休，他还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世人都有一些生活原则，可都又本能地把自己当作这些原则的例外，原则的手电筒都是用来照别人的。自我是人性的盲点，人太爱自己，本能地从自我的立场去体验一切，评判一切，本能地排斥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东西。人们对事情的态度总是由自己的情感和利益决定的，没有什么客观性可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赞成和反对，可那些缘故的依据又是什么？不论事情转了多少个弯，说到底那些缘故只能是自己。偏见无法依据逻辑来矫正，它本身就是一个逻辑起点，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能要求董柳客观地看一波吗？人有脑袋，可他的脑袋是由屁股决定的，屁股坐在哪里就说哪里的话，而且坚定不移坚如磐石。道理是假的，利益是真的。道理随着利益转，因此各有各的说法。小人物如此，大人物更是如此，不同的只是小人物没有力量左右事情的方向。这么想开去我对理性和公正失去了信心，甚至感到了恐怖。

                  在中医学会呆了两年，开始感觉还不错，自由，也没有压力，用不着与别人去争什么，也不怕别人来争什么，真有点审美人生的意味。我觉得做一个边缘人有好处，像个现代隐士与世无争。有了家小生活上有些困难，咬咬牙也挺过去了。可这么过了两年后，我心中渐渐地有了不是滋味的滋味，一种自己也无法确切描述的沉重。就像一个人双脚悬着，没有踩在地上的那份踏实之感。我开始还不太在意这样一种感觉。在我看来，没有麻烦事来找我那是最好，难道谁还喜欢麻烦吗？可久而久之我觉得这种想法不那么可靠，没有事情来找我，就说明了世界并不需要我。不被需要的感觉一旦明了，就越来越难以忍受。每天上班我基本上就那么闲着，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就过去了一天。闲得无聊希望有一些事情来找我，把我从这种阴气沉沉的绝望状态下拯救出来。我以前想着能有这么一份悠闲真是人生一大福气，现在这福气越来越被意识到是一种痛苦。我沉在水底，感觉不到生活中的风浪，却无法躲避日甚一日的无聊。无聊感纠缠着我，我找不到一条排遣的通道，便日甚一日地聚集起来，在心中凝成一个沉重的结。边缘的滋味，被人遗忘的滋味，可真不是滋味。我写了几篇论文排遣无聊，在北京的刊物上发表了，可发了也就发了，没人来说好，也没人来说不好。我好像生活在杳无人烟的荒原，一望无际都是皑皑白雪，我形单影只地站在风中，倾听那一种从天边吹来的神秘声音。有时候我晚上就陪着董柳看电视剧，二十集三十集一晚一晚看下去。有几个月一集接一集地看巴西的电视连续剧《卞卡》，七十多集看完了心里还有点遗憾，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部。后来又看上了《血疑》，这样也算心里有了一点牵挂，牵挂着其中主人公的命运。经常是假得不得了，我一边骂着一边又牵挂着。我简直是疯了，我简直不能理解自己。幸亏还有象棋，有晏之鹤，这也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到头来我还是有了一种恐慌，时间过去了，生命在流逝，可我仍呆在原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我随着时间一起前行。我每天吃了，喝了，睡了，总之，活下来了，可这活下来也就是活下来而已，没有获得超出活下来的意义。我一旦问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吗？我就心里发痛，不敢再往深里想。闲着的时候那种无聊的感觉追逐着我，紧紧地追逐着我，使我不敢面对自己。有时实在无处逃避，就到大街上去走一走，故意走得很远，很累，然后回来。我想着古代的那些大人先生们肯定也有过这样的感觉，所以他们要写作，要云游天下，为无根的人生找到一条根，一种活着的依据。

                  这天我到监察室去玩，看到小莫桌边的墙上挂着一排文件夹，我把标有“人事”的一本取下来，随手翻了翻。这是今年以来的任免文件，好些人我都不认识。翻到最后一页，突然眼前一闪，捕捉到了几个非常熟悉的字。我看那一行黑体标题，是“关于丁小槐等同志的任免通知”。原来丁小槐当厅办公室副主任了，一时我脸上发烧，心跳得厉害。我把文件夹挂回去，口里说：“想不到丁小槐他倒是上去了。”一边做出很随意的神态，笑了一回。小莫说：“下来都几天了，你不知道？”我说：“中医学会没人送文件去，还不够那几张纸的份量。尹玉娥她是人事通，这几天又病了。”小莫说：“丁主任他现在，现在人家都叫他丁主任了，他现在比以前就神气了很多。”我说：“至少别人就不用提着名字叫了吧，几十岁了还被别人提着名字叫，有什么意思？”小莫说：“你也努一把力才好，大男人的，我们女人有个办公室坐一坐也就很幸福了。你毕竟不一样，男人的心要大一些。其实你条件哪点不好，好也要去表现表现，哪怕钻那么一钻。”我笑着说：“人长得太高了，标杆又太低了，身子躬得太低也很不是滋味的。”小莫没做声，好一会说：“机会等肯定是等不来的。”我回到办公室，在把钥匙塞进锁眼的时候，那种金属摩擦的微响像一种神秘的提示，我心中忽地炸雷式地一响：“机会等肯定是等不来的。”我奇怪刚才为什么没有对这句话引起特别的注意？我坐在那里想把自己弄个明白，丁小槐得到的东西，是不是我所需要的？说是吧，我似乎也没有一种强烈的渴望，说不是呢，我今天为什么又受到这样的震撼？平时张三李四提上去了，我没有去细想，想着他们是不错的人吧，可丁小槐我就太了解了，那年拿烟盒的造型就能够说明一切。可现在怎么回事，人家上去了，是副处级了。我再怎么想保持内心的平静，也不能没有灰头土脸的感觉。

                  晚上我到晏老师家去下棋，心神不定，就输了一盘。我叹一口气，他说：“今天你心里有点不那么舒坦？”我说：“输了心里还舒坦，那还是人吗？”我说着笑一笑：“再来一盘？”摆棋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又叹了一口气，他说：“怎么了，小池今天你？”说着手停下来。我的手也停了，说：“怎么能痛快起来，这个世态炎凉的社会。”他说：“小池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到今天还来叹这个，早就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了。世界它炎凉几千几万年了，就像人有手有脚一样，你叹口气它就为你变了不成？一加一等于二！”我说：“说起来吧，也不应该叹气，别人发达了是别人的本事，我叹气干什么？看起来我还没修炼到家。”他说：“想参禅又不能入定。人是什么东西，人？你要想着人是什么好东西，你一辈子苦恼就没个完。对人对世界你不抱希望了，那倒有点希望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话是怎么来的？我年轻的时候比你还清高，清高的结果是清而不高，白白给别人做了垫脚的石头，到头来一事无成一钱不值一无所有一败涂地。”听着他的话我身子抽缩了一下，为了掩饰我又故意把肩耸了几耸。我说：“晏老师把话都说透了。”他说：“我做人一辈子，这是一点失败的心得，如果失败的心得也可以称作心得的话。”又说：“小池我看着你，有时候不忍心看下去，苦日子还在后头呢。等几年比你小一截的人都当了你的领导了，那你的苦日子就真的来了。”我说：“我也不是看不清局面，有时候也想顺势入局，如鱼得水，可心里就是顺不了那个势，性格就是入不了那个局，入局的痛苦还要大过得到的幸福，我想着我何必为了小幸福带来大痛苦呢？”他说：“大小之辩析因人而异，轻重之权衡各各不同，真能心平气和倒也好，可人总是一个人啊！”我说：“历史上有些大人物他真的是逆流而动，他们真的是人物啊。”他说：“那你想想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凭你这份气性你做得到？”你想着自己顺那个势并不是向哪个人低头，这样你的苦恼就不是苦恼了。不然你赶快离开卫生厅，去做一个业务工作，把业务抓在手里，一辈子也不至于这么不官不商地悬在空中。”我说：“晏老师到底是过来人，知道那种悬着的感觉。说真的有没有那点好处并不是那么大的事，别人见了你是不是连连点头挤一副笑脸也不是那么大的事，就是那种悬着不着地的感觉真不是滋味，你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才好，你跟世界没有关系，你不能为自己找到一种活着的证明。怎么才能跟世界产生真正的联系？还是要往那条路上走。说真的要是考科举就好了，大家下场子考那么一考，我也不标榜自己有什么清高。”他说：“小池你应该把自己的思路理清楚，你到底要什么？骑在墙上两边张望，那不是个事。”我说：“晏老师您这么一说，把我说明白了，又把我说糊涂了。”

                  我低头不语，想着自己的确是需要一个表演的舞台，读书人就是需要这么一个舞台。没有舞台，就惶惶不可终日。晏老师给我倒茶说：“这茶慢慢就品出味道来了。”我说：“我没品出什么味道。”，他说：“那你的感觉太粗糙了。君山毛尖呢，看茶叶都是立着的，湖南一个朋友带给我的。”我举起杯子瞧了瞧，果然是立着的。我说：“好茶叶它都有个气性，它立起来。”他说：“那些人的气性景仰景仰是可以的，学是学不得的。我景仰了一辈子，学了一辈子，怎么样？”他说着捏一捏自己的手腕，又抚一抚胳膊，似乎是怜惜自己，又似乎为自己感到遗憾。好一会他说：“再杀一盘？”

                  那天从晏老师家出来，走到门口我说了一个笑话，他顺着我也说了一个笑话，似乎我们没谈什么严肃的问题。我想用达观的神态来掩饰内心的震动。我惊异地感到了自己的信念并不是那么强韧，那些不言而喻的由父亲融贯到自己血液中的东西，原来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那么父亲一辈子是不是值得？我不敢往下想。既然选择了，就不能把为什么永远地追问下去。信念就是信念，这是一种情感的选择。情感的选择不能以理性去作无穷的反思，无穷的追问，没有什么崇高和神圣禁得起无穷的追问，把一切追问到底，必然是摧毁一切。我对自己内心的怀疑精神感到了恐惧。脚下的土地在颤抖，人将悬浮到空中去。我不敢往下想，再往下想我就把自己全否定了，那怎么行？可是我又不能不想，我是个知识分子，我有想的能力，也有想的权利。我有理性，我不能不想，这使我害怕自己。我感到了一种潮湿，这种湿气渐渐地浸润到我的深心。

                  丁小槐搬到那边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去了。这天中午我正上楼，见丁小槐扛了电视机下来，我说：“总算脱离苦海了。”他说：“也算是吧，马马虎虎，凑凑合合。”他不想刺激我，却掩饰不住得意之色。我也挤出一个笑脸说：“不错不错。”就走过去了。又看见小孔和小魏在帮着搬冰箱，一步步往下很吃力的样子，我想搭一手帮他们下楼，手刚伸出去又缩了回来。到家里岳母说：“丁主任在搬家，有几个人在帮忙。”我装作不懂，端起饭来吃，心里想：“男人吧，能屈能伸，我屈一下又怎么样？池大为你要是条好汉，你打脱了牙和着血往肚子里吞，现在这就把碗一放，帮着搬东西去！要脱胎换骨，就从现在做起！”我把碗放下来，蠕动着嘴唇对自己说：“你算老几，你以为你是谁？我扭不过你？我扭一扭你又怎么样？我偏扭你！”走到楼梯口，听见小孔在叫“丁主任”，那甜腻腻的声音使我心中一麻。我身子本能地一闪，躲到厕所里去。我边解手，边从窗口往下看，小孔和小魏抬着桌子往那边去。这些人吧，毕业没几年，倒比我还懂事，将来都是有出息的。我右手举起来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想象着手中操了一把匕首，用力往腰部一顶，心里说：“狗东西，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今天扭你不弯？”我骂一声，手顶一下，身子也抖一下，可双脚却怎么也迈不开步，像被什么吸在地上了。这时有人进来解手，看了我的神态，奇怪地望着我。我把手放下来，不容自己多想，就往楼上走。在转弯处我看见宋娜抱着孩子站在家门口，像有什么力量把我往后一拉，我停住了。我站在那里有几秒钟，心里对自己说：“池大为你要是条好汉，不是好汉哪怕只是个人，你就不能过去搬哪怕一张椅子。”宋娜看见了我，过来跟我打招呼，我说：“下面都客满了，到你们五楼来旅行一趟。”就钻到厕所里去了。

                  晚上下了棋回到家里，董柳已经睡了。我把灯拉亮，董柳忽然像弹簧一样跳起来，把灯拉灭。我再拉亮，她再拉灭，反复几次。我以为她怨我回来晚了，也不解释，摸索着把拉线从床头解下来，把灯拉亮。董柳睡在那里伸手捞了个空，跳下床把拉线从我手中抢过去，把灯灭了。我说：“凭白无故又生我的气？”她说：“生你的气也没有用，就像傻瓜你就不能恨他怎么不聪明。”两人你一拉我一拉，灯一明一暗，拉线断了，灯还亮着。我说：“董柳你有什么话好好说，怎么像吃错了药一样？”她生硬地说：“我吃错了药，还怎么好好说话？”我实在也没什么事惹得她这么不高兴，心里火得要命说：“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别撑着这张脸像蒙了蛇皮一样。”她睡着一动不动说：“我生了儿子你还想我是杨玉莹？蒙了蛇皮？还有蒙老虎皮的那一天。”我说：“董柳你变了，以前你不是这样。”她说：“你的意思是说人没有变的权利？变是我的自由。”又说：“我生了儿子喂了奶还不准我变，宪法上哪条作了这样的规定？我知道你怎么看我，从来就没夸过我半句，别人都长得好，只差没说你外婆你妈妈长得好了。自己一身的疤，人格都有疤。我的好你看不到，天天看着不顺眼，只看别人的脸漂不漂亮，还有腿漂不漂亮，屁股漂不漂亮。”我说：“董柳你总要讲道理，有什么事说什么事，牛胯里扯到马胯里干什么？”她翻身坐起来说：“讲道理？你到厅里跟你的同志们讲道理去，看他们跟不跟你讲道理？讲道理你还住在这个老鼠窝蟑螂窝里？”

                  绕了半天是房子的事。我说：“人家搬家那是人家的事，世界上天天有人搬好房子，你要生气，那生得完？别说两室一厅，还有那么多人住在别墅里呢。比起来是没个尽头的，丁小槐他也要搓根绳子把自己挂到树上去。”她说：“我不想住好房子，我在老鼠窝里窝一辈子我都没意见，我跟了你我早就没有任何想法了。董卉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结婚以后就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了。我全都忍了，我只是为我一波打抱不平。我一波他比谁差，差在哪里？他要比别人住得窝囊！我咽得下这口气，我就不是个做娘的人。”我说：“我们一间房子也住了那么久，现在两间了，比以前好一倍了，你还不满足？”她说：“那你看着别人搬了家，别人的儿子住到套间里去了，你心里动都不动一下？我只问你的心是不是肉长的？我只想我一波有一个好一点的成长环境。别人都一心一意想着把日子过好，你一心一意想什么？连我都不明白，不明白你脑袋里塞着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想把你的头剖开看里面都装了什么，那又是犯了法。”我看着董柳，觉得她的眼神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很不一样。董柳说：“你别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你总要给我一波一点希望吧！”我说：“那我明天拿把菜刀架在申科长头上，看他不给个套间？”她说：“大为你是男子汉你拿出承担责任的勇气来，跟我耍无赖有什么用？”我说：“你再这样说我就走了！”说着站了起来。她站在床上说：“你走，你前脚出了门，我后脚就把一波送到你办公室门口。”听了这无赖似的话，我转身就走。走到楼下，我在冷风中打了个噤。不一会我看见岳母房里的灯亮了，她真去抱一波！董柳抱着一波下楼来了，我闪过一边，她一直朝办公楼走去，我轻轻跟在后面。办公楼前灯光幽幽地亮着，她站在大门口犹豫了一会，就进去了，想不到她胆子真有这么大。到二楼再往上走就没有灯光了，她在楼梯口摸索着开关，我从后面伸过手去，把灯开了。她吓得尖叫一声，见是我，马上把脸绷紧，把一波放在地上，走下楼去。一波就在水泥地躺着，哼了一声，睡着了一动不动。我把儿子抱起来，搂在胸前。我抱着儿子到了办公室门口，董柳从后面追上来说：“我的儿子，就让你这么抱？”一只手从我胸前插下去，要抱一波。我马上说：“你不要他了，你把他丢在水泥地上。”她说：“我生的肉，给你？”两人一用力，一波“哇”一地声哭了。就这么僵持了一会，谁也不敢用力。我说：“你没有资格做母亲，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往水泥上丢，明天病了我看你面对他！”她说：“你有资格做父亲！别人的儿子什么生活环境，你的儿子呢？明年他懂事了，他问你这个做父亲的，为什么强强住好房子，我看你面对他！”她又一用力，把儿子抱过去了。我开了门，她就跟了进来。她坐下来拍着一波说：“将来我一波我要培养他的正常人格，不要像有些人一样，自己不是谁还以为自己是谁。”我说：“至少要一波不要把自己的儿子往地下甩，又不要把电灯线那么扯断。”董柳说：“你的嘴这么会说话你去堵一堵你的同志们，你敢吗？老是堵着我！”

                  自从有了两间房子，我没再把房子的事放在心上想过。说起来，这件事也还是件事。丁小槐搬了，使这个问题变得紧迫起来。可我又有什么办法？我说：“董柳，我们有两间房子就不错了，你别再拿这些鸡毛事来烦我。”她说：“鸡毛事，那你说什么事才是大事？你以为你是谁？总理？”我说：“集体宿舍的房子不是人住的？”她马上说：“那破烂不是人捡的，你去捡？牢里关的也是别人的儿子，你把我一波也关进去。”我忍不住笑了说：“没想到董柳还有嘴巴这么便利的时候。”她说：“大为我了解你，你有你的性格。正因为如此，多少事我都忍了，你看家里有几样像样的东西，我说过一句没有？我一年到头几件衣服翻来复去地穿，我也没说什么。我是乡下上来的，我什么不能忍？我唯一不能忍的就是看着我一波受委屈。你看我一波他这么乖，看着就让人心疼，他生下来比谁差了哪点，他要比别人过得差？要说差就差了没个好爸爸。”我心里一抽一抽地痛，说：“你当年也长了一双眼睛，你怎么不为一波找个好爸爸？”她说：“我的眼没有别人那么尖！你看有些人长了一双千里眼，多少年以后的事都看到了，果然都到眼前来了。以前我看不起那些人，现在我倒佩服她！要不怎么说找对象呢，找！”我生硬地说：“董柳你现在还不老，我放你一条生路，你再去投一次胎，你再去找，找！”她说：“一个女人还可以回到以前吗？女人不比男人，女人没第二春，女人一辈子就是一锤子的买卖！我再怎么找，可以给我一波找个亲生父亲？”我说：“董柳你找对象真的找错了。”她望也不望我说：“那也可以这么说。”我说：“不过生儿子倒还是生对了。”她哧地笑了，说：“你的口才这么便利，怎么不到马厅长丁主任哪里去表演表演？”

                  半天两人都不做声。董柳说：“都半夜了，回去吧，明天还要上班呢。”我说：“你先回去，等会我抱着一波回来。”她说：“为什么？”我说：“你先走。”董柳笑一声说“倔劲又上来吧。我看你都看到骨头里去了，就是要争个赢高，跟我争赢了有什么用？你挺起来争赢了世界，那是你的真本事，我一波也少受点委屈。”我说：“我争你都争不赢，我争赢世界？”她笑了说：“你赢了，我先回去。我一路怕，你抱着一波跟在我后面。”回到家她抿嘴笑了说：“你赢了，你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我把一波放在床上说：“再不睡就天亮了。”我踩在桌子上把灯泡取下来，房间里黑了。董柳在黑暗中说：“反正睡不着，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别激动，丁小槐到药政处当副处长了。”我淡淡地说：“早就知道了，要不他怎么搬了家呢？”她说：“你真的没想法？”我说：“人家能干吧，还有什么想法？卫生厅有那么多讨厌的人，又有那么多麻烦的事，我还没精力去应付那些人和事呢。我想得通，自己带好儿子算了。你说一顶乌纱帽戴在头上舒服些，还是儿子睡在身边舒服些？”她马上说：“妙论，谬论！正因为要带好儿子，所以要那顶帽子，做父亲的总该给儿子创造一个好的成长环境。我不相信你三十出头就心如止水了。”我说：“那你要我怎么样？”她说：“怎么样我都无所谓，我一辈子苦到头黑到头我都不会哼哼一声。你总要对得起儿子吧，为他成长创造一点条件吧？人这一辈子，总要扑腾扑腾那么几下吧？”我说：“你以为卫生厅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明天地震都震光了地球还照样转。再说一潭臭水有什么好扑腾的。”她说：“你瞧不来一潭臭水，那你到中南海扑腾去，你去得了吗？在海里扑腾不了，那你就得在这潭里扑腾。你以为自己是谁，还嫌这潭小？小人物就扑腾眼皮底下那几件事，该扑腾的还得扑腾，扑腾不扑腾总不一样吧，丁小槐就走在前面了。”说起丁小槐我一肚子气，我转过身子朝墙壁睡了，说：“要我去学侧着身子走路的人？真想不到董柳你也用这么俗的眼睛看世界。”她说：“我不像有些人，眼睛看着星星，多雅啊！看星星有什么用？你又不能把它搬回家里来煮着吃了。我只看着我一波，看着家里这几件事，这才是真的！我不像有些人，把自己看成什么人，天下就没几件他屑于的事情。其实他不屑于的，是他想要都要不到的。好东西手伸长了再伸长都捞不到，还有人讲客气，真是好死了那些伸手的人。你池大为是男子汉，站起来也这么高，锯马桶也能锯几个，你比谁差了哪里？宋娜好得意地告诉我，她搬家了，她先生提上去了，你比谁差了哪里，把得意都双手捧给别人去了。”我说：“董柳你别堵我，堵我我又走了。别人愿意怎样那是他的事，他得意那是他的福气。脸盆里的风暴有什么可得意？要不怎么说人与人的差别比人与猪的差别还大呢？”

                  这天晚上我整晚不眠。我卧着不动，怕翻来复去董柳会怎么想我。我忽然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孤独，茫茫世界，有谁把我放在心上？连董柳也这么陌生。在黑暗中静下心来想一想，真令人不寒而栗。董柳讲的，不能说错了，可到今天要我来脱胎换骨，那又怎么可能？我问自己，我不能回答自己。

                  岳母六十大寿，董柳姐妹早就商量好了要庆贺一下，商量的结果是到枫叶宾馆去订一桌。前一天董柳对我说：“送多少钱？”我说：“你们姐妹商量去，董卉送多少，你也送多少，她也是拿工资的人了。”董柳说：“我今天才知道，董卉她准备送六百块钱，搞得我措手不及。”我说：“你妹妹刚参加工作，一个月就是一百多块钱，摆什么派头？”她说：“还不是任志强在后面撑着。任志强他现在把钱赚海了，把我们往墙壁上顶。”我说：“这就是他要追求的效果，我对他不冷不热，他憋了一肚皮气在肚皮里呢。我没把他看成什么竞争者，他倒是这样看我，可笑。干脆你也送六百，反正是你妈妈，转个弯又给一波买东西了。”她说：“过年本来就过穷了，想着这个月才二十八天，心里有点高兴，盼着工资早两天到手，也喘一口气，这口气还是没法喘。我又到哪里去凑六百块钱来？董卉呢，也太不懂事了。”我说：“银行里还有几百块钱，取出来算了。”她说：“那是定期存款，好不容易凑一个整数存下了，又要取出来，我心里怎么舍得？董卉呢，太不懂事了，跟着任志强跑什么跑？”我说：“不就是个生日，世界上每个人每年都有生日呢，你送二百意思一下就算了，管别人他送几百呢。”她说：“我还要留着这张脸做人呢，这么小气。”我说：“这事随你去办，反正是你妈妈。你多送我不心疼，少送我不脸红。”她说：“你这么肩一歪，担子就落下来了。没落到地上，落到我身上了，好轻松！随我去办？那我明天一早去抢银行。要不到你们计财处借它五百，我就是这样办。”我一根指头敲了敲桌子说：“董柳你又来了。”她直望了我说：“你随我办，我这样办你又不肯。你到什么地方借三百块钱来。”我说：“要我去借钱？过生日？我明天不去了，你自己去吧，就说我要加班。”她说：“那你到楼下跟我妈妈说去。人一辈子有几次六十大寿？她在你池家也有一年多两年了，你给过保姆费？你不去，你男子汉，你好意思说，你有勇气，你有本事！我跟你过苦日子，我妈跟你过苦日子，我一波也跟你过苦日子，这是什么日子？别人一个个火箭般往上窜，我们老在原地踏步，看样子还要踏到老。我想你池大为是有本事的人，我不怕等，也等这么多年了，你的拿手好戏也该亮出来了，别让我母子白盼一场，还那么揣着？再揣那么几年，我母子陪着你一辈子吹灯了。”我毫无表情望着她，她也不在乎，抿嘴笑一笑，出去了。那一笑像把我胸膛里的炸药库点了火，我抓起一只杯子刚举起来，她的背影已从门边消失。

                  第二天董柳还是去银行取了钱，回来她说：“钱是取回来了，不过还是要尽快补回去，一个家总不能没有点钱垫着，万一我一波应急要用点钱呢，对不对？”我说：“你说的总是对的，你什么时候错过，就算你说错了也是对的，因为是你说的。”她说：“那讲好了，下个月起你只能留五块钱在身上做零用钱，留十块，那太浪费了。”我说：“你说的就是对的，不过……”她马上问：“不过什么？”我说：“不过……不过也没什么可不过的，对不对？”

                  下午刚下班回家，楼下就有汽车喇叭响，董柳探头到窗外瞧了瞧说：“任志强来了。”我说：“我们自己去，要接干什么！”说着任志强进来了，车钥匙套在手指上，在眼前晃来晃去，头随着钥匙的移动一摆一摆的。董卉腆着肚子跟在后面。任志强说：“妈，我特地来接您，给您祝寿，六十是大寿啊！”岳母说：“志强你开车要小心，你现在是快做父亲的人了。”任志强说：“妈，您说的我敢不听？等会瞧我开车吧，保证比蚂蚁还慢，够小心吧！”我看他那得意的样子，嘴角一抿，想显出那种不冷不热深不可测冷眼旁观的笑意，可刚刚显出来又马上感到了不合适。我有这个心理优势吗？凭什么？我弄不懂自己。一辆车有什么了不起，有几个钱又有什么了不起？可我怎么会失去居高临下的勇气？我不明白自己。可我确切地感到，不知为什么，我与任志强在心理上的那种位置关系，在不觉之间发生了难以说明的变化，这点变化让我那点深不可测的笑意挂不到脸上来。任志强对董柳说：“姐姐，有时候我真的想不通呢，蒋经理他比我高了那一篾片，他就开本田，我只有丰田。过几个月房子建好了，他住三楼，把我挤到五楼去了。这一篾片，硬是气死人。他是个职业革命家，他懂业务？不是我把货款搞定了，他开车？他住新房子？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两年计划，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副字去掉。前面给你缀一个副字，一点做人的感受都没有。我就知道林彪他为什么拼死拼命也要搞政变了。副**，他睡得着？”董柳说：“你有什么办法去掉？也给大家介绍介绍，让我们大家也学一学。”说着眼睛往我身上一轮。我拿起一张报纸，展开了遮住半个身子，靠在床上看，口里说：“报上说北京上海都刮起了抢购风，大概要刮到我们这里来了，要买什么就赶快。”董柳没听见似的，催任志强说：“给大家介绍介绍。”任志强说：“姐夫在机关工作，还要我讲？是吧，姐夫？”我说：“我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任志强说：“首先要给关键的领导一个好印象吧，这算经验？姐夫又要骂我了，这算经验？我们小人物只能围着地球转，总不能要地球围着自己转吧。这算经验？”接着讲了一个故事，前几天他哥哥带着儿子去县长家去拜年，县长家养了几只乌龟，儿子就抓在手上玩，有只乌龟爬到床下面去了，就钻到床下去捉。出门时告诉爸爸，床下摆满了酒。哥哥刚好是送了一对茅台，心里就后悔了，没送到点子上。他说完总结说：“一点小事也要站在人家的角度反复考虑，要特别到位才行。看起来送东西是跟不上时代了。这算经验？”董卉说：“你侄儿还机灵呢，知道出了门再讲，才四岁呢。”岳母说：“那他将来也是一块当官的料子。”

                  任志强开车带我们去枫叶宾馆，一路上话题总离不了这辆车。他说：“这车开起来感觉还是差了一点，蒋经理开了一年多，才转到我手上来。红颜色也太刺眼了，没劲，最好是墨绿色，那才显出高贵的气派呢。”董柳说：“开进口车还说没劲，我有一辆的永久单车就觉得劲头很足了。”我说：“今天妈妈过生日，没劲的事都不说，说有劲的事，大家都高兴高兴。”任志强说：“这车没劲，太没劲，我都不想说它了。”可隔了几分钟，他又说起了这辆车，兴奋地晃着头说：“没劲，太没劲了，别人吃了头遍要我吃第二遍，有什么劲！”从枫叶宾馆回来，我问董柳这顿饭花了多少钱，她说：“不知道。”我说：“说好你和董卉一人一半的。”她说：“任志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单买了，也好，不然这个月我们都过不去了。”我说：“任志强这是打你的脸呢，你以为他凭白无故那么大方？”她说：“管他打什么，钱省在我口袋里了，我给我一波也买点东西。”我用手指她说：“几个钱你把自尊心都卖掉了，你以为你占了便宜，你吃亏大了，不是一般的大，是太大了。”她说：“我不玩虚的，别人付了钱我还去恨他，我想不清这个道理。”我说：“近视眼近视眼，只看见眼皮底下那点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都不去看它？”董柳笑了说：“看不见的东西，我怎么去看它？”我说：“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更是个东西，你什么时候会明白这个道理！”她说：“这个道理我早就明白，但那是有钱人的道理，大人物的道理，我们没钱的小人物道理要反过来讲。”我叹气说：“道理还有你这么讲的，这个世界越来越讲不清了，本来讲得清的也都讲不清了！任志强就凭他还可以甩派头，这个世界真的不像个世界了。”她说：“潮流来了，人人都知道要跟着走，你去跟它讲道理，它把你甩到后面去，理都不理你。”我说：“人人都聪明，都跟着走，那就太它妈的了，天下总还要几个傻瓜。”睡觉之前我对董柳说到办公室拿个材料，就下了楼。近来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觉得这个世界跟自己心里认识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世界，自己对世界的想象与世界给自己的经验，越来越合不上拍了。九十年代，世纪之末，天忽然就翻过来了吗？

                  我走在大街上，想体会一下自己对世界的感觉。眼前的一切并不奇怪，都很正常。下夜班的人在等车，高声议论什么。一对恋人手牵手缓缓走过去。洒水车开过来，放着轻柔的音乐。骑单车的人把铃按得飞响，一闪而过。我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一长一短，忽然有了一种可怜自己的意思。我并不傻，可就像被什么东西罩住了似的，伸不出头！要说怨谁吧，谁也怨不着。那么怨自己，可自己又错在哪里！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要把自己的头摁下去，摁下去，拼命挣扎着想抬起来，却还要再摁下去摁下去。你不知道是谁在这么用力地摁着你，可他就是死死地摁着不松手。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设想也许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越想做点什么，就越没有什么给你做，你越想把腰挺起来，就越叫你挺不起来，心里空荡荡的过了这么几年，根本没在生活中扎下根来，这滋味真不是滋味啊。读书时的理想一点都没有实现，相反，那理想本身倒越来越渺茫越来越抓不住了。剩下的就想做个好人，相信总有公正在时间路口等待吧。现在连这点信念都变得犹豫起来。有谁理解自己，又有什么在等待？连董柳也不愿理解，不愿等待，那么还能指望谁来理解谁在等待？那么还剩下什么？就是眼皮底下那点东西，董柳看见的那点东西。我并不傻，我看得见路在哪里，可是我迈不出去。我实在没有办法如此现实地去设想人生，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你就是你，在那个时间的瞬间，在那个空间的角落生存着的你，如此而已。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结论。可是，我凭什么拒绝，凭什么反抗？我不能回答自己。我需要一种拒绝的理由，一个反抗的支点，我找不到这个支点，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天啊，给我一个支点吧。

                  在大街上这么走着，我看见路边有一个人担着担子，打着手电筒，在垃圾堆里翻找着什么，是个捡破烂的人。我走过去打招呼说：“师傅，这么晚了还在工作？”他站直身子望我一眼，不理我。我说：“朋友，你这一天能挣多少钱呢？”他望着我犹豫了一下说：“你喊我？”我说：“朋友，我是喊你呢。”他说：“你喊我，朋友？”我说：“朋友。”他说：“有什么事，这里不准翻？”我说：“谁说不准翻？问你这一天能挣多少钱？”他迟疑地说：“多少钱？一口饭钱吧。”我说：“都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呢。”他说：“不干谁给你饭吃？到明天早上就没我的份了，别人来过了。”我说：“很辛苦啊，朋友。不过也好，不要想那么多事。”他凄然一笑说：“好？相声也不是这么说的啊。”我摸摸口袋，想给他一两块钱，却没有带钱出来。我往回走，上楼的时候，感到了一阵莫名其妙的轻松，又自嘲地笑一声，推开了房门。

                  一波慢慢长大起来，我发现自己对他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有了变化。以前吧，我也爱他，也挂记着他，可并没有那种入骨入髓的感觉，还觉得董柳那种不可理喻的偏执非常可笑。天下的孩子那么多，怎么可能自己的孩子就集中了一切优点，样样第一？父母用那样的眼光看自己的孩子是没有道理的，可董柳说有道理。我说：“你的道理是没有道理的道理。”现在一波长大起来，我倒悟到了人从自己的立场上去看世界，他其实是不讲道理的。那种没有道理的道理，其实是最深刻的道理，置根于人性深处。由于深刻，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演进而改变，人永远都是人。我看一波吧，怎么看怎么顺眼，连把尿撒在床上了也顺眼。早些时候他在床上爬着想靠近我，嘴里含糊地喊着“爸爸”，可越爬却越往后面去了，急得“哇哇”地叫。我把他抱起来，他就把脸贴在我脸上，这种感觉跟以前硬是不同了。我把这种感觉告诉董柳，她说：“还是个做父亲的呢，儿子都这么大了，才感到儿子是儿子。”我说：“有时候我觉得奇怪，我贡献了什么，就贡献了一条虫吧，那只是亿分之一呢，没想到那条虫就有这么神秘的力量，真想不通其中的道理。不合逻辑，太不合逻辑了。”董柳说：“你根本就不配有这么好的儿子。”她以前说一波这里像我那里像我，连皮肤的质感和脚趾头的形状都像我，我还想着这是一个女人习惯性的说法，现在仔细一观察，可不是真的么。

                  到九月份，一波快三岁了，该进幼儿园了。从六月份开始，董柳就天天催我，想办法把一波送到省政府幼儿园去。她说：“现在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在最好的环境中成长？我一波他再聪明，也要一个好环境。做父母的没给他一个好环境，那就是失职，就对不起他，等他长大了，怎么跟他说？我一波现在住在这老鼠窝里，我心里就过不去，再把他送到人民路幼儿园去，那我就气死去算了。如果宋娜的强强进了省政府幼儿园，我一波问起来，我心里比刀扎还痛些。”我说：“人民路幼儿园也是人去的，厅里有几个的小孩子进了省政府幼儿园？几十个厅局，人人都往那里钻，怎么钻得进去？我又不是厅长。”岳母说：“大为呀，别的事我们都算了，这件事不是开玩笑的事，关系到一波一辈子。人民路幼儿园？那还不如我在家里带带算了，省政府幼儿园有琴房跳舞房呢，有画画班外国话班呢，比起来人民路差得就不止天上到地下那么远哪。”董柳说：“反正这个任务就交给他这个做父亲的了，看他对儿子的感情。他把这件事办好了，也算我没有白找他一场。”我说：“董柳你把事情提这么高，你是将我的军，多半会将死去的。”她说“我什么都忍了，从来没将过你的军，今天一定要将一次，实在是没有办法。”第二天上班我抽空出来，到省政府幼儿园一看，条件果然好得不得了。小朋友正在排练，准备到市里参加儿童操比赛，一百多个人排在操场上，红衣蓝裤，整整齐齐，真令人羡慕。我想，这样的条件不得奖，那怎么可能？我自己心中也动了，决定竭尽全力去争取。又到人民路幼儿园去看了，倒不像岳母说的那么差，可跟省政府幼儿园实在是没法比。

                  我想着这件事怎么入手。我不想求人，放不下这张脸，即使舍得放下吧，也想不起有什么人好求的。我打听好了，园长姓陈，我就直接去找她了。陈园长不在，姓钱的副园长接待了我。我把儿子夸成了一朵花，可她根本不感兴趣，打断我说：“你在卫生厅吧？”我说：“省里的卫生厅。”她说：“是在厅里？”我说：“怎么不是，要不我下次拿工作证给你检查。”她说：“厅里很多部门呢，在医政处？”我说：“中医学会，管全省中医方面的事情。”她说：“还有个中医学会，没听说过。”又说：“在中医学会干什么工作？”我说：“全省中医方面的事都管着呢。”她打量一下我说：“全省？不知道。”又说：“要不你下午直接找陈园长。不过我说吧，来了也没什么用。我们对外的名额很少，照顾了关系户，电力局和自来水公司，还有一些，就没剩下几个了。机械厅郭副厅长想把孙子送来，都没搞成。”我说：“我们马厅长的孙女叫渺渺的，在你们这里，托儿班，去年进来的。”她说：“渺渺，不知道，家里有条件的人太多了。”

                  晚上我把事情告诉了董柳。我说：“郭厅长的孙子都进不去，我们凭什么进得去？一个副园长，冲破了天是个副科级，口气就有那么大，审我审贼样的，真的是个妇科疾病。”董柳说：“她凭什么要帮你的忙，你又凭什么要她帮忙？凭什么？”我说：“那怎么办？”她说：“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前年袁处长的女儿都弄进去了，马厅长我们不去比，袁震海有办法，前面乌龟爬条路，我们后面乌龟跟着爬，你去取取经，总有条缝让我们钻一钻吧，钻那么一下跟不钻那么一下还是不同吧。”这个“钻”字不好听，丑，可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准确、生动。第二天我找了袁震海说：“袁处长，向你取经来了。”他说：“大为，今天有空来视察？”我把事情讲了，他好一会说：“难啊，不是一般的难。”我说：“事情到眼前来了，难怕它也不行，总有条缝钻一钻吧。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操作的，我也跟着操作一下。”他沉吟一会说：“不瞒你说，前年我是转了三个弯才把关系疏通的。我拜了好多码头才摸到线索呢，想起来跟搞特务工作也差不多。”我说：“有什么方便的码头，让我和董柳也去拜一拜。你知道我平时从来不拜人的，事情来了，我也没办法。要是我自己的事，我就放下来了，如今儿子是天王，被逼到墙角了。”他嘿嘿地笑了说：“如今的码头，凭张嘴就拜下来？”我说：“平时我从来不做这些事的，今天事情来真的了，该做也得做，让董柳去做。”他说：“人家不会收你的东西，谁送东西就进去了，那还得了？”我见他绕来绕去不肯说出门径，就说：“那这个码头要怎么拜才拜到点子上？”他说：“事情有这么难，不是随随便便就可解决。线索吧，我告诉了你也没有用。我转了三个弯，前后是五个人，前面是我，后面是陈园长，就这么回事，说清楚了吧。”我直摇头说：“真没想到事情有这么难。”他说：“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太难了。”他说着把文件从抽屉里拿出来，“下次有什么别的事，你只管来找我，这件事呢，实在是太那个了点。”

                  知道事情难度有这么大，我反而安心了一点。这一段我总是在心里骂自己“枉为人父”，现在却想着：“反正枉为人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我对董柳说：“说来说去小袁他还是不肯帮忙。”她说：“我是小袁我也不帮你的忙，他凭什么要帮你的忙，你又凭什么要他帮忙，凭什么？世界上凡事都有个缘故。笑嘻嘻让了碰扁了鼻子，你是个人物那他敢吗？”我想想董柳说得也对，口里却说：“你这么说把世界说得太阴暗了吧。”她说：“毛**早就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凭什么要别人爱你，帮你？总要凭点什么，没有空口为凭的事，你凭什么？”我想着这个世界真太现实主义了，一个人总要凭点什么才能跟它打交道。想起来真叫人心里发冷。我说：“也不怪小袁，他走的门路不能见阳光，让你把底细摸了去？”董柳说：“那你的意思是算了？”我说：“说算了吧，实在不甘心，说不算了吧，也只能算了。”董柳慢慢地说：“现在的人都是商人，你往他面前一站，他就用心里那杆秤把你的份量称了，然后决定一种姿态。前几天我问科里的小左知不知道哪里有好裁缝，想请到家里来做几天衣服，她连声说不知道不知道。今天她对史院长的老婆说，你要做衣服，我知道一个好裁缝，我家里的衣服都是她做的，我这几年每年请她两次，冬天一次，夏天一次。小左她都忘记自己前几天是怎么对我说的了。不过我也不必恨她，除非我去恨所有的人。她凭什么帮我，我又凭什么要她帮？”

                  晚上我忽然想起胡一兵，就对董柳说：“要不给胡一兵打个电话，看他有办法没有？”她说：“他会帮你吗？这也不是一点小事。”我说：“找他就不必问凭什么了吧。”第二天我给胡一兵打了电话，他说：“儿子上幼儿园这事就把你难倒了？又不是上大学。我试一试。”我想起董柳的交待，硬了头皮说：“不是试一试，要尽力办成才好，也让我在董柳面前装扮成个男子汉。”他说：“提到原则上来了，我就去办办吧。”放下电话我心里有点不舒服，给朋友出了这么个难题，这不是我做人的方式。胡一兵他还不知道这个难题有多大呢。再想到他大包大揽的样子，说不定他用什么特殊方式竟把事情办成了，那真叫人喜出望外。三天后胡一兵打电话来说：“大为啊，这一次我在你面前就丢了脸呢，牛皮吹破了，我没想到这么难。陈园长我认识的，我给幼儿园做过节目。这次我说给她们幼儿园做个特别节目，她都没答应我。讲话还气死人呢，说现在对她们的报道太多了。连我她都敢往墙上顶。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了，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不敢说，顶我的人还没有过。”我说：“我害你吃了个哑巴亏。主要是董柳她天天逼我，不然我也不求你了。只怪我没本事，连自己儿子的事也办不好。”觉得这话不好听，又说：“办不好吧，主要是会钻的人太多了。”他说：“我没想到进个幼儿园比进大学还难。进大学吧，只要他分数过线了，我保证他填哪个学校进哪个学校。”后来董柳知道事情有这么难，也就没再说什么。

                  九月初我们准备把一波送到人民路幼儿园去。前一天晚上董柳抱着一波去找宋娜，想约着明天一块去。不一会她回来了，也不说话，搂着一波坐在桌边。我坐在床上看书没在意，突然听到有水掉在什么东西上的声音，一下，又一下。我注意到桌上的报纸湿了一大块，抬眼发现了是董柳在掉泪。我慌了说：“怎么了？”她把身子扭过去，我扳过来，她又扭过去，鼻子吸了几下，就哭了起来。一波说：“妈妈，好妈妈。”伸了小手给她擦泪。董柳把一波搂得更紧，哭着说：“我的儿子，这么好的儿子，你这么小就命苦，是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我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只好到楼上把岳母叫来，又问了好一会，董柳说：“我们还想约人家一起去，我们配不呢，人家才不进那样的幼儿园呢。”我一听心里往下一挫，全身发冷，如掉进冰窟一般，好半天说：“省政府？”董柳眼泪直滴，点点头。

                  好半天我缓过一口气来说：“想不到丁小槐这家伙还有如此之大的本事！”董柳说：“人家在那个份上，就有哪个本事，不在那份上，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只是没本事。”我想一想这几年院子里的孩子，父母在那个份上的，果然都进了省政府幼儿园，不在那个份上的，都进不去。也没有谁去划一条界线，可这条界线却是如此清晰。别看大家一样天天坐在那里上班，在不在份上，就是如此地不同啊！说起来这是一件俗事，可这俗事现在实在比什么大事比金灿灿的未来比飘忽的终极比人类前途都要紧迫。董柳说：“池大为你对不起儿子，你没有资格做父亲，也没有资格结婚。”岳母说：“董柳你怎么说这个话！”董柳说：“那要我说什么话，说我一波天生就比别人低一等比别人笨？我过不去，我心里就是过不去！还没起跑呢，我一波就比别人慢半拍了，将来还有小学中学大学，我敢想？”我说：“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毛**上过什么幼儿园，他还当了毛**呢。李时珍曹雪芹都没上过幼儿园，省政府幼儿园的人，几个能跟他们比？好幼儿园最多就是玩具多一点。”董柳不屑地耸一耸鼻子，说：“自己没有本事就算了，还拿毛**挡在前面，世界上有几个毛**？”我说：“一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儿子，我想了这么多办法，你也想点办法试一试！”董柳扭过脖子，一根指头在脸上刮了几下说：“羞！羞羞！这是一个男人讲的话，大家听听！还是一个读了研究生的男人呢，跟我来比，自己碰在墙壁上变幅画算了！”我气得发抖，向门外冲去。董柳说：“你回来！”我站住了。她说：“我也不跟你吵，吵也白吵。今晚我们就抱着我一波到陈园长家去，让她看着这么好的孩子，该不该有个好环境？我就抱着我一波给她跪下，我不怕丢脸，我的脸不要紧，只要我一波不受委屈，不说丢脸，丢命也不怕。”我说：“好孩子她还看得少？”她说：“这么好的有没有，让她看看！”我叹一口气，女人情绪失去了控制，你就别指望她不说疯话。我说：“说到底你嘴巴皮磨出了茧也没有用，跪上几天几夜也没有用。人家的儿子进去了，不是嘴巴皮磨出来的，更不是跪出来的。”董柳说：“说到底还是自己手里要有过硬的东西，要在那个份上，不然人家凭什么照顾你！不在份上，把道理讲到骨头里去也没有用，世界上的事，根本就不是道理不道理的问题。道理是什么？屁都不是！你是男人，你手里有什么硬东西？没有就别开口。”又问岳母：“妈，你那里还有多少钱？”岳母跑到楼下去拿来一千块钱。董柳望着我说：“你呢？”我说：“我有多少钱你还不知道？”她说：“要什么没什么，假如今天我一波要一笔钱救命，那就眼睁睁看着他——”听了这话我一拍桌子跳了起来想发作，一波吓得抱紧了董柳，扭过头来说：“爸爸。”我坐下去，叹了口气，不怪别人，就怪我自己，是我对不起儿子。

                  我心里别扭着，看着董柳给一波换上了好看的衣服，我抱起来，跟着董柳到陈园长家去。一路上我不说话，董柳也不说话。一波指了月亮问：“爸爸，月亮有脚脚吗？”我说：“没有。”他说：“没有脚脚怎么跟着我们走？”我说：“它想跟就跟，你也拦不住。”过一会一波说：“下次我到华云公园看皇宫，我把帽子带去，我当皇帝，妈妈当公主，你当卫兵。”董柳说：“我一波刚满三岁就知道当什么好什么不好，有些人三十多岁还不知道。”到了陈园长家楼下董柳说：“你去侦察一下。”我上去了侧耳在门边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就下来了。我们站在篱笆旁等着，不一会有一男一女抱着小孩下来，男的说：“我真的没见过这么固执的人。”女的说：“我脸上陪着笑，心里恨不得张开五指朝她的扁脸上抓过去，撕一块皮下来。”说着向不远处的一辆小车走过去。司机钻出来，把小孩子接了过去，一起上车去了。董柳望着远去的车说：“算了，回去。”我说：“来都来了。”她说：“上去了白白挤出几点笑，也没意思，挤也白挤了。”又说：“气得死真的要气死，可惜人又是气不死的。”回去的路上，董柳一句话不说，我也不说，连一波也奇怪地沉默着。

                  进了大院，我看见任志强的车停在楼下，我说：“董卉来了。”任志强见了面就叫“姐姐”，又问：“姐姐什么事情不称心？”董柳说：“没有什么称心的事。”我说：“也没什么事呢。”董柳马上说：“没什么事！你要什么事才算事呢？”岳母说：“还不是为了一波的事。”就把事情说了。董卉把一波抱了说：“任志强你平时牛皮有那么大，再吹一次给姐姐看看。”任志强说：“董卉你别堵我，说不定我就把牛皮吹成了，事总是人在办吧，人总是肉长的吧。是肉长的就有办法，只怕他不是肉长的。”董柳说：“志强你别害我又抱一次希望，我抱一次希望，就死一批神经。”我说：“你不知道那两个园长，那是讲不进油盐的。”任志强说：“油盐肯定是讲得进的，要看谁去讲，怎么讲。他们机关事务局的局长去讲，你看讲得进讲不进？”我想把刚才想去拜访陈园长的事告诉他，董柳马上岔开了。岳母说：“任志强你把这件事办成了，你姐姐要谢你一辈子。”董卉说：“连我这个姨妈都要谢你一辈子。”任志强说：“既然是这么大一件事，那我就试一试。我不认识人，我想总可以找到认识人的人吧。”董柳说：“本来明天要送我一波到人民路去的，那我就再缓几天。”任志强问我认识省政府什么人，说：“认识一个人就顺藤摸瓜，多转几个弯总是可以摸到瓜的。”我说不认识。他想了一想说：“给我几天时间吧。”

                  任志强走了，我对董柳说：“任志强刚开了一辆车就不知自己姓什么了，跑到这里把胸脯拍得嘣嘣响。”董柳说：“你让他拍，拍不成又不割你胸前一块肉，万一拍成了呢？我就抱一个没有希望的希望。”睡下去熄了灯我说：“其实人民路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差，乡下孩子没进过幼儿园，四五岁就牵了牛去放，长大了也很出息的。”董柳说：“那你的意思是叫我一波去放牛？你明天买条牛来，我一波就放牛去。”我说：“放牛也不是那么恐怖的事，毛**小时候还放过牛呢？”她说：“别人对自己的利益那么敏感，大小亏都不吃，大小便宜都要占，把好事都秋风扫落叶扫去了，我们呢，大小亏都吃了，大小便宜都不占，占不着。别人是寸土必争，我们是寸土都争不到，还要我一波去放牛！那人活在世界上干什么？”我说：“干什么？变个猪人，吃了睡睡了吃。再变个狗人，排着白历历的牙齿准备跳起来咬。”她说：“你不做猪人狗人，你有追求，你追到一点东西给我看看！结婚都四五年了，我看到了什么！”我说：“不一定要真的看到什么才有什么！”她说：“看不到真的什么就什么都没有！”我气得坐起来说：“跟你没办法说话。”她说：“我从来不把自己看得那么高贵，把鼻子前面几件事抓上手就好了。我也不相信什么高贵，连伊丽莎白也要坐在自己的屁股上。”我说：“大家都变成猪人狗人算了。”她说：“变什么人不要紧，要紧的是解决问题。谁让我一波上了好幼儿园，不要说猪人狗人，他说我是王八人也不要紧。”又说：“我心里着急，为我一波着急，也为你着急，还为我自己急。别人说嫁个人是第二次投胎，那没错一点。我第一胎是投错了，投在乡下，第二次投胎我也投了这么几年了。”我说：“屁话！”就摸黑下了床，另找到一床毯子朝墙壁自己睡了。睡不着又把董柳说的话拿到心里来想，想着这世界真的变了，要实实在在抓到什么，那才是真的。大家都奔小康了，我还在原地踏步，真对不起儿子。

                  过了三天任志强还没来。这是我早料到了的，一张寡嘴，还能老是骗到东西吗？他办不成这件事，我感到遗憾，又似乎有点高兴。办不成吧，证明事情有这么难，不是我没能力，我不至于一脸的灰土，可吃亏的还是儿子。想来想去，还是希望任志强有如神助，居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把事情办好了。真的能办好，不要说一脸灰土，抹一脸牛屎也不算什么啊！

                  儿子是好儿子，一想到儿子我就不能安心，无论如何，我不能接受一波的机会比丁小槐家的强强要差一些的事实。可事实就是事实，果子再苦，我也只能吞下去。那滋味真不是滋味啊。

                  我觉得儿子是那种有悟性的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就会背唐诗了。他并不懂是什么意思，但背起来的时候一只脚往前迈一步，头一点一点，身子前后一伏一仰地，似乎是懂得的样子。带他出去玩吧，他双手牵着我和董柳说：“爸爸妈妈你们两个抢我。”说完往董柳身上一靠说：“妈妈抢到了，妈妈劲大。”问她电视里哪个女孩最漂亮，他说：“妈妈最漂亮，妈妈是新娘子，我长大了跟妈妈结婚。”有一次看动画片，大灰狼追小白兔，他皱着眉急得要哭说：“大灰狼不对，大灰狼不对。”董柳说：“大灰狼没有不对，它不吃小白兔，它自己会饿死。”我说：“他这么小，你别教孩子学会残忍。”她说：“你是大灰狼你怎么办？上帝并没有规定小白兔是好的，大灰狼是坏的，好坏那是诗人们捏出来的。大灰狼吃小白兔那是上帝安排的，天经地义，不吃才不对呢。让我选我决不做小白兔，就是这么回事。”董柳跟他讲白雪公主的故事，他听了第一次，以后再听，听了一半就捂着耳朵。董柳问：“王后的篮子里有什么？”他着急说：“没有苹果，没有苹果。”董柳说：“苹果里有什么？”他说：“没有毒药。”董柳说：“有就是有，不能你说没有就没有。”到了两岁多，一波经常说出一些冷水里冒热气的话来，叫人感到意外。有一次他调皮，董柳说：“你这么调皮，可能是爸爸在医院抱错了，是别人家的孩子。”他马上说：“董柳阿姨，池大为叔叔。”我说：“我的儿子讲话越来越有味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有次去公园他指着湖中的船说：“轮船没有轮子，怎么叫轮船？”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又说：“我的眼睛这么小，船那么大，我怎么可以把船看到眼睛里去？”出了公园他要吃酸奶，董柳说：“两杯酸奶，三个人怎么吃？”他说：“三杯，你吃，我吃，他吃。”我说：“只有两杯。”他不依不饶说：“三杯，你吃，我吃，他吃。”董柳笑了说：“也是个倔的，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家怎么得了！”还有一次他调皮了董柳骂他，他说：“再骂我，我从窗户跳出去。”我觉得好笑说：“你这个胆小鬼，还敢跳窗户？你从床上跳下来给我看看！”他马上说：“我只跳高的，不跳矮的。”

                  看着自己的儿子那感觉就是不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有时候我摸着儿子的头无缘无故地就鼻子发酸，想哭。我对董柳说：“这世界真是个偏见的世界，大家都这么喜欢自己的儿子，这个世界恐怕没有多少希望了。”董柳说：“要是大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儿子，这个世界才真的没希望呢。”我觉得想倒也是，偏见是上帝的安排，这不是谁想取消就取消得了的。我说：“让你说偏见倒是个好东西。”我想着有偏见就有盲点，那么盲点也是个好东西了。这么想着许多界线都变得模糊，许多人都可以理解，做个好人也没什么意义了。想来想去我越想越糊涂，真不知道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鸡蛋。

                  从昨天晚上起董柳就没说过一句话，我说那么几句，她理也不理。早上上班之前她说：“你今天把我一波送到人民路去，只有这样的命，你认不认都得认。我就不去了，我去了我肯定要哭一场。”我答应了说：“任志强把胸脯拍得嘣嘣响，不知天高地厚。幸亏我们也没抱多大希望，本来也是难。”正说着楼下喇叭响了几声，任志强上来了。董柳用一种恐惧的眼神望着他，我看任志强那神态也不像个有成就的样子。我先开口说：“知道难了吧，本来也是难。”他说：“真没想到难到这个样子，进个幼儿园！再给我两天时间！我通过朋友找到了计财处的关处长，关处长找事务局的孟局长去了，由孟局长去跟陈园长说。关处长都说只能试一试呢。求别人的事，急不得。怕你们急，先来说一声。”我说：“关处长竟肯帮这个忙，真了不起，如果孟局长竟然也愿意帮忙，那就更了不起了。还有你那个朋友，也是个了不起的人。”董柳说：“还有你自己，了不起，了不起，真的是了不起。”任志强说：“办成再说，办成再说。”董柳说：“你花了多少钱，你只管跟我们说，出了力就了不起了，还叫你出钱吗？”她说起话来似乎有着腰缠万贯似的豪爽。任志强说：“朋友跟关处长是什么关系我搞不清，关处长后面的事就更搞不清了，反正是单线联系，一层管一层。我得给朋友家装一部电话，这个朋友还是朋友介绍的朋友，刚认识的。”我一听吃了一惊，装部电话？四千多块呢，董柳她受得了吗？董柳说：“应该的，应该的，转了这么多弯，不知道会卡在哪里？陈园长会不会买帐？要是关处长有绝对的权威就好了。”两天后，一波进省政府幼儿园的事就定下来了。董柳对任志强说：“装电话用了多少钱吧，还有一连串的事用了多少钱吧，你老实告诉我，转了这么多弯，总还要点润滑剂吧。”任志强说：“帮姐姐这一点忙还要钱吗？姐姐你也别太小看我了。”我说：“转了这五六个弯就了不起了，还要你贴钱？钱是一定要给的。”任志强说：“钱倒不是什么难事，谁都拿得出来。难得的是电信局容量有限，那个电话号码不是谁都可弄得到手的，现在不比以前，什么事都不能凭嘴皮子打交道，吃豆腐办豆腐事，吃肉才办肉事。”我心里替董柳着急，再多的钱她怎么拿得出？谁知董柳说：“任志强你干脆说多少！我们不搞劳民又伤财的事。”任志强哼哼哈哈半天说：“钱都是公司出的，关系户，业务需要。”我说：“你们公司还可以这样报帐？”他说：“人人都能这样报，多肥壮的公司也撑不了三天就皮包骨了，当然是看人来。”说着右手似乎很随意地在胸口拍了一下，大拇指一翘。他这个动作给我一种刺激，但我没表现出来。这个时候他说什么做什么我得认了。这么难办的事，胡一兵都没办法，居然被他办成了，我还有什么资格不服气？不管他怎么办的，人家的实力在那里，我不服不行啊，他再怎么摆牛，我都得把头低下来认了，不服不行。

                  我和董柳送一波去省政府幼儿园，董柳看见那么好的条件，高兴得手足无措的样子。出了门她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一个劲用手背擦眼泪，哭了一会忽然又神经质地仰头笑起来。我说：“大街上呢，别人还以为你捡了宝呢。”她抹着泪说：“我总算对得起我一波了，对得起他了。”横过街她说：“不知我一波在哭不呢，我回去隔着窗户看看。”我说：“哭总要哭几天的。”她拖着我回去，躲在窗户外面看了一阵，说：“总算没哭了。”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到下午我们去接儿子，一波扑过来说：“找到爸爸了，找到妈妈了，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董柳抱着他一路亲着出了大门，说：“这么好的儿子，谁有？哪怕是为了儿子吧，我们做大人的也应该努一把力。”

                  也许董柳说得不错，哪怕是为了儿子吧，我也应该努一把力，让家人好好活着。好好活着是硬道理，总不能说今天的忍辱负重是为了明天的更好的忍辱负重吧。算一算我到卫生厅已经六年了，可现在比第一天来时并没有进展，甚至还后退了。一天天就这么梦游般地过去，就像是迷失了方向似的。过了一年，又过了一年，回过头去看，也就是过了一年而已。可人生有几个六年？何况还是在黄金岁月。我似乎恨自己，又似乎同情自己，说不明白。我总认为自己在坚守着的一点什么，可这么多年过去了，很清晰的景象越来越模糊，很明确的意义越来越暧昧。一个连对自己的家都不能尽到责任的人，还能去想着世界吗？可是只看着眼皮下这几件事，那我又是谁呢？我等待了很多年，至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等待会有什么结果。不论从哪个角度去审视自己的生活，都会有一只隐约的手，潮湿而苍白，用一种难以描述的优雅姿势喻示着方向：生存是硬道理，是归宿，是一切。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是自我，是生存，是活着。这是真相，这是本质，这是悟者之悟，智者之智。我曾把这当作猪人的生活姿态，但现在却无可抗拒地走向这个方向，别无选择。在丁小槐和任志强喻示着的两把巨钳的钳制之下，我别无选择。我得活得好一点，我的妻儿也得活得好一点，我别无选择。为此我得改变自己，我并不比谁傻些。我想象着自己站在悬崖上，眼前天地悠悠，空茫一片，极目处似隐似现。我知道那是心造的幻象，只有脚下这一寸土地，才是最真实，最真实的。

                  这天我在办公室看报，尹玉娥在外面很亲热地跟人说话，一口一个“孔科长”。尹玉娥说：“以后常来指导，孔科长。”那人说：“谈不上谈不上。”尹玉娥说：“孔科长是少年有为，以后有事打搅你，不会把我们挡在门外面吧？”我听了那口气很不舒服，科长也就是个科长，厕所里拉尿也可以碰见几个，值得那么甜腻腻地喊？尹玉娥把那人送到楼梯口才回来。我想着厅里并没有个姓孔的科长，就问：“这个孔科长是我们厅里的？”她说：“就是孔尚能，你认识的，他到退休办当科长了。”我说：“孔尚能才来几年就当科长了？”她说：“如今的年轻人一个个身手都很敏捷。”我说：“怪不得我前几天碰着他，打个招呼声调都不同了。”不久前我还看见他帮丁小槐搬家，隔几天又看见丁小槐有板有眼地教训他什么，他低了头地听着。当时我想着丁小槐怎么了，人家帮你帮过家，怎么也算个朋友吧，你还对人家来这一套！心中为孔尚能打抱不平。谁知道后来碰见他在图书室跟小赵说话，他还说丁小槐怎么怎么好，一口一个“丁主任”如何如何。我觉得奇怪，这人怎么无知无觉，真的是要进行人格启蒙啊！丁小槐好不好，他不知道？我就不相信他那么傻。我把这件事跟尹玉娥讲了，她说：“卫生厅怪事很多，怪人也不少，说怪也不怪。”我说：“转个弯想怪事其实不怪，傻人其实也不傻，他傻他几年就当上科长了？”的确，在这个时代规范已经颠倒，你认为那事怪，这本身才是怪，你认为那人傻，这本身就是傻。这样想着我忽然感到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再过几年，连孔尚能都要对我指手划脚，那怎么办？真是无地自容啊。人在圈子里，就一定要往那个份上奔，不然简直没法活，脸都无处搁啊。我想一想自己的前途，简直感到绝望，三十多岁了，还这么整天傻坐着，再过几年就是老办事员了。李白曾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我体验到了他的痛苦。他就是这样过来的，哪怕他气冲霄汉才高八斗也是这样过来的，其中的血和泪，如果不到他生命的褶皱中去访微探幽，是很难感受到的。

                  我得为自己找条出路。在厅里想办法吧，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得到赏识。这条路我已经放弃了这么多年，现在重新启动，前几年不是白白浪费了吗？我不愿承认这一点，我不觉得自己错在了哪里，我说服不了自己。更何况，上面不会用我这样的人啊。到三十多岁来脱胎换骨，那可能吗？我不能回答自己。我在心中后悔了，当年不该留在厅里，到中医研究院去搞业务就好了。偏又抱着天下情怀，想在更大的范围内做点事，竟落到今日这个地步，真对不起董柳和一波啊。六年前研究生还是凤毛麟角，可现在是一批一批的了。幸亏这几年还发表了十来篇文章，这给我壮了一点胆，我想试试能不能调到中医研究院搞业务去。天下的事情不能想了，自己的事情还得想一想。我把自己的想法对董柳说了。她说：“你真的调？调到研究所也是厅里管着，调到哪里还是厅里管着。马不高兴你，牛就高兴你？有问题的人到哪里都有问题。”我说：“至少争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吧。”她说：“重新做人哪里都是一样的，厅里毕竟是厅里，一年到头老是发东西，你伴福也伴上了，我们医院有？”我说：“我就是想换个地方，不想看有些人，丁小槐丁主任，看在眼里拔得出去？”她说：“大为你在逃避，其实哪里都有拔不出去的人，我们医院没有？”我说：“反正我就是想换一下，女人眼睛只盯着那点东西，从来不看看这里。”我说着用手指点一点太阳穴，“这里，这里！”董柳说：“这里，这里，我就不懂你那个这里到底是哪里。你一定要调，我也不能拿绳子绑着你的脚，我只有一个要求，到哪里也不能少了我两间房子。我是女人，我眼睛只盯那点东西。我才不管什么宇宙星星月亮呢。”我到***家去，他是我在中医研究院的朋友。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他说：“搞错没有，从上面往下面调？不可能吧！”我说：“我这个人生就的倔脾气，不适合做机关工作，来搞点业务算了。”他说：“我在门诊部当医生，天天坐在那里接待张三李四王五麻子，有什么意思？我想明天能退休就好，要是能调到中医学会每天一张报纸一杯茶就把日子打发了，钱也不少你的，我真的对天烧三柱香。”我说：“不看病人搞研究行吗？我也发表了十来篇文章了。”他说：“一来就搞研究？给我坐几年班再说吧。我愿意跟你换，你换不换？”我说：“厅里效益好一点，可人的脸色不好看。官大了那么半级，能把你压死。”他笑了说：“那你的意思研究院是外国？一个妈妈生出来的。再说六年前你不来，跟你一年的研究生都有评副主任医师的了，副研究员了，你连主治都没有，你心里很舒服？研究院好比一锅菜，高级职称是主菜，连我都快混到手了。”

                  我一定要试一试，***就带我到人事科找郑科长。郑科长示意我们坐下，就去打电话，好不容易打完一个，又打第二个。***坐在那里反复扭着身子，终于坐不住，找个借口先走了。半天郑科长打完电话说：“小池，你知道我们院里，也算副厅级单位，想来的人多，造成了紧张。评职称紧张，住房也紧张，跟厅里就不好比了。你业务上怎么样？”我马上把论文的复印件呈上去。他手不停地翻着，眼睛却望着墙上的表格，说：“从厅里往下面调，这是第一次，你是不是得罪谁了，把底给我们交一交，不要让我们把关系搞坏了还蒙在鼓里。”我说：“我谁也没得罪，就是想搞搞业务，毕竟学了八年。”他又翻一翻那些文章说：“不错，不错，要是你一毕业就来，也是我们的骨干了，我这个人是很看重人才的。”他说到所里一个姓舒的年轻人，刚评了中级职称，因为在《中医研究》上发了篇论文，又在省里评了二等奖，第二年就评上副研究员。他说：“这是我一手一脉操办的，是人才，我们就破格开绿灯了。”他这么说，我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堆豆腐渣，是个乞丐，上门讨钱来了。他还在说自己爱惜人才的历史，我趁他话一顿，马上就告辞了。

                  后来***告诉我说：“你知道评上奖的是谁，舒所长的儿子！不然他的文章能发在一级刊物上又评奖再破格提拔？他那论文怎么出笼的我都知道，谁去戳穿？偏有人巴结他，没人巴结你我。这些人从写到发表又到评奖再到评职称，是一条龙服务。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没有活人做不到的事，原则只罩住我们这些人。如今有本事就抓住印把子，抓不住那也别叫屈，叫屈还让人家看笑话，谁叫你抓不住？这样的地方，你还要调来，气不死你就来吧。”

                  没想到在研究院碰扁了鼻子，我的自信心又受到一次打击，我，池大为，竟落到这个地步了，不可思议。我对这个世界感到陌生，好像有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力量虚无地存在着，在阻挡着我。善有善报？屁话！我觉得自己有了不做一个好人的勇气，也有了这种权利，说到底世界是以力量而不是以善恶来评价一个人的。我觉得自己有骨气，也有坚守一点做人的原则的韧性，可这在别人眼中简直是笑话，是无能的表白。我幻想着有一个抽象的自我从躯体中抽绎出来，以怀疑的眼光对自己进行客观的审视，这样我觉得别人那种讥诮的眼光也并非没有道理，你不是个人物，怎么能要求别人把你看成一个人物？世界变了，一切都颠倒了，我感到了陌生，也感到了幻灭。权和钱，这是世界的主宰，是怎么也饶不过去的硬道理。可在这种硬道理面前低下了头，那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好人吗？做一个好人，既不可能期待别人的理解，也不可能指望时间的追认，更不可能对世界有什么触动，剩下的唯一理由，就是心灵的理由，我愿意这样做，向丁小槐学习我不能感到幸福。可在今天，一种心灵的理由，还是不是一种充分的理由？并没有一种先在的力量规定了我，我为什么要自己规定了自己呢？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天我在剃胡子的时候，对着电动剃须刀上的小镜看着自己的脸，先是额头，眉毛，眼睛，移下来，鼻子，嘴巴，看久了有一种似真似假的感觉。这就是我，在这个瞬间，我存在着，就这么回事。我突然惊异地发现，自己的下巴上有一根棕色的胡子，像烧焦了似的。这是真的么，我都有黄胡子了，什么叫时间不饶人？这就是啊。就像窗前那棵银杏，我观察有很多年了，那树叶每年真正饱满而嫩绿的时间只有几天，似乎还没充分展开呢，就转向深绿去了。我心中一阵绞痛，就这么完了吗，这一辈子？无论如何，我得给自己找一条出路。想了许久，只有两个方向，要么跟在丁小槐后面走，要么写几篇像样的文章出来，也发表到《中医研究》上去。世界很大，展现在我眼前却只有这么一点点，把宇宙都想遍想穿了还是要回到这一点点上来，这是唯一的真实。脸盆里的风暴也是风暴，总比两手空空要好吧。何况那点东西，一粒芝麻，对自己来说还是很有用的啊。想起自己犹犹豫豫迟迟疑疑竟过去了六年，真的是太可惜了。跟着丁小槐走，那是一条效益最高的道路。市场的原则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大家都把这一点悟透了。可是我的情感本能却不由自主地有着强烈的反抗，没有别的，就是心灵的理由，一种流淌在血液中的力量阻挡着我。我有没有权利以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操作人生？我无法回答自己。我相信在人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规定了他，他只有服从这种神秘力量的引导才会感到幸福。我幻想着自己皮肤下的血管中跳跃着无数的蓝精灵，他们在呼唤着我，我不能太扭曲了自己。我把自己的想法跟董柳说了，董柳说：“由你吧。”我心里感谢着她的宽容，她已经忍受了这么些年，还准备忍受下去。我从图书室借了许多书来看，上班的时候也看，晚上也很少去下棋了。这样我很快就恢复了感觉，不时地有创意的火花自动地闪出来。不久，我写好了一篇自己满意的论文，寄出去了。

                  任志强打电话来说要我帮他一个忙，我不加思索就答应了。他说的话我能不听？我问他是什么事，他说：“星期天早上你来省展览馆，我八点钟在门口等你。”放下电话就心里很不舒服，他居然大咧咧指派起我来了，连是什么事情都不解释，我是你养的一条狗吗？可是我知道自己还是得去，能不去吗？回家我对董柳讲了，董柳说：“总算有一次机会能帮他一次忙了，我们欠别人的欠得太多了。”我说：“去干什么他也不讲，我想着就没什么好事，我又不是他养的一条狗。”她吃惊说：“那你的意思还准备不去？只要你好意思，你就别去。”到星期天一早董柳推醒了我，也不说什么。我马上跳下床，抓几片饼干就去了。

                  任志强果然在门口等我。他说：“今天是高科技产品展销会，我们公司要推出一种新产品，请你来促销，现在国外的生意做不动，先在国内烧它几把火。”我知道了今天的任务是在他们的展台前推销气功魔掌。他说：“气功魔掌是按中医的经络原理设计出来的，可以治全身的病。你把其中的原理讲给顾客听。”说着从皮包里掏出一个给我看，并把它的功能讲了一番。连任志强也来跟我讲经络理论，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黑色幽默意味。我接过魔掌一看，是一个手掌形的东西，桐柄铝质，全封闭，中间是太极图，八卦环绕着太极图，旁边两行字是“依图找方位，时空信息来”。翻过来是手掌上与全身相对应的部分，头背腰尾肛，脑鼻喉胸腹等等，旁边两行字是“六格是九宫，太极是全息”。我看上面煞有介事，心中实在好笑。里面也许有几块磁铁几根铜丝，说到治病，那只能哄愚夫愚妇。我说：“这个高科技产品真的能治那么多病？”他说：“人体的所有部位上面都有，不能治病那我们还搞展销？”又要我仔细看说明书，“按照上面讲也就差不多了。”说明书非常精美，可都是一些鬼话。为了别人赚钱，要我来讲这些鬼话，做人真是太没尊严了。可是我能不讲吗？我问他魔掌多少钱一个，他说“才两百九十九，十个以上批发七折。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这么一个高级保健品，真便宜啊。”我想着这玩意的成本决不会超过十块钱，我没说出来。到了展台前几个小姐披了绶带站在那里，是请的中医学院的学生。任志强说：“大家按说明书的介绍统一口径。”又示意一个小姐把一块标牌挂在我的胸前，上面写了我的名字，标明是了北京中医学院的硕士。我站在那里很不舒服，今天逃不脱要当一回骗子了。快九点任志强说：“马上就进场了，说明书看熟了吧？”我说：“看当然看熟了，只是……”他打断我说：“姐夫你等会千万别这样说话，只是一条，能治病，特别是脑血栓、肾病、肝病、胃病！”说着抱拳拱一拱，“拜托。”又说：“我们随便动一动都要钱，钱从哪里来？还是要从生意上来。”他没说装电话要钱，就是给我面子了，我还能说什么？我想，好在这玩艺儿也不会伤着人，骗只骗别人的钱，又不骗他的命，何况也不会有穷人来买。有人过来了，我站在一边，任志强对小姐说：“靠边点站。”我下意识地移动脚步，站到了最显眼的地方，用唾液润了润桑子，马上有小姐把垂在我胸前的标牌放在正中间的位置。有人走过来，站住了，小姐马上说：“先生，愿意试一试我们公司新开发的产品吗？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任志强说：“这是高科技的结晶。”有个人拿起一个回来翻看，仔细研究上面的图形。任志强望我一眼，我说：“产品的基本原理，是根据《黄帝内经》的经络学说，结合现代中医最新的研究成果生产的。”那人注意到了我胸前的标牌，我打着手势说：“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身体各个部位的信息在手掌上都有反映，经络是相通的。手掌的信息通过一个逆向的过程，可以传到全身。”那人说：“不知道是不是适合我？”我叫他坐下，仔细地给他把了脉说：“先生脉跳弱，是肾虚之象。”他马上信服了说：“是的是的。”我说：“强肾固本，一通百通。”又对着图形详细地给他说了一番道理，他说：“先生都说得对，我病了这么久，也是半个医生了。”任志强说：“池主任是北京中医学院毕业的硕士，他说不到点子上，那还有谁？”那人毫不豫，买了一个，一边说：“不到三百块钱的东西能治好病，我要舍不得，那我是对不起我自己。人为钱活还是钱为人活？”他去了马上有第二个人坐下来请我把脉。我把手指搭上去，微闭着眼，心想，一个骗局要形成也不是那么难的事，关键是形成一种氛围，那些披绶带的小姐也不是白站在那里的。记起有一次在大街上有两个人向我兜售手表，一唱一和，活灵活现，不由得我不信，竟失去了判断，买了一块。回来就知道上当了，那表果然只走了一个月就坏了。我一边讲解着一边不动声色四处看看，怕有熟人看见，如果有校友看见就更不得了，他不会骂我把母校给卖了？然后有一个汕头人被我说得口服心服，如果我说这气功魔掌能使人长生不老他也会相信的。他买了四个，解释说要送给这个那个朋友：“送什么别的东西都不稀罕，谁少了什么？”我说：“送礼送健康，心无忧虑就是逍遥佛祖，身无病痛就是快活神仙。”他走了不久又返回来，要批几十个带回去做生意。任志强跟他讨价还价说：“真的打七折我们就没有一点利润了，别小看这么手掌大一块，你知道内部结构多复杂？七五折，再少我们就不谈了。”几乎不能成交。那汕头人的韧性也极强，不依不饶反复说：“我总要有一点利润吧，又不是一个两个。”小姐在一旁说：“别说你三十四个，昨天省医药公司一进就是二百五，也才是七折。”我听了在心里笑，真是个二百五啊。最后还是七折成了交，任志强说：“你肯定是个会做生意的人，还价还得我们要吐血。只有展销才有这个价，市场上是不可能的。”汕头人去了，我说：“广东人真的不把钱当钱啊。”任志强说：“反正他的钱也是骗来的。”我说：“肯定也是骗来的。”我把“也”字咬重了一点，“所以我们也不必客气了。”忙了一天，我心里计算着卖出一百九十七个。收展的时候任志强说：“成绩还不错，卖出了一百四十一个。”说着拍一拍鼓囊囊的皮包。我说：“讲了这么一天，连我自己都相信真是那么回事了。”他说：“本来就真是那么回事嘛。”我笑了说：“是那么回事，就是那么回事，的确是那么回事。一百四十一。”他开车送我回去，我说：“我没想到做生意的利有这么大。”他说：“主要是为了宣传，这点钱还不值得大张旗鼓。”我说：“你们赚大钱赚惯了。”快到卫生厅他说：“我就不上去了。”递给我一个信封，“八十八，发发发。”我犹豫了一下就接了。他说：“那些学生每人十五，嘴都笑歪了。”又说：“姐夫在搞宣传方面是有天才的，几下就把人说动了，学问摆在那里！下次还要请你，能者多劳，是吧？”我说：“还有人奉承我是天才？其实有时候我连数字都数不清。”他一愣，哈哈笑了。

                  我把信封交给董柳说：“八十八，发发发。”董柳看了说：“任志强还不算抠嘛。”我说：“这点钱，你知道他那里有多少？”她说：“你管他？什么时候你一天赚过八十八？头一次！有这笔钱，这个月就可以松口气了。下个星期还会喊你？”我说：“你看我像个骗子还是像个天才？”她说：“都不像。”我说：“仔细看看。”她望也不望说：“看你我看几年了还看够？伸手不见五指，你的身子在黑暗里晃一晃，我都能感觉到你的动作。”我说：“没想到你把我了解到骨头里去了。其实你不了解我，我是个天才的骗子。”她不屑地一笑说：“别急着往自己脸上贴金，你是半个骗子或半个天才，我和我一波也不至于住在这黑古隆咚的旧社会里。”我说：“我大声吆喝着骗人，这还是头一次，我把自己的自尊心挖出来，往牛屎里面踩。”她说：“没权没钱万事求人，还把自己的自尊心吊得那么高就没必要了吧，要说我不了解你，就是这点不了解。人家的尊严都建立在有权有钱上，你在空空洞洞上面建立什么？”我说：“那是虚幻的，别人尊他的权他的钱，又不尊他的道德文章，尊道德文章才是真的。”她说：“照你说那些大人物其实没有尊严？”我说：“他们退了位真相就显出来了。施厅长你也看见了。”她说：“满世界都是假的，那假也假得真，管他心里怎么想呢。”

                  这件事给了我一点启发，一个人吧，只要他不把自尊看得那么重，放得下脸来，机会还是很多的。我一个小人物，把人格自尊吊那么高，那合适吗？太奢侈了，实在是太奢侈了。看着任志强那鼓囊囊的皮包，自己的心不也跳了几跳吗？我也不是个吃素的人，只是战胜不了自己。报纸上天天在说战胜自我，战胜自我，今天才明白了一点奥窍。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这话可不是随便能够说出来的啊。这是一切成功人士的心得，其中的精义，他们是秘不示人的，要靠自己去体悟。其它人吧，把这句话放在口里念一念，其实并不真正懂得。

                  大学同学匡开平出差经过这里，一见面就说：“算一算毕业都八九年了，这八九年的！”又说：“我专门来看你，明天就走。飞机票都订了。”见了老同学我很不好意思，这么多年也没混出个名堂来。我不想带他到家里去，就说住得很远。他说：“也不让我瞻仰一下嫂夫人吗？”我说：“还不是那个样子，一张脸，两个鼻孔两只眼。”我和许小曼的事他是知道的，我怕他看了董柳会暗中笑我。他看了我满桌子书说：“在机关还看业务书，少见。还要多看些政治方面的书。”我一问知道他当处长了，许小曼在部里也当处长了。我计算着带他到外面去吃饭，就说出去有点事，回到家问董柳要钱。董柳说：“充胖子吧，到家里吃吃算了。”我说：“这个胖子是打肿脸也要充的。”她把钱给我，我说：“晚上没回来就住招待所了。”她不高兴说：“家里又不远。”我说：“知道你只想跟老子睡了。”她说：“那是你身上某些地方绣了花。”回到办公室见尹玉娥正跟匡开平说什么，我一进去她的声音像被刀砍断了似的，掩饰地望了我笑说：“来了吗，来了。”我想这条长舌头又在说什么了。我带匡开平去吃饭，说到许多同学的境况。吃完饭他抢着把钱付了，我说：“就这样扫东道主的面子？”他说：“你也别替我着急，反正是工作餐。”要小姐开了票。到招待所他又抢着把房钱交了，我说：“什么意思嘛。”他说：“先公后私，公家的钱先用。”他要的是最好的房间，当年的同学，在这些细小之处，就看出差别来了。人在那么个份上，钱也跟着在那么个份上，这也是游戏规则。他这么几次抢着付帐，我觉得他把我也看得差不多了，没份量啊。我想好了明天一定请大徐开车送他去机场，多少也挽回一点面子。他靠在那里丢过来一根烟。我吸着烟说：“有时候抽一根，觉得烟也是个朋友。”他说：“我就少不了这根烟，寂寞了点根烟，就有了气氛。”他告诉我明年是大学毕业十年，留在北京的同学准备聚会，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我不是人民公敌？我以后还打算在同学面前做人吗？”他说：“那你一定去，我通知你。”他又问我最近干些什么，我怕他心里嘲笑我，就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和思路说了一下。他似乎有点兴趣，跟我讨论起来。说到按现代分析方法进行中药分类，他还问了几个细节问题。他说：“其实我在机关多少年都没想过这些事了，天天想的就是谁和谁是怎样一个关系，你不把关系吃透，随口讲一句话就坏事了，搞得不好就玩完了。将来我们同学中最有成就的肯定是你，我们都是混混。”他只字不提我现在的处境，这使我感到更加惭愧，自己竟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这种惭愧使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也还是在用流行的眼光看世事，看自己，不在份上就无法理直气壮。一个人他在精神上再坚挺，也不能创造一套价值来对抗潮流，而只能像浮萍一样被裹挟着，随波逐流。我自认为傲视世俗，人格根砥却不深，在不觉之中总是用了流行的标准与别人交流。我们说话说到很晚，他当了官也并不像我们厅里的官，有一套彻底的官僚气质和思维方式。我把自己的感想对他说了，他说：“谁在本单位，潜意识中都有一种表演的本能。”第二天我请大徐送他去机场，分手时我说：“明年聚会一定通知我。”他说：“其实聚会吧，也就是聚聚会而已，就那回事。”

                  后来聚会的消息不是匡开平通知我的，是许小曼，她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来了。这么多年没听到她的声音，我的心跳得厉害。她告诉我聚会提前了，因为有两个同学从日本回来。她要我星期五赶到，又问我坐哪趟车，我还没想好她说：“就坐四十八次。”放下电话我想，到底是当领导的，作起决定来就是干脆。这么多年不通音讯了，她竟没有问一问我现在可好，这叫我有点不舒服。可马上又想到她可能知道我大概怎么回事，不问实在是体谅我。我算一算去一趟北京，总得带几百块钱，问董柳要吧，她又像割肉似地舍不得。我到监察室向小莫借五百块钱，她马上答应了。晚上我对董柳说要到北京出差一趟，董柳说：“别人跑腻了，就轮到你身上来了，你说我讲得对吧？”我说：“那肯定是对，因为是你讲的，你是常对将军。”她说：“轮到你不会是什么好事，绝不会是去见部里的领导，你说我讲得对吧？”我说：“讲得对，太对了，怎么会这样对呢，不是董柳谁能对得这么厉害？”

                  下了火车我往出站口走，听见有人在叫我：“大为，大为！”一看竟是许小曼。我没想到她会来接我，心中一阵温暖一阵感动，我没想到自己竟还是一个值得别人来接的人。她从人丛中挤过来说：“我找到那一头去了。”那一头是卧铺车厢。这样我感到非常惭愧，到北京竟是坐硬座来的。这时忽然来了灵感，我说：“就是你催得太急了，害得我卧铺票都没有买着。脚都坐肿了。”许小曼说：“大为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时间怎么把你给遗忘了。”我说：“我脑膜炎后遗症不想事，不会着急。”我看她确实变了，不再是当年充满青春活力的她，竟有了一点中年妇女的迹象。我觉得自己应该说“你也一点没变”，可说不出口，那太虚伪了，就说：“你也没怎么变，许小曼还是许小曼。”她果然很高兴说：“是吗？发胖了，孩子也有六七岁了。”出了站有车在等她，我说：“领导到底是领导。”上了车我等着她问我这些年的情况，反正是要问的，可她就是不问。当着司机的面我也不好问她。我们谈到这个那个同学，就是不说自己。我们住在部里的招待所，进了大门我说：“在卫生系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到部里来，好像是个神圣的地方，你们天天在部里泡着，我看来就像泡在蜜糖罐里一样。”她说：“你们厅里经常有人来办事。”这么一说我知道她对我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说：“是那些当官的。”说了这句话我发现自己无意中卸下了一个包袱，把谈话的障碍扫除了。她果然抓住这个话头说：“还在中医学会？”我说：“都四五年了。”这时下了车，她把我安顿到房间说：“我特地叫你早一天来。”又说：“有时候也要动一动脑筋，什么东西都是想要才会有，而且想要就会有，你试一试。”我说：“没那份天才，我还是写几篇文章算了。”她说：“文章要写，别的东西也不能没有。有了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吗？”谈到这个话题我很惭愧，可实在不能不谈。她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决定别人命运的人，一种是命运被别人决定的人。”我笑了说：“这间房子里把世界上所有的人物类型都包括了。”她有点忧郁地望着我说：“大为你跟我说话也耍贫嘴？”我本来想故作豁达掩饰自己的处境，她这么一说，我意识到自己这样就把她推远了。我说：“那我们好好说话。我真的没想到当年的许小曼有朝一日会当个处长，三十刚冒头就当了处长。”她说：“说起来吧，处长就那么回事，可什么不是那么回事？活着就是那么回事，有那么回事比没那么回事总好点。一个人吧，就是另外的人的一个心思，他心思往左边一转，你就荣了，右边一转，你就枯了，一荣一枯，天堂地狱，想想自己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吧。我们的大多数心思都放在那些人的心思上了，一切努力都是使他的心思往左边转，如果往右边一转，完了。有时候一个眼神不对你都完了，完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完的。”我说：“这句话准确地描述了我的历史。我这几年烧水都会烧糊，买盐都会生蛆。”就把自己的事情都给她说了。她听了没做声，半天说：“大为啊。”我说：“其实我也不蠢，我明白怎么操作才是正确的方向，总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心里明白也白明白了。”她说：“我知道你，知道你。”忽又笑了说：“对你我就不那么绕着弯子说话了，我不怕说得你痛。从前有个农夫赶着一头驴走在山崖上，下面是万丈深渊。农夫鞭子打着驴要它贴着石壁走，驴偏要靠外边走，怎么抽它都不行。最后驴掉下了深渊，农夫叹息一声说，你胜利了，你胜利了！人那么倔着其实就是这么回事。”要别人这么说，我早就踹他一脚了，但许小曼说了我没反感，我自嘲地笑一声说：“什么时候寻把草来喂喂我吧。”她说：“你挡着自己干什么，该出手时要出手。”她凌空一抓，飞快地做了一个出手的动作，又缩了回去。我心中一惊，没想到许小曼也有这么一种姿态。我说：“没想到许小曼也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她说：“谁也不是生活在云里，突然掉到人间来的，开始的时候，谁没一点心理障碍？我们这些人，谁没有一点骄傲？可守着这点骄傲，舍不得委屈自己，那怎么办？要世界来迁就自己，那不可能。”

                  许小曼带我到外面去吃饭。吃饭时她说：“为这次聚会，有几个发了财的同学认了捐，其它人意思一下就算了。大家也别交什么住宿伙食费，一交就俗了。”我说：“那我也意思一下。”我想着意思一下也就是一百块钱吧。她告诉我凌国强认了五千八，伍巍是四千七。他们一个在商，一个在官，竞价似的都想抢第一，还是凌国强抢去了。我听了头皮发麻说：“我们老百姓意思一下是多少？”她说：“我认了八百。”我马上说：“那我也认……”她用手势止住了我说：“你就算了，我给你写个名字上去吧。”我还想坚持，可口袋里只有四百多块钱，底气不足，也争不了硬气，心里愧疚着不做声。想起“老百姓”三个字说得真丑，把自己的底都亮出去了。下午我们去了母校。我建议把车停在校门口，可许小曼还是坚持把车开进去了。我能够理解她那种荣归故里的感觉。要有这种感觉，还是得自己是个人物才行。我先陪她去看了她当年的宿舍，学生上课去了。她从门缝里看了好一会，下楼的时候不做声，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又去看了我的宿舍，一切依旧，只是门漆成了棕色，而当年是淡黄色的。我推门进去，一眼就认出自己睡了五年的那张木床。一个男生把头从蚊帐里探出来，生硬地问：“找谁？也不招呼一声就进来了？”我说：“我走错门了。”就出来了。我们绕着校园走了一圈，那一年“三·二〇”之夜打着火把手挽手高呼着口号要冲出校门的情景生动地浮现在我心头，耳边也响起了那激越的小号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还有“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那响彻夜空的吼声。十年前的情景恍若隔世，我一下忍不住，眼泪就涌出来了。许小曼询问地望着我，我用衣袖擦着泪说：“想起了那天晚上。”她马上明白了，泪水夺眶而出。

                  晚上同学陆续都到了，还有坐飞机从广州来的。很多人毕业以后就没见过面，大家相互拍打着，亲热得不得了。几个女同学少女般一声尖叫，然后抱在一起。我收到了许多名片，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有了一定的头衔。有人向我要名片，我说：“我是无名片阶级。”对方就怀疑地望了我说：“开玩笑，大为？太谦虚了，太谦虚了。”却也不追问下去。许小曼是组织者，大家到她的房间里去报到。我瞟一眼报到名单，果然有人认捐五千多的，四千三千的都有，许小曼是八百，我名下也是八百，还有几个四五百的。许小曼说：“可以认到四万块钱，三天要花完它，大家尽情地乐。”有人油嘴滑舌说：“别的乐都乐不起来，最大的乐就是打破家庭界线，提前实现共产主义，哪怕只有三天呢。我抱有一个理想都有十多年了，许小曼！”许小曼说：“狗嘴吐不出象牙，过了十多年还是吐不出象牙。”

                  晚上来了的二十多个人很自然地分成了三个圈子，我不知道自己该属哪个圈。女同学都拥在许小曼房里，我推门进去，有人就说：“池大为你太没眼色了，我们女人说话你凑什么凑的，明年变了性再来。”我说：“你们女人有什么好话说，还不是交流驭夫之术。”她说：“如今的男人，像你这样的，到处山花烂漫莺歌燕舞春光无限，撒开了缰绳让他跑，那他还不跑到天边去了！”把我推了出来。我到另一间房里，以凌国强为中心在大谈生意经，一个个雄心勃勃要走上国际舞台。凌国强说：“我一辈子的理想就是让中药走向世界，市场可以说是无限的。我想起那种前景经常激动得通晚无法入睡，百万算什么，千万又算什么？”有人马上表示愿到他的公司去，他一抬手那么优雅的一飘，竖起一根指头说：“一句话。”又望了我说：“大为怎么样，也到我们那里入了技术股吧，你想都不敢想再过十年那是一笔多大的数目。”我想着凌国强他当年也不显山露水，如今都牛成这样。我说：“想想吧。”他继续说：“我刚毕业时那些顶头上司，他们现在想见我一面都难，我不认个友谊，友谊是当年的友谊，大家都是同学，没有别的想法。人发达了就没有新的友谊了，谁知道他走到你跟前心里是怎么想？”他们说着话我觉得自己出了局，就到伍巍那间房去了。

                  这间房更加热闹，都是官场上的人。伍巍是省长秘书，自然成了核心人物。我进去了匡开平说：“大为你也来说几段。”才知道他们在说荤段子。我说：“我都不怎么会说。”伍巍说：“在机关工作不会来几段，上了酒桌你说什么？说真的领导不高兴，说假的群众不高兴，说荤的皆大欢喜。”有人说：“我来一段吧。有一个县长他姓焦，有一次病了，出院时医生嘱咐他不要跟老婆同房，焦县长说，不同房难道要我睡招待所？医生转个弯说别跟老婆同床，焦县长说，那叫我睡地上？医生无法了只好说，不要**。焦县长急了说：我爷爷姓焦，我爸爸姓焦，连我儿子都姓焦，怎么我就不能姓焦呢。”说完了大家笑起来，说有文化意味，也有人说老掉牙了。伍巍说：“我来一段，大家看看比焦县长那个怎么样。妻子，小姨子，小舅子，打北方一著名自然景观。”大家猜了一会猜不出，伍巍提示说：“在山东。”马上有人说：“是蓬莱仙境？”大家都说不对，又有人说是海市蜃楼，大家说更不沾边了，忽然匡开平一拍大腿说：“有了，可不是泰山日出？”伍巍忍不住就笑了。我说：“泰山日出跟小舅子有什么关系？”伍巍说：“妻子，小姨子，小舅子，可不都是老泰山日出来的？”大家都说：“绝了，绝了，应该评奖。”匡开平说：“我还有个更绝的，是保留节目，轻易不外传的。洞房花烛夜，打《水浒》中六个梁山好汉的名字。”大家猜了好久，终于有个人说：“第一个是杨雄。”匡开平说：“对了。”思路有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六个人猜了出来，依次是杨雄，柴进，史进，宋江，阮小二，吴用。大家把几个人的名字又反复念了几遍，都说：“绝，绝！阮小二，字字落到实处，亏他怎么想得出来。”

                  大家喝啤酒，一会话题又转到了为官之道。我说：“荤段子皆大欢喜，这就是一条。既维持了场面的热闹，又不会不小心碰着了谁，不然要大家讲什么才好。”想一想这几年荤段子风靡全国，特别是在圈子里盛行，实在也是必然的，它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又有从四川来的汪贵发说到自己以前从不喝酒，现在成了个酒仙，这是跟领导拉近感情距离的一条重要途径。他说：“领导他一般都会喝，他也是这样过来的。”又说：“我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陪三场酒，把老子的肝都烧坏了，你以为我这个处长怎么来的？”伍巍说：“我的位置很稳，首长他少不得我，别人敬酒都是我给他挡了。”有人说：“一千条一万条，把决定你命运的那个人侍候到位了是第一条，关键人物只要一个就够了。钻到他心里去还不够，别人也会钻，你要钻到他的潜意识里去。”我想着这个钻字实在很丑，那是个什么形象？这不是君子的语言，居然被这一群精英人物面不改色自然而然坦坦荡荡说了出来。世界真的是变了。我说：“上级就那么浅薄，你一拍他就喜欢你那不可能吧。”伍巍说：“你一拍他恨你那更不可能吧。”我说：“要在他的潜意识中把他自己还没想到的需求挖出来，像开发市场一样开发他的潜在需求。”大家连声说深刻。伍巍说：“大为你都晓得你怎么还在原地踏步呢？”我说：“我是理论上的，我又不傻，不会做看总会看吧。”伍巍说：“领导跟前就不能少个明白人，他也是人吧，是人也有个要解决的问题吧，自己不好解决，也不好说，这就要明白人悟到了去替他办了。你们说你身边有这么个明白人，你会恨他？他有点小毛病你会揪着不放？要求谁坚持原则就像一个机器人，那可能吗？近人情吗？”大家越谈越兴奋，也叫我大开眼界。大家都是同学，又不在一个单位，把面具卸下来，去掉了表演性，就是这个样子。平时在单位，再怎么样都蒙了一层面纱，看不透。我倒觉得这些人是正常的人，想升官，想发财，都说了出来，而平时是绝对不敢说的，要说另外一套话。我理解他们，人总是人吧。可又有点失望，社会精英，也不过如此而已。我意识到，长期以来，自己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总认为在那个份上的人，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和公共资源，就应该代表了公平正义，不然就太令人沮丧了。可特别地要求他们克制，压抑，那又怎么可能？几千年来，人们总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从没放弃过这种幻觉，毕竟有过一个包公，还有过一个海瑞。眼前这些人吧，平时说得最多的，大会小会上振振有辞反复强调的，恰恰是自己最不相信的那些话。反正非说不可，大家用布条蒙着眼睛往下说吧。说是说那一套道理，做则是按需要操作，习惯了，也就脸不红心不跳气不喘了。大家都这样，反而成了一条游戏规则，不懂规则的人信以为真，要用他说的话去要求他，那就是违规，违规者必然受到惩处，否则游戏就玩不下去。当年我就是吃了这个亏，结果违规了，结结实实摔了一跤，到现在还没爬起来，也许一辈子都爬不起来了。当虚伪成了一条规则，就不再会有虚伪感，也不会有心理压力，他不过是按规则办事罢了。社会其实默认了这一条规则，因此对一些事情视而不见，有群众反映上来了也置之不理。谁又有权利要求别人特别地怎么样吗？看着大家这么兴奋，赤裸裸地诉说着对权和钱的欲望，我有一种亲近的感觉，无论如何，总比戴着面具要好。

                  这时许小曼和几个女同学进来了，大家更加亢奋起来。汪贵发说：“许小曼，我这个处级跟你那个处级就不一回事呢。你吧，下面的厅长都要拍你，他拍我？”说着在自己屁股上拍一下。“我还要拍他呢。”又作势要去拍许小曼，手扬起来，又慢慢收回去，说：“想不到留北京的同学就是你许小曼出息最大。”许小曼说：“说出息不敢跟四川人比，比如***，又比如汪贵发。”汪贵发举起双手说：“投降，投降，服了，服了。”有人说：“许小曼，你在部里，哪里知道我们下面人的苦日子，有时也发发善心抬一抬我们这些受苦人吧。”许小曼说：“你都不认识钱还是钱了，要我隔河渡水飞越关山跑到广州去抬你？”那人说：“有什么办法搞到一个国家课题，我愿意拿五万块钱来攻关。国家课题钱只有二万三万，难得的是那个名。”伍巍说：“抓一个国家课题在手里，你的位子就稳了，上去也更有条件了。”那人说：“是那么回事，我还担心被别人挤了呢，我明年还要到哪里去挂个博士读一读，先把硬件备齐了它，将来别人替你说话也好说一点，不然真有危机感。”说着仰头把一瓶啤酒喝了，脸上放着光，“明年我报一个国家课题上来，许小曼你给我批了。”许小曼说：“那是专家组的事。”他说：“我拿五万块钱，你承包了替我攻关，专家组的人也是人嘛，要争课题总是要出点血的。”许小曼说：“你以为别人没看到过钱？”那人说：“不肯帮忙，领导的艺术就表现在这些地方，把我们挡了还叫人家放不出个屁来。”又打自己的嘴巴说：“这张嘴臭惯了，在文明之都的女性面前也香不起来。”

                  一会话题又转到怎么合法地增加自己的收入。大家一致同意，靠工资活，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弄钱也不必有什么道德上的忌讳，问题是怎么才能绕开法律。有人说：“鲨鱼吧，他咬一大口几大口也是合法的。”说着身子猛地往上一跃，凌空咬了一口，叫人看着心惊胆颤，“我们这些虾兵蟹将，那就要多几个心眼，有十分把握了才能下口。”日本回来的黎勇说：“我到日本四年，说起来也算小康了。说起来你们不信，你们谁背过死尸没有？死尸是不能坐电梯的。”把从高层建筑背死尸下楼的过程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把双手放到后面，躬着腰比划着。讲完了马上又申明：“那是刚去的时候，要谋生，生存总是高于一切的吧，现在好多了。”我说：“怪不得老是闻到一股解剖室的味道。”谈话继续下去，我在不觉之间又出了局。

                  明天我就要离开北京。

                  夜深了，许小曼把我带到农展馆附近一家叫“红鹰”的茶楼，要了一间房坐下了。坐下来那种姿态，我感到了她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那种从容优雅。我说：“要间房太奢侈了。”她笑了笑，我不再说什么。从这些小地方我意识到自己跟不上时代了，也没有跟上去的实力。服务小姐问我要什么茶，我说：“随便吧。”许小曼说：“来一壶你们这里最好的。”茶上来小姐关上门去了，许小曼说：“这两天总也没抓到时间说话，都应付他们去了。”我说：“唱主角的人嘛。”她说：“你别说北京这么大，熟人这么多，要找一个说话的人，那也不容易。”我说：“你当领导了，忌讳就来了，我们老百姓一身轻，别的没有，自由还是有的，”我张开臂堆积了一个飞翔的姿式，“谁管我说什么？”她笑了说：“说到自由，就从这个话头开始吧。你说老实话，这次来，是以出差的名义呢，还是自己掏钱？”我笑笑不做声。她说：“我早就猜着了，卧铺那边还有一些是空的，可你没买卧铺票。如果别人我就装作不知道了，谁叫你是池大为呢？你想如果是你们厅长来，哪怕是个处长吧，他会自己花钱？一百个出差的理由都有，还要坐飞机，还有补助。想出国抬脚就走，好像在自己家里上厕所。谁自由谁不自由，你自己说？”我说：“你在那个份上呆了也有这么久了，你知道好处在哪里。”她说：“这两年我到哪里，都是飞来飞去，可以说是心到身到。对你我没必要炫耀什么，你也不是吃这一套的人，我是说，有些东西，一定要在那个位子上才会有，否则什么都没有，连尊严感都没有。我的体会是尊严不能建筑在一种空洞的骄傲之上。世界就是这样冷漠，甚至说无耻。北京这样，哪里都这样，不存在一种诗意的空间，说到底还是人性太无耻了。昨天我想了好久，觉得有必要刺一刺你，狠了心也要刺一刺你，如果你想到其它同学并不这样刺你，你就别记恨我吧。你再这样下去，就可惜自己这一生了。”我说：“小曼你知道我并不傻，我只是被自己心里什么东西挡住了，就是迈不出去那一步。”她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个体生存的年代，生存是生存年代的最高法则，是绝对命令，我们的前面除了生存什么都没有。当一切都在现实的平面上展开的时候，那些虚幻的东西，什么什么精神，其实很苍白，也许迷人，但还是苍白，不能跟现实发生真正有效的联系！我犹豫了三年，放弃了，才有了今天。谁知道你竟坚守了这么久。我因此很理解那些贪官，他们是先知先觉者，他们早就看透了，不相信什么了。伸手就可以拿到的钱你要他不拿，那怎么可能？他们不过是按照生存的法则办事罢了，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的，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一个转弯子的过程，煞费苦心去讨论对不对在他们看来是可笑的。你吧，太敏感了，就把自己拘起来了，要不十年前我们也不是那样一个结局。有时候想起来我也恨我自己当年太骄傲了，就不肯委屈自己一点。”我说：“当年你委屈了自己，今天就要坐硬坐出差了，还想飞来飞去？”

                  这时外面有人敲门，是服务小姐送点心来了。我正想应一声，许小曼用一个手势制止了我说：“等等，让她敲。”外面敲了一会，又停一会，再敲。我说：“让她进来吧，她端着东西老站在那里也不好。”她说：“你还是那么心软，你总是心太软。”就应了一声，小姐进来，脸上还陪着笑，把小笼汤包放在桌上去了。许小曼说：“她心里不火？火还得笑着，谁叫她是个服务员？小人物就是这样的命运，她有自由？自由是有些人的特权，你不要善良而一厢情愿地想象他们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把自己框在里面。这些年我看透了，心也变硬了，柔软的一部分像淬了火一样也有相当的硬度了。你不硬，不跟下面的人拉开距离，他能跳到你头上，稳稳地骑着你。”我说：“好像这些话不应该从许小曼的口里说出来。”她说：“现实如此现实，叫人怎么去说风花雪月？去掉那些花花绿绿的包裹，深入到事情的核心，就这么回事。”我说：“想想也真是这样，我又不傻。”她说：“你想通了我们来做个实验，你说，一加一等于三。”我笑了不做声，她说：“我说了等于三就等三。”我于是说：“一加一等于三。”她说：“这里有两种包子，你掰开一个看看。”我掰一个，是豆沙的。她说：“这肉馅的汤包挺好吃的，你说。”我说：“是豆沙的。”她说：“这肉馅的汤包挺好吃的。”用手指一指我手中的包子。我说：“我说不出口，太残酷了。”她说：“你回去练习练习，把心里挡着你的那些东西踢开，你管它一加一等于几，管它是马是鹿？习惯了就好了。”我说：“我还是搞我的业务吧。”她叹了口气说：“大为你去搞业务也好。明年你报个课题上来，我替你活动活动，让评审组给你批了。”我吃惊说：“专家听你的话，他们一个个傲得跟什么东西一样。”许小曼望了我一会说：“大为你是真书呆子呢，还是装书呆子？你不像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我说：“我想着一个国家课题挺遥远的，也挺神圣的。”她说：“那些傲慢的人也不能对谁都傲吧，他们也有要过别人手的时候吧。”我吸一口气说：“小曼我真的小看你了。”她说：“现在知道哪里有自由了吧。”于是我就说了中药现代分类方法这个题目，她听了说：“有这么巧的事，跟匡开平报的差不多。”我大吃一惊问：“他是什么时候找的你？什么时候？”她见了我的神态，也紧张起来说：“怎么了，他是上个月找到我家，给我看了一个计划，初步的论证都有了。”我一拍桌子说：“天下它偏有这样的人！”杯子里的茶都溢出来了。我把两个月前的事说了，许小曼说：“世界这么大，到什么地方去咬不行，偏要咬老同学。”又说：“说怪也不怪，咬别人交得着吗？谁不想扩大自己的空间？”我说：“这也是绝对命令。”她说：“你见了老同学就说实话，太老实了。你明年只管报来，你有前期成果，他没有。他想弄成？那不可能，不可能，他成了精怪都不可能。”我说：“明天还有一个聚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见面。”她说：“这就是你要进步的地方了，他都不怕，你怕？是谁做了贼呢？没这点心理承受能力，怎么能在圈子里混？”我苦笑说：“我就是如此地无用，幸亏当年——不然连你也给害了。”她望我好一会，像要把我看透似地，幽幽地说：“那也不一定。”

                  在昏暗的灯光下，许小曼的眼神有点变了，我装作看不懂，心里有了点不知所措。她说：“那也不一定。你以为我现在很幸福吗？”我说：“看上去还不错，要有的东西都有了吧。能活到这种境界，满世界也就那么几个人。”她说：“那也不一定。我和他倒是门当户对，凭着这一点走到一起来了。不然的话，我到今天的份上还要晚几年吧。可他们那些人吧，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道德感。他们从小就看穿了是怎么回事，世界是为他们安排的，有了钱，不够，又有了权，还不够，还要有女人，以及一切可以满足欲望的东西。他跟公司的女秘书有了那么一手，我装糊涂都一年多了。这已经是第二个了，我生了女儿不久他就开始了。你相信我有这么好的忍性？我忍了给我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吧。想一想能干的男人要他一辈子只跟一个女人，那不可能，换一个男人还是那么回事。世界对女人太残酷，我得认了。我不认了不装糊涂，揭开来吵翻了，反而给外面的女人机会了，她还要找上门来跟我竞争。罗雅芳就是在这种公平竞争中出了局的，所以她这次聚会都没来。人家大学刚毕业，我女儿都六岁了，公平竞争？想一想皇后都要忍了三宫六院，我还不算最倒霉的吧。想想他们也玩不出什么新的花扫来，我也就忍了。男人就这么回事，你让他为你变了，不可能。”她说着身子渐渐斜在沙发上，“我说我不幸福，你信不信？”我点点说：“他知道你已经知道了？”她说：“他是个聪明人。”我说：“你装糊涂，他对你装出来的糊涂又装糊涂，这两个人不是天天演戏，怎么演得下去？”她说：“有什么演不下去，明天你见了匡开平，还是老同学嘛。”我叹气说：“别人碰到这些事不奇怪，可许小曼碰到这样的事，我就不服气，你是许小曼啊，当年是什么人物？”我翘起了大拇指，“什么人物？”她自嘲地笑一声说：“女人还能说当年？”说着手缕一缕头发，顺势往桌子上一搁，碰着了我的手，就慢慢地靠拢，握在一起，越握越紧。两人都不说话，我感到紧贴的掌心有一颗小小的心脏在跳动，一下，两下，非常清晰。我仔细去体会那颗小小心脏传递的情绪，心中掠过一丝柔情。怎么办？我是男人，我应该选择一个方向了。我紧张思索着，想到对面的人是许处长，不是当年的许小曼了，我平静下来，飞快地瞥了一眼手表。许小曼马上松开手说：“我们走吧。”走到外面，她挥手叫了夜游的出租车，望也不望我说：“你妻子她真幸福，真幸福啊。”

                  第二天大家聚餐，许小曼把我拉到匡开平那一桌坐了。酒至半酣，许小曼接过一个同学的话头，似乎是突然想起来说：“池大为你说你明年要报一个课题，是哪方面的？”我没料到她会来这么一手，简直不敢抬起头来，装着吃菜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就是中药现代分类方面的吧。”我把眼珠轮上去，瞟一眼匡开平，他脸色都变了，拿起一杯啤酒遮了脸，仰头喝下去。许小曼说：“这个选题听起来还不错。”又转了话题。下午许小曼要送我去车站，我挡住了她。她给我一个信封说：“票在里面。”我说：“那八百块钱，我回去马上寄给你。”她说：“那我就是贪污了。书呆子，四万多块钱做八百块钱的手脚还做不出来？”我笑了说：“如今的许小曼，大小权力过手都要操作一下。”又说到匡开平，她说：“明年你只管报吧，问题解决了。”我说“许小曼你真有你的啊，你偏敢那么说。”她说：“他都敢你不敢，那你就等着他骑着你跑吧。”

                  到车站我拆开信封，卧铺票溜了出来，订票的二百块钱还在里面，我还以为是找回的零钱呢。

                  从北京回来好几天了，我还没有摆脱那样一种梦的状态。我的思维非常清晰，但心的深处却浮着一层梦，怎么也无法摆脱的梦，把我与现实隔开来了。到北京这么几天，我觉得自己清醒了许多，可清醒之后又跌进了更大的糊涂。空气中荡漾着一种气息，带有肉感意味的气息，我感受到了那种气息。这是一种呼唤，一种牵引，一种诱惑。你要抗拒它你必须为自己找到充分的理由，否则就跟着走。我忽然意识到“跟着感觉走”是一句多么聪明的话，又是一句多么无耻的话。除了几个敏感部位，感觉又能把人引到哪个方向去呢？可是，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东西吗？时代变了，我变不变？别人都轻装上阵了，朝着幸福的道路上迅跑，而我还在原地徘徊。巨大的潮流涌来了，我感到了脚下的土地在震动，不，不止是震动，简直就是地动山摇，我自岿然不动？只有跟上潮流，才有希望。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血液中流淌着一种异质的东西，这是一种情感本能，使我与潮流格格不入，我曾为之骄傲，可这骄傲越来越坚持不去，也越来越令人怀疑了。没有人愿意理解，包括董柳，包括许小曼。只有在夜深人静中，自己面对着想象中那些逝去的圣者的亡灵，在虚无的空间充实地存在着的亡灵，我才感到了沟通的可能。我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追随者，在追随中才有了找到归宿的感觉。我看不起那些猪人狗人们，有一次我注意到马厅长上楼的时候，袁震海正从楼上下来，就在楼梯上停住了，侧着身子站着，在马厅长经过的时候行了个注目礼。后来我发现这是办公楼的一种惯例，我以不屑的口气把事情跟董柳说了，董柳说：“他要你看得起干什么，他好房子住了，钞票口袋里揣了，开车到处跑，你还看不起他？”董柳看问题就这么俗，这么实在，可细想之下，俗也有俗的道理，什么都没有的人凭什么去看不起什么都有的人？他那么在乎你看得起看不起？猪人也好，狗人也好，那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就是精明的人，能干的人，适于生存的人。而关注人格，坚守原则，自命清高那也只是一种说法，换一种说法是无能的人，跟不上时代的人。辩证法真是奇妙无比，它给人选择说法的自由。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标准，道理总是可以反过来讲。什么都是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我陷入了极大的惶惑。于是价值论的真理只是一种幻想，于是我珍视的那些东西也只是一种说法，在瞬间就可能惨遭颠覆，而且已经被自己昔日的同学，那些曾在国歌声中含泪狂吼的同学抛弃。当牺牲和坚守都只是一种说法的时候，牺牲就变得意义暧昧。在很多时刻我似乎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要抛开一切，轻装上阵，投入生存的竞争。可这样想着又把自己吓着了：“那样我是谁呢，我还是个知识分子吗？”赶紧缩了回来，把那些想法关在心灵的大门之外。我自我欣赏地品味着想象中的门关上的瞬间发出的那“砰”的一声震响。

                  我对自己在《中医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抱有很大的希望，我想凭着这种努力改变处境甚至命运。可周围的人谁也不在意，几乎没有人提起这件事。这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我把论文报到省里去评奖时，还没入围就被刷下来了。想着这件事我有几个晚上睡不着，似乎也没有特别大的痛苦，可就是睡不着。我至少明白了，在一个操作的时代寄希望于公平是很可笑的。世界变了，我怎么办？我失去了努力的方向，再多写几篇，别人也不当回事。只有尹玉娥说了一句：“池大为你不错啊，坐机关还惦记着业务，厅里也就是你了。”我一下子觉得跟她拉近了距离。好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干，上班看报纸，下班看电视，欧洲各国的足球联赛，什么意甲，英超，几乎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跟齐达内等人建立了感情，也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人把足球当作信仰，为足球疯狂。

                  胡一兵打电话来约我去随园宾馆喝茶，晚上我就去了。见了面他说：“我打算下海了。”我说：“开什么国际玩笑，电视台几个人能挤进去，你端了金饭碗倒想摔了它吧？你当年考大学做梦都想当记者，梦实现了，你也不安份了。”他说：“大为你知道，我小时候没想到自己有今天。我读初中时，看见父母顶着太阳在田里捞一口饭吃，而供销社的售货员却坐在树荫下闲谈，那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到供销社去做一个售货员，不要晒太阳下水田，人上人啊。读了大学才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事，我有了今天，我要珍惜。好多次自己抓到的话题都被领导给毙了，我憋得半死我都忍了，我要珍惜啊。可到今天我再珍惜我就不是我了。”原来前一段他们节目组收到群众来信，拆迁户对孟甫区旧城改造的安置工作不满，他就带着搞摄像的记者去了。采访了十个人，有一个人满意，一个人无所谓，其它八个气都大得不得了，旧房收购价太低，周转房离城太远，质量也太差，小孩上学也不方便。总之一切承诺都没兑现。他回去就把新闻发了，主任审查也没说什么。可当晚区政府就来了电话给黄台长，要求电视台注意舆论导向，黄台长还含糊其辞顶着。第二天市政府办公室又打电话来了，宣传部还特地来了人，要求支持区政府的工作。他挨了批评，第二天硬是把那个满意的人的录相播了，这代表了民意！我说：“无冕之王个别时候憋那么一憋也是有的，憋不死你！我们天天受憋还没有憋死呢！”他说：“有了权吧，你愿意事情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个什么样子，包你满意。老子脾气来了把里面的猫腻都给捅了。”他说到旧城改造是金叶置业与区政府联手搞的项目，把平房拆了盖高楼，金叶置业公司简直就暴发了。项目是怎么被他们搞到手的？各级部门为什么站在金叶的立场上说话？里面的黑洞有多大？他说：“还说无冕之王，你太抬举我了。一个港资公司都搞不赢。金叶的余老板真是个老板啊，他的调动能力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权它妈的和钱它妈的结合得太好了。盖了这么多高楼，有几幢底下不是压着的一连串的秘密？有权不愁没钱，有钱不愁没权，随时可以转换。老子脾气来了要捅它一下子才好。不过，老子——”他叹一声，“老子也只好算了，凭我一条蛆也拱不起石磨。”我说：“轻轻憋你这么一憋你就要下海，海里的鱼虾是那么好捞的吗？耍名记者脾气吧，以为这个牛头就不能有人来摁一摁？”他说：“下了海我两眼一闭去它妈的什么也没看见，再把脸那么一抹，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还怕赚不到钱？”我说：“走到北京是求生存，回到省里还是求生存，人到底有几个胃？求来求去人它妈的都变成鬼了。”他说：“你说鸡琢磨个啥呢，琢磨那几粒米，人琢磨个啥呢，也琢磨那几粒米，只有那几粒米才比较真一点，想再多没有用，毕竟世界上没有什么冲突起源于关于意义的歧义。潮流中有一种神秘的摧毁性力量，也有一种强制性同化的力量，这是现代与传统的合力，它不怕你精神有多强大。最深刻的道理从来就改变不了最简单的事实，到今天更是如此。想一想再过几十年世界上的石油就用完了，想一想南极上空的臭氧黑洞越来越大了，想一想温室效应把冰山都融化了，连上海都会被淹到海底去，想一想人都可以成批地克隆出来，一个人还想着那么多事干什么？虚假命题！所以还是回过头来琢磨那粒米比较可靠一点，想起来这是很可悲的，人一辈子！但悲剧已成定局。”

                  胡一兵一招手，叫服务生拿来几瓶啤酒。服务生托着盘子送了啤酒来，弯下腰问：“老板要不要请两位小姐陪杯酒？”我说：“如今陪酒的小姐也有了，我只在批判旧社会的小说上看到过。”服务生说：“先生思想要开放一点，改革开放都十多年了。”我说：“警察叔叔不来抓？”他说：“他们自己有时也来喝杯酒的。也是给小姐一个机会吧，她们也可怜。”胡一兵说：“下次吧。”服务生就去了。我说：“现在连这些事都理直气壮了，倒是我不开放。”胡一兵说：“看见了吧！世界变它不是变哪一点，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对抗它是没有意义的。就说我们台里，杜芸你知道吧，人人都知道，名主持吧，她主持的今夜真情栏目，是台里的王牌节目。”我说：“说起来一套套的，看着也挺纯情，台型不错，听说她犯错误了。”他说：“如今那叫有本事。她是什么东西，有名的公共汽车，她相信真情？在表演呢。不知道别人看了节目是什么感觉，我看了觉得那些被请来的嘉宾，简直就是被耍猴。她还煞有介事地剖析别人情感生活，黑色幽默也不是这样幽的。人们天天面对着一个虚拟的世界，在那里**对着成千上万观众谈真情，世界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还认什么真？我都把自己当作黑色幽默的最后对象了。”我说：“公共汽车，你也搭了一回？”他说：“如今身价高了，百万富翁也拢不了身了。”我说：“你们台里就不会找一个别人？”他说：“节目收视率高，也不敢随便换人。只要有人看就行了，管它做戏不做戏呢。领导现在什么都讲实际。”我说：“人吧，人要这张脸，很多事情就难办了。”他说：“我最近在读《庄子》，庄子曾说到过两只龟，一只钻在污泥里，一身腥臭，可它是活的，一只死了被供在庙堂上，供帝王占卜之用，你说你愿钻在污泥里还是供在庙堂上？污泥里就不要说脸不脸了，一身腥臭还谈脸？”

                  夜深了，其它的茶客渐渐离去。在一个阴暗的角落一对可疑的男女偎到了一起，用嘴唇作爱情表演。胡一兵说：“大为跟你讲件事，你在单位也别扭着，你愿不愿和我到海里去捞一把？”我说：“你看我这个没有用的人，心又不硬，也不会撒谎，我能下海？”他说：“金叶置业的余老板真的给人启发，他八年前还是一个泥水匠，有什么亲戚移民到了香港，摇身一变就成了大老板了，现在是什么境界了？他喝瓶酒都上千块，他皮带上万元，你信不信？你想一想那么多钱都是自己的吧，”他双手在桌子上一搂，收到怀里，“你就不能沉得住气。想一想那么多钱吧，一个人还有什么放不下？该走水路走水路，该走陆路走陆路。反正人人都在操作，大人物在操作，道德君子也在操作，你想发财又要讲良心，那你还没开始就败给余老板了。市场唯一的原则就是利润最大化，清高和善良那是怯懦和无能的另外一种说法，好听的说法。说真的你跟不跟我来吧。”我说：“海里一口水就把我呛死了，你还敢找我，你自己想好没有？我可能只能喝几块钱一瓶的酒，皮带吧，八块钱一根也就这么系着了，说是皮带，其实不是真皮的。”他说：“大为你也别小看了自己，到海里去打一个转，你的想法就变了，潜能就发挥出来了，你比余老板还不如？”我说：“别小看余老板，他有些素质别人根本不具备。你把自己手中的碗敲破了，到时候才发现不是别人的对手，就晚了。”他说：“别人有素质你不会学？人有一世又没有两世，有罪孽也不会带到下一辈子去，怕什么呢？”他这么一说，我觉得那些关于道德和良知的原则的确是可以怀疑的，市场也好，官场也好，那里奉行的是另外一套法则，操作主义的法则，每一次操作都是为了让别人出局而自己入局。这个世界真是令人沮丧又无奈。

                  胡一兵设计了空手套白狼的方法，首先是到工商局攻关，再到银行攻关，最后是政府部门。不攻关是不可能的，要攻关又要做个好人也是不可能的。他的设想听上去很诱人，每一个步骤都很妥实，每一个环节都有熟人，朋友。按他的计划，三年之后就可以在城市西部开发出一片住宅区出来。我说：“你可小心，一步踏空了就步步空。”他说：“没有追不到的姑娘，也没有攻不下来的关。我这几年帮了朋友多少忙，他们回过头来帮帮我也是应该的。要不等我把银行的钱钓到了手你再过来。说得不好听，万一破了产，还有人要抓我杀肉吃？人肉是酸的，也没有要吃。”我说：“你胡一兵也是这样想？我以为只有社会上那些煮不烂的人才这样想呢。”他嘿嘿笑起来说：“我的大哥，搞了半天你还是要讲那一套，那我问你，你这辈子怎么办呢？人若有两辈子，我这辈子积德，下辈子有回报。早晚得想通，想通了就豁然开朗，老是想不通吧，人生这出戏也许还唱得下去，只是下面的戏就没有什么精彩情节了，也没有高潮了。”我听了心中一震，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头脑中也涌现出被击中后颓然倒地的幻象。我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我回去把胡一兵的话告诉董柳，她说：“你出去拼它一拼也好，在这里窝也窝了。不过我看你也不是那份材料，奇怪胡一兵竟看上了你。”我说：“最起码有信任吧，再说基本素质也摆在那里了。”她说：“到哪里都是那一套，展不开的人也还是展不开。你在厅里还有一碗干饭，到外面稀饭有一碗没有？不知道。”这一番话让我在心里打了退堂鼓。我还有一波，有两间房子，还有这个家，我不敢冒这个险。我等着胡一兵再来找我，不知道他银行的款贷到手了没有。一个月以后没有消息，我想着他是遇到了麻烦。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着，看见一家商店门口有着“门面转让”的招贴。这样的事我天天看见，今天心里却猛地跳了一下，为什么不自己开一个药店？就让董柳辞了职，来管着店，如果弄得好，我也下海算了，过几年再图大的发展。我回家把这个想法跟董柳说了，她果然有兴趣，说：“别的事我们做不来，这点事我们还是熟悉的。”接下来几天我们一下班就全城到处跑，想找一家门面。又通过朋友到医药公司要了进药的报价单，觉得这件事实在可以做。再找任志强谈了，他也愿意投下几万块钱的启动资金。我们把每一个环节都想好了，在市第二医院对面看好了一个门面，有三十多个平方，谈好月租一千七百五十，一季一交。我心里有点紧张，董柳说：“怕什么，一个人总要有点心理承受能力。”我说：“开始说着好玩的事，现在认真起来了。”任志强也说问题不大，这使我心里轻松了一点。我们跟房主说好了，星期五带钱来签合同。任志强把五万五千块钱给了董柳。

                  在星期四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那边一个男人粗哑的声音说：“听说你要发邪财了，借点钱让老子们也用一把。老子们刚从牢房里出来，肚子饿了。”我吃一惊说：“你是谁？”他说：“老朋友，你连老刀都忘记了，大名鼎鼎的老刀？咔嚓，耳朵就削掉半边，好快的老刀，出土文物。”又有一个声音说：“让我跟他说几句。喂，池大为，老子是老棍，嘭地一下，就打晕了。你的儿子，跟我是好朋友，他今天穿一件黄衣服对吧？你儿子长得真乖啊，聪明劲儿！老棍一棍子都打他不倒。”我说：“哥们，我没得罪过你们吧，无冤无仇的。”那老刀又说：“今天无冤无仇不等于明天无冤无仇，你开药店哪里开不好，要到二医院门口？你要开家野鸡店，我们兄弟送个花篮祝贺开张，以后天天来捧场。”这时我想起来了，马路斜对面还有一家药店，规模不大，我去观察他们的生意时，里面有个年轻女人守着，抱着孩子在喂奶，这老刀说不定是她丈夫，或许是街上找的流氓。我说：“有饭大家吃一口，公平竞争。”老刀在那边狂笑起来说：“让你儿子的耳朵跟我这把老刀公平竞争好不好，一老一小，也谈不让谁欺负了谁。”老棍说：“要不是这样，你的店开起来了，我们兄弟每个月十号来领一万块钱辛苦费，你就归我们保护了，有话好好说，实话实说，跟你打个商量！”老刀又说：“刚才老棍是放狗屁的，一万块钱，让我们兄弟喝白开水！一人一万怎么样，朋友？”我说：“你们真的以为世界上无法无天，你们的头上还有法律。”那边又是老刀一阵狂笑：“我又不是没坐过牢，一只耳朵最多三年吧，我出来的那天就是你儿子另一只耳朵落地的日子。我还是一条好汉！听见我把胸脯拍得嘭嘭响没有？”老棍说：“我们兄弟别的本事没有，说话从来不说第二次的，说第二次我要收辛苦费了，你以为老子们的劳动力真不值钱？我的唾沫平均是三百块钱那么一星点，老刀你的呢？”老刀说：“我总不能跟你也一样吧，优惠价四百算了。听见没有，大为兄弟？是兄弟我才有这么个优惠价呢。”我说：“我可以跟你们在哪里见面吗？请你们喝茶了。”老刀说：“行行行，行！今晚八点，裕丰茶楼。大为兄弟请我们喝茶，这点面子能不给他？不给就是我们不通人情了。你把第一次的唾沫费带来，老子们兄弟也不能白跑一趟，是这个道理吧，你说呢，大为兄弟？”就把电话挂了。

                  放下电话我半天没回过神来，青天白日之下竟有这样的强盗。我看看窗外，的确是青天白日，一切都很正常，倒是刚才的电话显得虚幻。我坐在那里，把一根牙签插在牙缝里，心里想象着一种流氓强盗的神态，并在脸上表现出来。我歪了嘴，斜了眼，鼻翼显出狞笑，眼中也放出一种残忍的光，强盗也就是这个样子吧。我想起几个月前，带一波到动物园去，看到了狼。饲养员喂狼的时候，公狼看见母狼也吃肉，就上去撕咬。饲养员只好一只手喂公狼，另一只手喂母狼。我想起那狼的目光，眯着眼表演了一番。想不到有人比狼还凶残啊。我想着怎么对付这件事，报警吧，又没构成事实，真构成事实一波还受得了？到时候即使判了他们几年，也吃不消啊。不理呢，想来他们也就是吓一吓而已，可万一真动手呢？我在明处，他在暗处，不说削掉一只耳朵，碰一下儿子我也不敢想啊。这些家伙是下了功夫的，连我家的底也摸去了。我突然想到，自己是不是也去找两个流氓来以黑制黑呢，总不能就这样活活被人欺负了。晚上我把电话的事告诉了董柳，隐去了有关一波的那几句话。董柳说：“怕什么，难道真打我一棍不成？世界上就没个容易的事，条条蛇咬人。被他这么一吼就退了，那什么事都不要做了。要说有人吼，走到哪里都有人吼，你想发达肯定要侵入他的领地，他能不吼？最多就是吼的方式不同。那些笑眯眯的话，比吼还阴险一些。”这时一波在高凳上看动画片，岳母说：“一波你也翘二郎腿，小大人似的！”一波马上把腿翘了翘，把一只手放上去说：“三郎腿。”又把另一只手放上去，“四郎腿。妈妈你看我四郎腿。”我们都笑了，董柳说：“我一波为什么这么聪明呢，这么有味的话，大人都讲不出。”我也没想到他三岁多就说出这种妙语，说：“到底有种。”岳母说：“一波他的嘴子这样厉害。”一波又表演了一遍，下巴一点一点地得意着。我看着他真顺眼，处处都顺眼，怎么看怎么顺眼。我想着一波真被那些人给弄了一下，一家人可怎么活？这样我还是把电话里的话全对董柳说了。她呆了好一会说：“真的？”很可怜的样子。我说：“真的倒是真的，我们自己小心点，不怕他们！”她侧过脸去说：“这些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呢？这不是强盗吗？”我给她打气说：“要不我们不予理睬，不信他们就真的会做什么。”董柳怔怔地望我一会，把头慢慢摇到左边，又慢慢摇到右边，反复几次，面无表情，目光黯淡，像个机器人似的。岳母紧抱着一波说：“别的我不管，一波我是要管的，他就是我的命，连他都没保住，赚了钱有什么用，屁！过几天我给董卉带人去了，叫我怎么放下心去。”我好不容易抱了个希望，不愿就这么放弃了，说：“您老人家不知道，也别管这么多。”董柳说：“外婆讲的是真的，人没保住，钱就是人体释放出来的废气。”我不甘心道：“想了这么久的事，被别人几句话就吓退了！”董柳说：“我们这样人，不是那块材料，说来说去还是得依靠组织，靠自己是靠不住的。”我怔了好一会说：“是的。”她说：“是的以后就拿出行动来，要靠就全心全意地靠，不然怎么叫做靠？”我颓然说：“什么都想好了，只等动手了，又完了。”她说：“我在心中造了一座金字塔，造成了才发现是用冰造的，太阳一照，就没有了。”我用拳头连连敲着额头嚷道：“强盗，强盗，连我也要去做个强盗了！”

                  “强盗强盗”这句话是我脱口而出的，却轰隆隆在心中响了好久，像高速列车碾过钢轨时那种有节奏的震响。强盗也不失为一种做人的方式，老棍老刀是强盗，匡开平是不是？还有任志强呢？丁小槐呢？连胡一兵，那个曾经一起去搞农村调查的人，也要去做强盗了。他们都活出了滋味，我却这么窝囊。我耸着肩翘起嘴角嘲笑自己，以前我经常用这种神态去嘲笑猪人狗人们。猪人狗人，他们那样做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有道理，我没有资格去嘲笑他们。就说做强盗吧，也有各种做法，可原则是一样的，要心黑脸皮厚，要有心理承受能力，总之为了把那些好东西拿到自己手中来，不能心软手软。一时间我似乎大彻大悟，觉得父亲那一辈子太不值得，他的牺牲毫无意义。我心中浮现出父亲的身影，在那些遥远的夜晚，他坐在油灯下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墙上映出他那似乎凹进墙壁的影子。想到这些，我的身子猛地抖了一下。

                  那一年初冬我心情颓败，虚无感攫住了我，我无力挣脱。一个人总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否则他不能给自己一个说明。可我就是看不到那点意义，于是做什么都无精打采，没有兴趣。我很清醒，可是我的灵魂在梦游。

                  这个周末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吃了早饭，就下了楼。下了楼我不知道自己下来干什么，也没有地方可去。我毫无知觉地走出了大院，来到街上。街上人很多，很嘈杂。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都很高兴，也不知他们有什么值得那么高兴。走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有人在那里等车，我也站住了。汽车来了，大家都往上挤，我站着不动。售票员探出头说：“快点。”我觉得她似乎是在喊我，就上了车。中途有人下了车，我坐了一个位子，看着窗外。也不知过了多久，售票员说：“到站了。”这时我才发现车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下了车，知道自己到了大叶山脚下，就往山上走去。我不知道自己上山干什么，但似乎应该上去。游人很多，我花两块钱买票进了山门，跟在别人后面向上爬，终于来了到云峰寺前。寺门口有一副对联：

                  壮怀激烈，青史几行名姓

                  鸿爪一痕，北邙无数荒丘

                  大门的两旁摆了两排桌子，有十几个摊位在卖香烛。一位妇女叫住我向我推销，我问：“我少钱一柱香？”她说：“三十块钱一套。”我说：“这么贵？”她说：“敬菩萨还价钱？那就看你诚心不诚心。”我往里面走去，她在后面喊：“五块好吗，五块。”庙里供的是如来，两边站着如来的弟子，我叫不上名来。不断有人朝功德箱中塞钱，然后跪下去，打卦，又摇出一支签来，去讲签的和尚那里交了五块钱，领到一张签条。我是一个无神论者，知道这些圣像不过都是泥胎涂了金粉罢了。我忽然注意到庙堂的地上铺的是磁砖，觉得这太煞风景了，应该是青石板才对，而立柱也不是大圆木而是水泥的。侧房里有二十多个人，穿着黑衣，是戴发修行的俗家弟子，在听一个人讲道。我注意到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戴着眼镜，全身着黑，虞诚地在听讲，一边数着手中的一串佛珠。她为什么要放弃了人生的一切欲念坐在这里？她有孩子有丈夫吧？她看去也是个有文化的人，有什么事情使她对人生如此绝望？我理解这些人，他们不是傻瓜，他们将虚构的意义世界当作真实，以此获得灵魂的归宿。人需要一个终极，否则他的心就会一直悬着而得不到安宁，而这个终极恰恰不能是他自己。看着他们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心灵也曾有过终极，那就是天下，是千秋。我的全部精神结构，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天下千秋是孔子的教导，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能，还是他们的宗教，至少对我如此。我在这样的背景下构筑起自己全部的意义世界，这是人活得有意义的理由，也是值得付出和牺牲的理由。人不能只是自己，只是一个瞬间的生存者，否则他就太可怜可悲也太渺小了。如果活着只是活着罢了，人怎么还叫做人呢，一个知识分子那他是谁呢，又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呢？可是，在今天，我的意义世界已经崩塌，思路已经轰毁。时代变了，人不能不变，不能沉浸在一种幻象中而不可自拔。在今天，当我本能地去设想自己应该而且能够超出自身去做点什么，马上又理智而残忍地意识到只是一种虚妄。时代变了，世界成了一个庞然大物，社会分工的门类多到不可想象，而自己只占据着小小的一角。从这个小小的角落能够去设想对天下的意义吗？我不怕牺牲，但我害怕牺牲得毫无意义。如果这种牺牲像沉在大海深处的一条小船，被黑暗的时间永远地掩埋，那不太可怕了吗？我不能欺骗自己。而且，市场只承认眼前，而绝不承认时间后面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市场是对的，可这种对瓦解了太多的人生想象。当一切都在消费欲望的平面上展开，人们就再也不能去想象什么天下千秋。何况，那些牺牲的理由，那些神圣的光环，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显露出凡俗的甚至颓败的真相。我心有不甘，不甘，但别无选择。于是，一切都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这是另外一种人生。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是瞬息，大人物也逃脱不了这种悲剧命运。于是，抓住了瞬间就抓住了本质，抓住了永恒。此生面临的全部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我，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世界是一盘棋，而那只将，就是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沮丧，令人绝望。把世界放下来，我就轻松了，可这种轻松比沉重更加沉重。一个知识分子，他最不能承受的就是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他承受。因此，他需要把天下千秋放在心上。可今天，他们的意义世界被摧毁了，基于这种意义的身份也失去了。我不能再抱有希望，再抱有希望我这一辈就没有希望了。可要我从心里把世界放下来，斩断对世界的任何念想，那几乎就等于要把我自己杀死。我对自己不能那么残忍，我下不了手。我不能绝望，我绝望了就真的绝望了。我叹息着，从今往后，活下去需要勇气。身后的事不必去想，远处的事也不必去想，想了也没有意义，因为你无能为力。人不能骗自己，又不能不骗自己。骗自己是太残忍了，可不骗自己也太残忍了。当生命的真相不加掩饰地在眼前显现，我真的没力量正视。

                  我盯着如来的像看了很久，想看透那神秘微笑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我明知道那种笑意只是出自工匠之手，可还是摆脱不了一种神秘之感。和尚说：“施主摇支签吧，我们庙的菩萨是很灵的。”看来市场已经渗透到庙里来了。我说：“真的有灵吗？”和尚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要看施主是否有诚意。”有诚意就是要把钱拿出来，与门口卖香的妇女并没有什么两样。由一种奇怪的心理支配着，我也学着别人跪到那蒲团上去，有模有样地磕了三个头，用那两片竹板打了卦，是胜卦。又拿起竹简摇了几十下，摇出一支签来，走过去递给和尚。他问我说：“求什么？”我说：“都有些什么可求？”他说：“有财喜，平安，前程，婚姻，人有的这里都有。”我想着菩萨也真管得宽啊，就说：“求前程吧。”他拿着签在有着很多小方格的木柜里找了一会，递给我一支签条，说：“施主大喜了，上上。”我交给他五块钱，他说：“上上签是十块，难得难得。”我只好把那张五块的票子收回来，给了他一张十块的。我去看签条：

                  勿言一信向天飞

                  泰山宝贝满船归

                  若问路途成好事

                  前面仍有贵人推

                  明知是虚构，我心里还是有点高兴。忽然记起有人说过，云峰寺几个法师因争着要当住持，闹得不可开交，官司打到了市里，最后大家轮着当，风波才平息了。我问那个和尚是否真有此事，他头也不抬说：“出家人不问世事。”我就算了。出了大庙的后门，我沿一条小溪往山顶走，渐渐地没有人了，后来连小溪也没有了，就到了山顶。山风吹了起来，我的衣服兜满了风。我双手抱膝坐下，晴空下远远看见江水绕山而过，几艘运沙船逆流而上，还有些块艇载着游客来回穿梭。一会又有大客轮到港了，鸣着笛，沉闷的声音隐约传来。江对岸的房子灰蒙蒙的一片，几幢新耸立起来的大厦成了城市的亮点。还有很多高楼正在赶建，大吊车铁臂的移动依稀可辩。桥上车来车往，我盯着一辆红色的小轿车，看着它慢慢地移到江那边去了。当那辆车消失在我的视野中之时，我开始设想里面坐的是什么人物，他们又要到哪里去。生命的真谛就在这些平凡的瞬间，除此之外并无它物。很多年来支撑着我精神大厦的天下意识千秋情怀，不过只是一种心灵情结罢了，它的全部意义就是对一个人的心灵意义。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为什么要信其有而拘束了自己呢？我为自己虽然活着却失去了本源意义而沉重，却又警惕着任何建立新的本源的努力。毕竟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一个渎神者，我看清了真相。意义抽空了，价值崩塌了，可人还要活下去，在真空中在废墟上顽强地活下去。把世界看得太清楚想得太清楚是如此地可悲，就像一个人站在悬崖上，前面无路可走。这是一个速朽的时代，一切即生即灭随荣随枯。原有的意义世界已经崩塌，我必须在一种新的时空观念上，在瞬间和角落的认识上，在个人现实生存的基础上，重新构筑自己的意义世界。这太可悲了，但这是真实。这时我有着豁然贯通之感。一个人就是不能想得太多，想得太多就把自己给捆住了。有的人就希望别人都耽于沉思，犹豫徘徊，自己则趁机在现实中大展拳脚。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回到真实中来。自我的存在是最大的真实，这个事实无法用逻辑摧毁。如果这样，自己做人的方式就完全不同了，自我就是一切，而为了这个目标，操作方式是开放的，没有拘束的。这很可怕，又很令人神往，令人怦然心动，它展示着一种新的可能性。我不必再坚守什么，我解放了自己，我感到了一种堕落的快意和恐惧。想不到我池大为徘徊了这么多年，竟得出一个尽量占有及时行乐才是真的结论，这样我和猪人狗人也没有什么两样了，我彻底地理解了他们，理解了丁小槐，任志强和匡开平他们。他们不是好人，也说不上是坏人，他们都是适生的人。

                  我在风中坐了很久，左边的脸颊已经吹得麻木。怀着沉重的虚无感，我下了山。虚无感是如此地真实，我不再相信现实后面还有着什么；虚无感又是如此虚妄，我得活下去，还有一波和董柳。

                  按照部里的布置，要组织新一次的全省血吸虫抽样调查。我闲着没事，就把我调去了。一共下去十个人，分成五个小组，我和血防办的江主任在一个组，去华源，东源两个县。丁小槐具体分管这件事。出发的前一天江主任召集几个人最后一次开了会，快散会的时候，马厅长来了，丁小槐跟在后面。大家都感到意外，又觉得厅里对这件事是足够重视的。马厅长一进门，江主任马上站了起来，其它人也站了起来，我也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江主任在吸烟，马上把烟摁灭了，说：“感谢马厅长光临指导，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也是我们工作的最大精神动力。”马厅长说：“主要是来看看大家，要辛苦大家了。”丁小槐说：“马厅长为大家讲几句吧。”就带头用力鼓掌，于是几个人跟着鼓掌。马厅长说：“这次调查，是一项严肃的任务，希望大家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工作负责，也对厅里负责的态度，把工作搞好，不能有半点马虎。我们需要的是准确的数据，数据是下一步工作的依据。厅里给各县血防办的文件已经下去了。大家知道，这几年我省在这方面的工作是下了大力气的，成绩是很大的，省里部里都一再给予了肯定。我们要珍惜成绩，珍惜厅里的荣誉。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江主任，也可以找丁处长，他们是领导小组副组长嘛，直接找我也行，我挂了个组长嘛，我就讲这几句。”丁小槐和江主任在话音刚落时几乎同时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丁小槐说：“马厅长刚才的指示非常重要，可以说每句话都很有份量。大家去的是湖区，又是搞血防调查，是危险的工作。马厅长作了决定，除了正常的补助，厅里另外拨一笔款，每人每天额外补助二十五块钱。”我出这个差想着是个苦差，原来是个肥差。几个人都喜形于色，马厅长说：“大家不要高兴，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厅里考虑了你们的情况，你们也要考虑厅里的工作。”江主任说：“大家要更多从工作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各自为政。”马厅长站起来，丁小槐像装了弹簧似地跳起来，站在门口侧着身子让马厅长出去，再送到外面，马上又转了回来，喉咙里哼哼几声，神态与一分钟以前完全两样。他徐徐坐下来，缓缓地环视大家一周，悠悠地点着头，慢慢地翻着手中的笔记本，喉咙里再哼哼几声说：“大家有什么想法，”顿了一顿，“谈一谈，困难嘛，也谈一谈。”江主任说：“丁处长叫大家谈一谈。”我不做声，我实在不屑于捧他的场。一个刚分来的大学生说：“厅里的意思，是不是有个……”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有个……”又比划一下，“比如说，有个指标？”丁小槐说：“什么指标？”我轻笑了一声，几个人都微微笑了。丁小槐说：“具体的指标是没有的，带指标下去还搞什么调查？结论在调查之后，不在调查之前，实事求是是我们的一贯作风，对不对？”我马上说：“丁处长这个指示很重要，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厅里的一贯作风。”那年轻人一脸疑惑，望望江主任，又望望丁小槐，说：“我反正跟在你们后面跑。”丁小槐坐在那里很尴尬，江主任说：“丁处长说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是需要的，但肯定成绩也是需要的，两者相辅相成。”丁小槐说：“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我心里想：“生活真的培养了这么一批辩证法大师，比泥鳅还滑，左边讲过来右边讲过去总是他有理。什么时候我学会了辩证法，就会有出息了。首先就要做到不要脸没良心，它妈的。”我说：“怎么都行吧，到时候江主任作具体的指示，我们跟着走，大家高兴就好。”

                  第二天搭车去华源，坐在汽车上我想着自己昨天随口说出“怎么都行”，“高兴就好”这几个字，这可不是偶然的，简直就是这个时代的行动准则和生存策略。这是一种机智，一种聪明，又是一种圆滑，一种无耻。人人都是如此，谁来认真？这是王八旦的准则，可我还是无可奈何。我是个小人物，我肩上能压多重？要是自己是个大人物就好了，我要把那些被颠倒的事情再颠倒过来，谁敢跟我来王八旦的这一套，我叫他四脚着地爬出个样子给我看看。它妈的。

                  到了华源县，县卫生局请我和江主任吃中饭，卫局长也来了。饭前我的一个朋友小吴，去年来华源认识的，在三河乡当卫生院长，到县招待所找到我，希望我说一声，让他也来吃饭，他想有一个接近卫局长的机会。我跟卫局长说了，就答应了。上了桌县血防办苏主任致了欢迎辞。上来的第一个菜是清炖水鱼，开了一瓶茅台酒。江主任说：“大家随便点好，我们也不是来一天两天。”卫局长说：“省里的客人平时请都请不到，都来到家门口了还不请那么一请？”我说：“吃鱼吧，草鱼也就可以了，酒吧，秦池也就可以了，你们经费紧张，我和江主任也不怎么沾白酒。”苏主任说：“紧张也不在乎这一顿吧，有朋友来，就是发达的象征，没人来那才真的是死火了。”几个人一再劝酒，江主任和我都喝了一小杯。我说：“小吴你想进步，要靠卫局长关照，你给卫局长敬杯酒。”小吴端了酒杯绕到卫局长那边去，说：“卫局长给你敬杯酒，我们下面的人进步还要靠局长关照。”卫局长说：“好说，好说。”碰杯把酒干了。酒至半酣，卫局长说：“再来一瓶。”我连忙说：“我们都没那个酒力，来瓶秦池算了。”苏主任说：“酒怎么能喝杂的？”对服务小姐挥一挥手。吃了一个多小时卫局长到县政府开会去了，苏主任去结了帐，摇摇晃晃过来，我跑上去扶他在沙发上坐了，我说：“这一顿去了好几百吧，酒都块五百了。”他说：“吃是吃不穷的，不吃也富不了。”我说：“经常来人这么招待，你们受得了？”他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总不会出在狗身上吧。客人来了就不容易，可不能怠慢，这是应该的，也是没办法的。以后省里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经费也应该松动一点。”我说：“不是说专款专用吗？”他在我肩上拍一下说：“池同志你也不是外国来的，中国的国情你不知道？不然什么叫中国特色？我们局里只有我们办公室有点油水，来了什么人，招待费都记在我们的名下。我心里舍不得，我说不接待？不相干的人接得了多少？你们还是来干这个事的人。”我说“照这样杀起来，几十万的专款能杀几刀？”他说：“卫局长他没办法，来了人不接待，以后还办事不呢？规格低了，双方都没面子，客人心里还有气呢，看不起他！钱硬是要花，硬是不能不花。中国的事，你知道的，不是谁挡得住的。”又说：“想一想也不是哪个地方这样，就算了，安心了，各方面的关系总不能不要吧。你们在省里帮我们讲讲话，拨款多少增加点，让那些病人也有个机会，你们的话很重要啊。”说着叹一口气。散了席办事员塞给我和江主任一人一个塑料袋，我看见里面是两条红塔山烟。我见江主任接了，就没有推辞。小吴送我们回招待所，路上他说：“今天好不容易有一个给领导留下一点印象的机会，没把握好，我显得心情太迫切了。应该说，不进步也要敬这杯酒。下次再帮我找一个机会，让我把局面挽回来。”我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乡卫生院长，在这方面竟如此精细。回到招待所我把苏主任的话跟江主任说了，他说：“也不是这里就不同些。”我说：“以后接待就随便点吧，我跟苏主任说。”他说：“我们也不提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吧。难道我们自己还主动把规格降低？好歹我们也是省里来的人啊。吃什么喝什么其实无所谓，面子不能不要，面子问题！你不要你在他们心中就没有份量了，以后工作怎么开展？我们不能自贬身价，身价不是一句话，要体现在餐桌上，酒的品牌是最重要的。我不怎么喝酒，但今天真拿秦池上来就等于打我一个耳光，比打个耳光还难受，他们眼里你只有那点份量！看来卫局长还是个做局长的材料。别小看酒，这是工作的需要，工作的需要！”江主任好歹也是个主任，他的想法就是不同。我不能说他说的不是实话，可那些血吸虫病患者就倒霉了。有些人的面子比另一些人的生命都要紧些，世界就是这样。

                  下午苏主任带两个人来招待所说：“汇报一下工作？”江主任不做声，徐徐地坐下来，缓缓地环视着几个人，悠悠地点着头，慢慢地拿出笔记本，哼哼几声说：“大家谈谈。”又对我说：“小池你记录。”苏主任把基本情况介绍了，然后说：“这两年我们这里涨了大水，湖水漫过了大堤，把钉螺带过来了，这样发病率就提高了，基本上是慢血，一时半会不要紧，可长期降不下来，也是问题！要降下来，还要是靠省里的支持。”江主任笑了说：“每次说到工作就少不了讨价还价，血防药物专营，有的省已经开放了，我们给你们顶住了，这就是最大的支持。钱每年也按时到位。在这样这条件下发病率还有所提高，那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开展的？”苏主任不做声，望我一眼。江主任说：“小池等会再作记录。”我就停了笔。苏主任说：“发病率确实提高了，我们没作普查，但我们有感觉，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没到位，我带了他们几个长期在乡下跑。”他头转向旁边的两个人，那两个人马上应和说：“苏主任天天在下面，他老婆都有意见了。”苏主任说：“发病率的上升的确有不可抗拒因素，洪水也不是我们几个人能够挡得住的。”江主任说：“过多的强调客观因素，不太合适吧。”苏主任说：“那厅里的意思？”江主任说：“基本照旧？这已经考虑了涨大水的因素了，不然指标还应该降下来，否则那些经费都干什么去了？”苏主任说：“发病率确实提高了，原来的指标，我们按厅里的精神，已经压了好几年了，卫局长的意思，今年还是要实事求是，内部掌握一个数据，争取省里更大的支持。”江主任说：“什么叫内部掌握？那不是公开弄虚作假吗，那还了得！”我说：“你们估计现在的发病率？”苏主任说：“百分之六左右。”我吓了一跳，这不比上次统计高了近一倍吗？江主任马上变了脸色说：“你们作了详细调查没有，说出这么个数据出来，那就是引爆了一颗***，不说省里，部里都要惊动，老苏你说话要负责，不能老想着经费，就信口开河。这么严肃的事，不是开玩笑的。厅里每年追加经费，发病率倒上升了。你想想你们的工作吧。”苏主任搓着双手说：“工作没做好，没做好，主要是去年涨了水，在沿湖一带滞留了一个多月才退，钉螺都过来了。”江主任说：“如果你刚才说的数据是真的，我想厅里马上会引起高度重视，恐怕审计处也会要来人，看看你们的经费是怎么开支的。”我觉得好笑，怎么开支的，两条高级烟还在江主任你提包里吧，居然也可以如此义正严辞地说话。什么叫演戏？具有表演的才能，很重要，很重要啊。苏主任慌了说：“我倒是没作普查，可能是夸大了，夸大了。”江主任说：“以前没有吡喹胴发病率还控制在百分之四以下，现在用吡喹胴了，药便宜了，药效提高了，发病率还上升了？”苏主任说：“依厅里的意思，照旧，照旧。其实卫局长的意思也跟厅里一样。只是照旧了，经费还是要跟上才好。”江主任说：“完成了调查再讨论这个问题。”最后确定抽样调查的地点，苏主任建议定在沿湖的长港乡，江主任说：“还是丰泽乡吧。”丰泽乡再过去就是丘陵地带了，我忍不住说：“丰泽乡快到山边边上了。”江主任望我一眼，说：“长港乡发病率肯定高些，也没有代表性，丰泽乡的代表性也不充分。”江主任的意思定在两乡之间的五华乡。苏主任说：“五华乡离湖有那么一段距离，洪水从来没上来过。”求援似地望着我。我说：“江主任说的有道理，不过……”江主任也不望我，眼皮眨了几下，我不再说话。江主任说：“如果情况变化很大，厅里惊动了，会来人的，说不定部里也会来人。”苏主任就不再说什么，接下来又把工作程序商量了。离开的时候苏主任说：“说实话县里跟卫局长打过招呼了，尽量要把这次的点定在沿湖的几个乡，调查血吸虫嘛。”江主任说：“你们的意思我也懂了。经费问题，全省统一安排，能倾斜我们尽量倾斜。”苏主任说：“厅里的意思我向卫局长汇报，县里还可能会出面向厅里汇报一下。”江主任目无表情冷淡地说：“那是不是我们在这里白白地等几天再开始工作？如果不能按时完成，首先我有不是，其它人吧，也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苏主任连连点头说：“好说，好说。”就去了。

                  江主任对着苏主任的背影耸一耸鼻子说：“一个小小的股长，放到厅里去办公桌都不一定有他一张，我客气叫他一声主任，他还要跟我讨价还价。”我听了很不是滋味，我连个股长都不是呢。看江主任的脸色他并没意识到这一点。这些人，有时极为敏感，有时又极为迟钝，要看面对的是谁，他们的某些感觉器官，只是在某些场合比如大人物在的场合，才会打开。我没有应和他的话，他也没察觉什么，又说：“小池你是厅里的人，要站在厅里的立场上说话。”我说：“这几年洪水多，发病率提高了可能是真的。数字报上去可能会把上面吓一跳，领导的面子上不好看，不报上去吃亏的是那些老百姓。”他只是个科长，在厅里也不直接管我，我说话也没太多顾忌。他忿忿地说：“我当了省血防办主任，说起来是一粒绿豆官，想做点好事的心情还是有的吧，心还不那么黑吧。可谁叫我在厅里坐了这张椅子。把椅子一抽，砰地就摔倒了，让你摔一跤那理由一定是很充分的，苦是诉不出来的。只是摔一跤就别想再爬起来了。我四十岁的人了还敢摔那么一跤？四十岁再被小科长处长指东划西，我脸往哪里放，还活个屁！不说别的，老婆那里就没法交待。”我说：“说起来你也没有选择，我也没有选择，苏主任他也没选择，每个人扮演什么角色，早就被预设好了。”他连声说：“那不是，那可不是！大为你没活到四十岁，活到四十岁你就知道了，回过头看，你二十年前刚进那张大门的时候就被预设好了，还想按自己的心思去做点什么？”又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屁股下面没张椅子，把头夹在胯里做人，那滋味你去品味品味吧。”江主任到电信局给厅里打电话去了，我靠在床上想，果然每个人还有没进入角色之前就被一种神秘力量预设好了，不论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他入了围以后都只能是被预设的样子。他只能在既定的舞台上按既定的程式表演。他不能对抗，因为他对抗的并不是哪一个人。不论是谁，都必须按照预设的程序进入既定的轨道，神秘的力量从来就不怕谁聪明谁倔犟，孙悟空还不聪明不倔犟吗？他跳出如来佛的手心没有？于是每个人都依据着适生的原则，服从了这样一种预设，谁也别吹自己是什么特殊人物，除非他真的活够了。

                  不知道厅里和县里是怎么谈的，但抽查点还是定在了五华乡。我在招待所等了两天，江主任不时地去打电话，定下来以后就下乡了。我们一行五人，每天主要就是作粪检，又请了几个老乡在划定的范围内找钉螺，测评钉螺的密度。我心里很不好受，这里的村民实在是太穷了。吡喹胴不算贵，可很多病人就是买不起。这种药对肝脏有损害，可几乎没有服药者按规定同时服用护肝的肝泰乐。我对他们说：“省钱不能省药钱，不服肝泰乐，那是拿命赌啊。”一个老头说：“池医师，你是国家的人，你知道我们的苦？我们吧杀虫的药是没办法才买的，还吃得起护肝的药？我慢血都好几年了，好了又发作了，我不是家在这里，我就流浪去了。”旁边一个中年人说：“从前都是政府给治，这几年要自己掏钱了。血吸虫又不是我们养的，是湖里上来的，这个湖是政府的。”老头说：“政府又没叫你得病，病是你自己得的。”我说：“你们写信到上面反映反映，写到北京。”他们纷纷说：“不会写，写了也没有用。”中年人说：“你是政府，跟你说是一样的。”看着那些患者四肢发软，头昏无力，又吃不下饭，我也只能叹一口气。

                  调查了一个星期，江主任家里来电话，说他女儿病了，就匆匆回去了。他一走苏主任说：“想不想跟我到长港乡去看看？”就跟他去了。长港乡被芦苇荡包围着，现在是枯水季节，芦苇也已经收了，地里钉螺随处可见，我走着脚跟都发软。碰见一个大肚子病人，带着他十三四岁的女儿从湖里回来。我说：“你恐怕有血吸虫病，应该去检查一下。”他苦笑说：“还检查什么，都十多年了。她也有，我也没办法，哪里有那么多钱看病？县里几年发一次药，不管用的。”又说：“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有十来个，他们都出去打工了。老百姓就是条牛命，大肚子就不干活，谁给饭吃？嘿！”说着去了。苏主任说：“这样的人不少，省里要考虑实际情况，多拨点钱才好。”我说：“多拨多少也没有多少落到他们身上。”他说：“是倒也是，总有这样那样非用钱不可的事。你回去跟厅里反映一下，你都看到了。”我说：“有人喝茅台我也看到了。”苏主任叹口气，把头垂下去摇一摇。我说：“你们写封信给上面汇报一下。”他说：“你就是上面，跟你汇报了。”我说：“还有北京。”他又叹口气，垂下头摇一摇说：“那我就犯错误了，犯了错误我以后怎么办？现在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数字就是他们的命。上面的人往下看，看人也看不清，就看数字。你要改他的数字，就是要他的命。你要他的命不一定要得了，他要你的命那是吹口气的事情，不整你把你晾着总可以吧。”我说：“所以人人都懂得明哲保身。”他不愿在这里过夜，连夜搭车回去了。几天后江主任回来了，我把去长港乡的情况对他说了，他说：“那里我去过，傍着大湖，年年涨大水，能好吗？人靠芦苇荡吃饭，也被芦苇荡害了。”我建议在那里设一个观察点，他说：“看厅里的意思。”厅里的意思我知道，他也知道，就是没有意思。

                  在华源县呆了十多天，搞完了调查，结论是发病率为百分之三点六二。但是据我的估计，苏主任说的百分之六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数字。我说：“如果是要这个数字，其实我们不下来也可以，辛苦了这么久，又花这么多钱。”江主任说：“部里布置的工作总要完成的。”我说：“这里老百姓太穷了。”他说：“天下这么多事，纷纷多如牛毛，上帝也只能管一条腿，何况我们也不是上帝。我们搞调查就是搞调查。”他这么一说，我安心了点，说：“有办法的人就是有办法，办法送到他跟前来，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碰得头碰血流还是没办法。”离开的那天卫局长又设宴为我们送行，我吃了一碗饭，推说头疼，就回招待所了。我把那两条烟交给服务员，说自己不抽烟的，浪费了，请她转交苏主任。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么一点点。这是我对世界的所有意义，也是我的角色被预设好了之后，上帝留给我的全部的选择空间。这就是我。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我感到了恐惧。

                  胡一兵说得不错，我是想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一个证明，对世界我并不是那样无能为力。在无法抵抗的时候抵抗，在不可拒绝的时候拒绝，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开始没意识到这一点，他一说我马上就明白了自己。我需要承担，没有承担的沉重比承担的沉重更加沉重。承担既是世界需要自己，更是自己需要世界，如果我竟以一种世俗的理由挣断了这条链条，我的世界就沦落了，就陷入了意义的真空。人最大的痛苦就是陷入了这种真空，不可自拔。因此承担哪怕痛苦的承担，是一种巨大的幸福。现在我有了机会，我不能放过，我不能剥夺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世事我还没有绝望，因为我不愿意绝望。我内心吼一声的冲动是如此强烈而难以克制，这也是一个原因吧。无论为那些村民们也好，为我自己也好，我都应该把这一声吼了出来。

                  决定了我就设想实施的方式，想来想去还是同学说的方式最好。晚上我对董柳说去写论文，躲到办公室去写那封信。写了三个晚上，反复斟酌，写完了这封长信。我不敢把信放在抽屉里，小心折好放在内衣口袋中。走到楼下，一看表已经是一点多钟。冷风吹在我烧热的脸上，我心中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一个人应该如此，一个知识分子更应该如此。我抬头望着天空，几颗冷星悬在那里，一闪一闪。我似乎越过了十多年的岁月，回到了从前。第二天我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又觉得有了问题。上面提到的一些数据，一些术语，还有调查的情况，都不是一个大学生所能详细了解的。我把写信者设计为医科大学的学生，又把调查的情况说得抽象一点。可这样一改就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和震撼性了，我又往回改了一点。写完后我跑到离厅里很远的一家打印社打印了，复印了几份，看着打字小姐把从信从电脑中删去，又交待她如有人来问不要说出去。回到家中发现信封上的字还没有打，而自己不能留下笔迹，又跑回去把地址也打好了，贴到信封上。贴的时候我想着自己整个操作过程都没戴手套，万一有人认了真来核对我的指纹呢？回到家中我戴上棉手套，用干抹布把信和信封都反复抹了几遍，想着指纹也不会有了。一共三封，陈部长一封，国家血防办一封，卫生部地方病研究所一封。真要发出去的时候我又有点紧张，犹豫着就把信在抽屉的一本书中夹了几天。我反复思考着每一个细节，又把复印的信拿出来再看一遍，想着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最后觉得是万无一失了。

                  我准备第二天把信发出去，贴邮票用的手套都准备好了。这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我去监察室找小莫，下来的时候在楼梯上碰见了马厅长。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侧了身子等他过去，叫了一声：“马厅长。”他叫一声“小池”，又笑一笑，就过去了。他那么一笑我觉得颇有深意，是不是知道我在干什么，把我看透了？我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可还是放心不下，总感到那一笑有一种神秘感。可这只是一瞬间的印象，我反复回想那种笑的意味，越想越模糊又越神秘。我给自己打气说：“吓自己干什么？”可越是安慰自己，心里就越紧张，一时似乎失去了勇气。我反复对自己说：“要相信科学。”无论如何，马厅长都不可能知道我想干什么。这我才安心了一点，准备按计划行事。可就在这天晚上，我从晏老师家下棋回来，一进门就感到董柳的神态不对，我陪笑说：“今天还不算晚吧？”她不做声。我去拍她的肩，她一下把我的手甩开了。火气不小！我说：“又怎么呢？”她说：“问你自己！”我说：“我又犯了哪一条？”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是一波生下来不久吧，我在董柳面前就变得非常被动了，总是逃不脱被抱怨和指责的命运。我反抗了几次，没有用，反而更深地陷入了被动。我感到悲哀，一个男人！可慢慢地我接受了这种局面，我的确也对不起妻子儿子。我陪笑说：“我又犯了哪一条？”她生硬地说：“你做的好事！”我吃了一惊，想到了那封信。我说：“我又做了什么坏事？”她说：“你从来没做过坏事，全部是好事！你还让不让我和一波活？”我陪笑说：“这么重的话，怎么说出来的？”她从枕头下面摸出一张纸说：“这总不是别人塞到我们家里来的吧！”我上午把那封信拿出来看，随手就塞在毯子底下，不料被她看见了。我说：“是我写的。”她说：“你还到上面去告状，缺氧了吧你！只要转下来一查就知道是你，你以为别人像你这么蠢！”我说：“我一没写名字，二没暗示自己的身份，连指纹印都用抹布抹掉了，谁会知道？”她不屑地嘿嘿几声，我心里直发冷。她说：“谁会知道？我就知道！卫生厅除了池大为谁还会做这样的蠢事？你以为领导不会看人，他不会看人他能当领导？”我说：“万无一失。”就把前前后后的事都对她讲了。她说：“大为我跟你说，别的事都算了，这件事就算我求你了。”我马上说：“别的事都算了，这件事就算我求你了。人总要讲点良心，那些病人有好苦，我是跟你说过的。我们这些人，平时自己忍忍也就算了，在关键时刻，还是要认一认真的。”她马上说：“如今的事能认真吗，傻瓜才认真！要说讲良心首先要对自己家里人讲！对自己家里的人不讲良心的人，我就看不出他有什么良心。”我用力挥一挥手说：“这件事你就当不知道。”她望着我，我望着她，两个人好像第一次认识似的。好一会她叫了一声：“大为！”双手扶着床沿，慢慢地跪了下去，膝盖在水泥地上移动着，把脸转向了我。我心中猛地跳着，像有一只手用力地扼住了我的喉咙，冲上去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她挣扎着又跪在地上，双手扶着床沿，指甲用力地掐进木头里面去，说：“你今天不答应了我，我就这样到天亮。”我说：“答应你答应你答应你！你把这封信撕了。”我去搀她，她扶着床沿不肯松手，说：“还有！这封是复印的。”我打开抽屉把那几封信拿出来，塞到她手上，那一瞬间我看见床沿的油漆被掐掉了几小块，留下几个鲜明的指甲印。她站起来，坐在床上，拿起一封信，也不拆开，慢慢地撕了，撕得粉碎，然后又拿起第二封。最后一小堆碎纸堆在床上，看去像一个小坟堆似的。这时父亲的坟堆也在我心中浮现出来，我眼泪一涌，在泪水朦胧之中两个坟堆一虚一实，叠印在一起，都不甚分明。

                  董柳把夏天点蚊香的瓷盘找出来，把那些碎纸抓进去，蹲在那里，点燃了。火光跳跃着，映在董柳的脸上，忽明忽暗地闪。我用力盯着闪动的火光，从中间迅速地向四周蔓延，中间的黑洞越来越大，一点白烟漫上来，弥散开去。一会儿火花熄了，只剩下一点泛白的灰烬，房间里也弥散着一股烟气。这不是我熟悉的烟气，近在跟前，又很遥远。当年父亲在那些寂静的夜晚把自卷的纸烟一支又一支抽下去，小泥屋中也有着那么一种烟气。那种烟气我感到熟悉而亲切，却一去不复返了。等董柳做完了这一切，我从鼻子里发出几点笑声，就走了出去。

                  我走到大院门口，想走到街上去。刚出了门，忽然感到外面的世界非常空洞，又转了回来，在院子里转了几圈。院子里静悄悄的，月光把我的身影投在地上，我想着现在只有它能理解我了。我晃了晃身子，影子也动了动。我暗自叹了一声：“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又望着影子摇摇头，“无人省！”看看表已经十一点多钟，犹豫了一下，还是向晏老师家走去。

                  晏老师披了衣起来，神色有点紧张，问我有什么事，这么晚又来了？我说：“跟董柳吵架。”他用询问的眼光打量着我说：“吵架了？”显然不相信是因为这点事半夜来找他。我把事情详细讲了，他说：“大为，你太天真了。”我说：“晏老师您也是这样想？”他说：“这件事吧，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大家都是知道的，也不是你发现了新大陆。”我说：“知道了总得有个人来吼一声吧。闹出来有了压力，也多拨点款去帮帮那些病人，说严重点是救救他们。”他说：“这是现任领导的一大政绩，你去戳他这根痛神经？”又说：“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你这封信的命运。”他敲了敲桌子，“部里收到这封信，是一个家在血吸虫区的大学生写来的，情况很严重。信落在一个很负责的人手中，他怎么办？他放下一切就往长港乡跑？只能转到省里，厅里，也就是他们手里。他们会分析这封信的背景，一个大学生有什么必要隐匿自己的名字？这显然是有忌讳的人写的。谁有忌讳？肯定是身边的人，知情的人。分析到这里，你的形象基本就出来了。再把下去搞调查的人逐个分析，平时的为人性格，说的话，再有江家杰一汇报，知道你还去过长港乡，跑得了你？”我说：“那也可能是华源县卫生局的人写的。”他说：“那你就嫁祸于人了。再说邮戳在省城，华源县的人写的？”又说：“你署上个假名字吧，一查就出来了，当地有没有这个人在读医学院？没有，又回到你头上来了。那些人在这些事情上有多么舍得下功夫，不是你可以想象的。最好的设想是你竟然把这件事扳过来，部里来人重新调查，这其实根本不可能。万一可能吧，我说的是万分之一，领导抹了一脸灰，可他会倒吗？他不倒你想想他的心情吧。这样你想你的处境会怎么样？董柳她凭直感知道这是做不得的事，她想得不错。大人物的意志坚如磐石，你千万不能设想凭自己几句痛切之言就使他有所触动。世界上没有比良心更靠不住的东西了。”我说：“沉默是金这句话，真感到是一句好话了，掂在手中有份量啊。您这么一分析也是对的，可我想一想自己总还有点责任，总应该有人向那些村民负责。我参与了这件事，我就不能沉默，我就应该向他们负责。”他马上说：“你向他们负责，谁向你负责？那些村民能向你负责？我们再来看你被揪出来以怎会怎么样？没有人会直接点你的名，但大会小会上会不断有人说，有个别人，企图破坏厅里的荣誉，领导会说，下面的人也会跟着说。别人知道你池大为是好人，也不敢沾你的边。对他们来说，好人坏人的判断是无所谓的，利害关系的判断才是真的。你会发现周围的空气忽然变冷了，冷空气包围着你。暂对不会有人把你怎么样，但是你完了，你哭都不知哭什么才好。你说自己受了委屈，可没有整你，也没人说是你在捣鬼。你知道自己玩完了，还说不出心里的苦。”我一跺脚说：“完了就完了，以后我跟树做朋友，跟紫藤架做朋友！”他连声笑了说：“人这一辈子，能赌气？把自己一辈子赌掉了，还没触动世界的一根毫毛，你赌去你？”他说到当年大学班的一个女同学，跟班上的一个男同学恋爱，毕业时分到两地，男同学忽然不理她了。她赌气要找一个更好的，气气那个男同学。这口气一赌几年，更好的没碰上，自己年龄却大了。越发赌下去，越发没了资本，到现在快退休了还是单身一人。他说：“生活就不怕你跟他赌气呢，反正输的是你。我那个同学及时转弯，也不至落到今天。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古人的血泪之言！你以为俊杰是那么好当的？”我摇头叹气说：“想不到明明白白一件事，竟没有办法！”他说：“有办法。”我精神猛地一振，身子一挺说：“那你说，你说！”他说：“办法就是你坐到那个位子上去，到那天话就由你来说了。”我身子又软了下去，苦笑着说：“那怎么可能？”他说：“那怎么又不可能？位子总是给人坐的。”我心里动了一动：“想做点好事，也非得把印把子抓着才行啊。”晏老师说：“世界上的事实在很简单，谁对你负责，你就对谁负责。你想想谁能够对你负责，给你更高的工资，位子，房子，自尊，一切？当官没有别的门道，对给他那张椅子的那个人负责就行了。只要对他一个人负责，老百姓一万个都没有用。”又说：“隔壁化工厅林厅长你知道吧，现在是林书记了。前年省委组织部推荐他连任厅长，省****不配合，没有通过。不通过？好，林厅长变林书记，主持工作，厅长暂时空缺，一缺就是几年，怎么样？还提了一级，兼着省经委副主任，你想想事情怎么能这样呢，它就是这样，你怎么样？****比老百姓又如何？连他们都抹一脸灰。你说我们林书记对谁负责吧？权力的本性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因为人的本性是对自己负责。只对一个人负责的权力会怎么去运作，大为你回去好好想想。”

                  出了门我心乱如麻。晏老师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好像到这时候才模模糊糊摸到了现实人生那粗糙的边缘。毫无诗意，令人沮丧，冷到心底。我在寒风中颤抖了一下，又颤抖一下，也不知是心冷呢还是身上冷。走到宿舍楼下我收住了脚，看着表已经十二点多钟。我转身向办公楼走去，是的，我得好好想想。

                  坐在办公桌前我想不清什么，孤独布满了每一个弯曲而琐细的空间。看着办公桌我想着自己在这张桌子边也坐了四年多了，人也老了四岁，可这张办公桌还是一点没变，连那几点墨渍都是几年前的老样子。再这么坐几年，一辈子就彻底完了。正想着董柳在楼下叫我，我没做声。不一会有声音到楼道里来了，董柳叫我几声，我说：“让我安静一下。”这时一波在叫：“爸爸，爸爸！”我说：“一波这么晚了你先跟妈妈回去。”这时儿子在门外就唱了起来：“刮风我也不怕，下雪我也不怕，我要我要找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找到了我的爸爸，就带他回家。”我捂住发酸的鼻子，把眼睛闭紧，忍着，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这么多年来我都把自己设想成一个忍者，可我忍了什么？忍得心痛只是忍了许多委屈，许多羞辱，还要永无止尽地忍下去。开了门我抱起一波说：“我的儿子！”走到了楼下，一点一点的凉飘在我的手上，脸上，脖子上，下雪了。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有了最后的勇气，把心中的想法付诸行动。

                  董卉的女儿满月，请我们去王府酒家吃中饭。董柳跟别人换了班，一波也就没去幼儿园。中午任志强开了车来接我们，一看开了三四十桌。任志强的朋友也来了不少，都在门口的簿子上签了名，放下红包，专门有小姐负责。有人来捧场这就是实力，要我还没有这么大的的号召力呢。吃完饭董柳去了医院，岳母带一波回家，我就上班去了。快下班的时候，楼下有人在喊：“池大为，池大为！”在办公的地方这么提着名字大呼小叫，我心里很恼火，不理他。楼下的人喊：“你家里出事了！”我心中一惊，头发耸地一下就立了起来。我探头看见邻居双手拼命招着，“你儿子，你儿子，被开水烫着了！”我一听一身都软了，手颤抖着跑出去。在楼梯上我摔了一个跟头，侧着身子滚了下去，头砸在水泥地上“嘭”地一响。我双手撑着地爬起来，跑回家一看一波坐在门口的地上哭，指着自己的脚叫着：“爸爸，爸爸！”岳母站在那里，已经呆傻了，眼睛瓷楞楞地望着我。我在一波的脚后跟处轻轻一摸，一块皮就掉了下来。一波痛得直叫说：“爸爸，爸爸。”我抱起一波就跑，到大门口想叫一辆出租车，等了半天还没见到一辆空的，我让一波在传达室坐了，吩咐老叶我看着。老叶说：“小池你的脸上有血。”我这才感到眼角处刺刺地痛，抹一把果然有血。我往小车班跑，那里只剩一辆车，一个年青的师傅在洗车，我不认识。我扑过去了扯了他的衣袖说：“我是厅里的人，中医学会的，我儿子烫伤了，送一送医院吧！”他一只手把我抓着衣袖的手轻轻拿开，继续洗车说：“中医学会？”我点了自己的鼻子说：“中医学会，池大为，池大为，中医学会！”他望我一眼慢慢说：“不认识。”又说：“这个车吧，马上要送孙厅长去飞机场，要不你去请示一下孙厅长，孙厅长你总认识吧。”我说：“求求你了，救命啊，是个人啊，不是别的，是个人啊，我儿子啊！”说着边抱了拳作揖打拱，又双膝都弯下去，一只膝着了地，又站起来，再弯下去，反复几次。他说：“真的没办法，孙厅长马上就要下来了。”正说着大徐开着那辆皇冠回来了，马厅长从车中下来。我扑过去把事情讲了，双膝不停地弯下去，再立起来，反复几次。马厅长马上说：“大徐你去跑一趟，快去快回。”我拼命鞠躬说：“谢谢马厅长，马厅长，你好，你好，马厅长，你好。”把一波送到省人民医院，大徐说：“我只好先去了，要下班了。”我抱着一波到皮肤科，一波还在哭，声音都哑了。我插了队让医生先看，一边跟等着的人鞠躬说：“谢谢，你好，你们好，大家好，好，好。”医生看了说：“要住院。”我说：“要住院，是的，要住院，住院。”医生说：“你先把他的裤子剪开，不能脱。”递把剪刀给我。我把一波放外面的椅子上，用剪刀从上面剪下去。一波已经没有力气哭了，痛得直叫说：“爸爸，爸爸！”我手颤抖着，心痛得厉害，想着自己碎尸万段也不算什么。我进去对医生说：“我的手抖得厉害，我剪不了，医生求求你帮帮忙吧。”说着抱了拳作揖打拱，又双膝又不断地弯下去，几乎着地，再站起来，反复几次。医生说：“你干脆先办住院手续。”我拿了住院单跑到交费的地方，插到前面，把正准备交费的女人撞开了。女人在后面骂骂咧咧说：“世界上有这样不懂道理的人。”我转了身双膝不断地弯下去说：“我儿子烫伤了，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烫伤了，谢谢。”收费的人说：“二千。”我似乎没听懂，直了眼望着他。他说：“二千。”我这才明白过来，说：“我是卫生厅的，一时没带那么多钱，等会补交，补交。”他不理我说：“下一个。”我把仅有的两百多块钱塞进去，他把我的手推了出来。我说：“我是卫生厅的，中医学会，池大为，池大为。”他说：“没听说过。下一个。”我把窗口占住了说：“中医学会，池大为！”他说：“叫什么，公共场所，你叫什么叫？”我想着我要是有枪就好了，我绝对下得了手，对着那张脸就轰过去就是了。

                  我又去找医生，医生说：“先交钱是规定，我也不能违反。你去找科室的郭主任，看他怎么说？”我说：“先救救人吧，我的儿子，是个人啊，是个人啊！”他说：“以前总是先救人，救了他就跑掉了，我们到哪里去找他回来？这才定了这个规矩，任何人不能违反。”我说：“我是厅里的人，中医学会，池大为，池大为。”他说：“不认识，没办法。”我说：“医生你是医生，你是医生，你要讲人道主义啊，人道主义！我儿子进来已经这么久，这么久了。”他双手一摊说：“告诉你我没办法，你应该听得懂中国话的。”我上窜下跳找了几间房没看见郭主任，就站在外面大声呼喊：“郭主任，皮肤科郭振华主任！”郭主任来了沉着脸说：“谁在这里喊这么喊的！”我上去深深鞠了个躬，抱了拳作揖打拱，又双膝弯下去，几乎着地，反复几次，把事情讲了。他说：“厅里的领导你认识谁？”我说：“马厅长，孙副厅长。”他带我去打电话，都不在。他说：“看你还认识谁？”我说：“打我自己的电话号码行吗？中医学会。”他桌子上那张表上没有中医学会，说：“你来看看这上面你还认识谁。”我看了说：“袁震海和丁小槐我都认识。”他说：“袁处长，丁处长，都行。”就打了药政处的电话，上帝保佑，丁小槐居然还在办公室，把事情讲了，又把话筒给郭主任。郭主任接了话筒说：“丁处长，好久没碰碰了，什么时候碰几杯？”我在旁边身子一抖一抖地催他，他说：“丁处长开了口我还说什么，马上就给池同志办。”放下电话带我到缴费处，在住院单上签了字，办好了手续。

                  一波躺在病床上，医生来了说：“烫得不轻啊。”我说：“用最高级的药，可不能留下后遗症啊，我只这一个儿子。”护士把一波的裤子剪开，轻轻剥下来，一波痛得真叫说：“妈妈，救命啊，救命啊！”我上牙敲着下牙说：“轻点，轻点。”护士住了手说：“那你自己来。”我用力甩着双手说：“我手软了，我手软了。”我抱了拳作揖打拱，双膝也不由自主地弯了下去，几乎着地，反复几次。一波的裤子剥下来了，几小块皮带了下来，沾在裤腿上，小腿上露出了粉红的肉。我一身软了，眼前一黑，身子靠着墙滑溜下去，脸碰在小矮柜上，扶着柜子站住了，眼睛看不到什么，心里像有一把刀，把心脏啊肺啊割成了血淋淋一片一片的。睁开眼看见医生厌恶地望我一眼，对门边一努嘴。我像机器人一样向外门走去，护士跟在后面，刚出了门就听见里面闩上了。一波还在喊“救命”，我在外面疯跑一阵，在病室尽头的窗前站下了。我看着外面一根指头指指点点，好像那看不见的远处，有着我仇恨的什么东西。又把拳头捏得紧紧的，心里恨着，想打，可不知恨谁，也不知想打谁。我揣摩着能不能就这么一拳，把眼前这块玻璃给砸了，拳头血淋淋地捏着，真舒服啊！突然，不加思索地，我照着自己的脸上，狠狠地就是几拳。我感到了疼痛的快意。口中喃喃地说：“舒服啊，舒服啊！”狠狠地又是几拳，接着双手撑着墙，弓着身子，把头在墙上撞了几下。脑袋中嗡嗡地响着，我口中喃喃地说：“看老子碰不死你，看老子碰不死你！”

                  我想给董柳打个电话，跑到病房值班室，又转了回来，我真没勇气拿起话筒。到了傍晚董柳来了，像个幽灵似的飘进病房。我说：“董柳，一波睡了。”董柳一声不吭，揭开被子看一看一波的腿，就坐在床头，傻了似地发呆。她的神态让我害怕，她哭出来就好了。一会任志强董卉和岳母都来了。岳母语无伦次，说了好半天才说明白，是一壶水刚烧开放在案板上，不知怎么就掉下来了。我说：“一波呢，有多动症，到处乱摸。”董柳说：“那你的意思是还要怪他？”董卉说：“不幸中的万幸，冬天还隔了几层裤子，要是夏天，一条腿都烫熟了。”她几句话说得我心跳，觉得今天倒是拣了个便宜似的。董柳说：“今天不出事，明天要出事，楼道里黑古隆冬旧社会，谁看得清？几年了一间厨房都没有。”她一说我恍然大悟，这事不怪别人，只能怪我，怪我自己！我总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原来不对是在这里！我打自己打得太轻了，实在是太轻了。我猛地蹲下去，双手拼命拔自己的头发，一定要连头皮都拔了下来，我才解恨！董柳望着我一声不吭，任志强和董卉跑过来，一人拖住我一只手。我说：“让我扯，让我扯，扯下来了我就解恨了！我愧为人父，愧为人父啊！”他们把我的手掰开了，我右手抓着一撮头发，把它放在眼前仔细打量着。董卉说：“姐夫，你脸上有血，半边脸肿起来了。”董柳一声不吭望着我，岳母掩了脸在哭，我望着那一撮头发，忽然大笑起来：“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护士来给一波打吊针，岳母说：“小孩的血管细，要小心点。”任志强说：“叫你们最好的护士来，我们另外付钱。”护士撅着嘴，拿起一波的手看了半天，拍了拍，非常缓慢地扎了进去。一波醒了，叫痛，连声叫：“妈妈，妈妈！”我看着好一会还没回血，倒吸了一口气。护士说：“手动走针了，换一只手。”董卉说：“到小儿科叫一个护士来。”这一次又没有成功。护士说：“一群人围着我，我不敢打了。”跑出去叫了另一个护士来，说：“小儿科的。”董卉和任志强叮嘱她要小心，新来的护士说：“我还没开始打就紧张了。”董柳说：“都出去，都出去。”我们都出去了。一会董柳出来说：“又试了两次没打成，手上的血管全破了。”我进去看了，急得想跳。董柳说：“我试一试。”那两个护士都不同意。董柳说：“我干这个都七八年了，那时候你们还没进卫校呢。”拿了工作证给她们看，就同意了。董柳把一波额头上的头发剃了一圈，仔细看了一会，要我扶住一波的头，我说：“我手发软。”就叫任志强扶住。董柳举起针看了看，很麻利地扎了进去。我看见回血了，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两个护士吐出舌子面面相觑。

                  任志强买了盒饭来，董柳说：“还有心思吃饭！”任志强把饭放在那里，不再劝她。董卉说：“姐夫你把脸上的血洗了去，这一边都肿了。”我这才感到脸颊火辣辣地发烧。我说：“肿了？肿得好。”董卉递手绢给我，指着自己的眼角说：“这里的血，擦掉。”我没接手绢，用衣袖擦了几下。夜深了剩下我和董柳，我叫她吃点东西，她慢慢转过头望着我一眼，眼光是直的，一声不吭。我看了心里发冷，却无法给那种眼神一个准确的描述。好一会她说：“吃得下你就吃。”我没有饥饿的感觉，有我也不会吃，我渴望找到一种极端的方式惩罚自己，这样才能平衡一下对儿子的歉意。后来我渴了，想喝水了，马上发现只有让自己这么一直渴下去，才是自我惩罚的最好方式，用饥饿来惩罚那是太轻描淡写了。整个晚上我都这么忍着，在极难忍耐的焦渴中感到了痛苦的快意。到第二天早上我的嗓子开始嘶哑，连唾液也没有了。在焦渴中我感到，如果划一根火柴，我的口中就会喷出火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对自己说：“这点小小惩罚就够了吗？我还要忍，至少要忍到昏迷的边缘。”

                  早上我发现隔壁房的一个小女孩床前床后被花篮包围了。连床下都塞了四五个。我了解了是市工商局一位副局长的女儿动阑尾手术。我想着一波比谁低了去了？没有人送花篮，连看望的人还没来一个。花篮很漂亮，可世界实在太无耻了，无耻到无耻的地步了。局长夫人知道了一波的情况，要我拿两只花篮过来，我马上用一种不屑的手势制止她说下去。医生查房之后我走了出去，想给儿子买两只花篮。

                  走在大街上，我看一切东西都蒙着一层暗绿，我心里念叨着：“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世界。”反复这么念着我觉得自己又有了一种发现，一种生活的底牌被彻底揭开的感觉，像有一束强光，把那黑暗深处的东西都照得清清楚楚。昨天刚刚过去，可我感到已经非常遥远。“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世界！”事到临头了作揖打拱有什么用？双膝弯了又弯又有什么用？哭都找不到掉泪的理由。事到今天，我池大为还敢说没有什么力量能使我把头低下去再低下去吗？我不愿意这样理解世界，我拒绝了很多年，可是在这生与死的边缘地带，我无法再作出另一种理解。我为自己的发现感到了激动，这是丁小槐们早就在实施着的原则，我其实也早就认识到了。可今天的理解特别深刻，我有了勇气。这样想着我忽然有了一种冲动，要马上去做点什么才好。激动中我口中居然也有了一点唾沫，干枯到麻木的舌子也有了一点湿润之感。我想到了自我惩罚，想把唾沫吐掉，吐了三次也没吐出东西来。再用力往手心吐，举起手仔细看了，一点唾沫星也没有。我在心中酝酿着一股狠毒之气，用手比划出***枪，一路走过去，见了不顺眼的人，就把右手抬起来，食指那么勾一下，算是毙掉了一个人。没走多远我就毙掉了九十九个人。我想，最应该被毙掉的还是自己。我举起枪，顶着自己的太阳穴，食指勾了一下，心中轰地一响。我晃了晃头，我还活着。

                  忽然下起了雨，一会就大了起来，想不到冬天还会下这么大的雨。很多人跑了起来，一会街上就没几个人了。我毫无感觉地走着，一直往前走，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雨滴顺着脸流到嘴边，我本能地用舌子在嘴边一卷，马上又想到了惩罚，就闭紧了嘴唇。一个流浪汉在雨中从容地走着，一边唱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我拦住他指了天上说：“朋友，下雨了。”他笑着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它去吧。”一直去了。雨水顺着头发流下来，我双眼都模糊了，就把衣服撩了起来，在脸上抹了一把，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我在不觉之中拐进了一条小巷，走了一阵才发现这是正在改造的旧城区，很多房子的墙上都用红色的颜料画出一个大圈，中间一个“拆”字，不少房子已经被掀掉了房顶。我顺手推开一张门，里面几个青年男女惊慌失措，用身子挡着什么，房间里面一种奇异的香味。我意识到这是一群吸毒者，叫了声：“朋友，干吧，干得好！”再往前走。走到尽头发现是一条死巷，我就在一个台阶上坐下来。屋檐上的水成串地落在我身上，我冻得发抖，自言自语地说：“好，好，好。”就扭着身子，仰起脸迎着那水，让水泻在我的脸上，又溅开去。突然我忍不住张开嘴，把那水大口地吞了下去。真解渴啊，水原来是这么好喝的一种东西。嘴边停着一点什么，我用舌子一卷，是一片腐叶，发出一种腥臭。我用力嚼碎，咽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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