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 阿莉尔往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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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莉尔没有把她伤脑筋的事告诉医生,这包括一些与时间和记忆有关的可怖而不可名状之事。
比如,在夏末秋初之际,阿莉尔已去医生诊所治疗,但她到底向医生谈了些什么,有时竟然记不起来。
有时她只记得走进电梯,但记不得自己走进诊所。
还有时她能记得自己来到诊所,但不记得自己离开诊所。
还有几次,阿莉尔无法告诉父母那位医生是如何谈及他们的,甚至完全说不出医生究竟讲了些什么话。
有时阿莉尔竟然不知道自己曾经见过这位医生。
有一次出了一件怪事,一个笑话:
想起自己不曾记住的事。
阿莉尔听见自己在说:“并不象平时那么糟糕。”
“你怎么知道的?”医生问道。
“我好象此刻本来会跑到门厅去的,”阿莉尔答道。
“嗯,”医生道:“你差一点跳到窗户外边去了。你刚才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向窗口冲去。我拦都拦不住你。”
阿莉尔不记得自己这么干过,但她并不争辩。
人们不止一次地讲她做了什么事,而她实际上没有做过。
因此,她就象平时一样,随便别人怎么说,不作辩解。
“其实我并不担心,”医生解释道。
“你是不可能从窗口摔出去的。窗户用的是不碎玻璃,这你知道。”
威尔伯医生现在严肃起来。“你好象有了一次小发作,”医生说道。
“不是癫痫的小发作,而是心理的小发作。”
心理的?医生说阿莉尔有神经质。
这不新鲜。
新鲜的是医生好象不怪罪她。
在过去发生此类事情时,她总是怪罪自己的。
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些事。
但她能肯定别人只要知道以后便会怪罪她这种不可宽恕的行为。
威尔伯医生不仅不怪罪她,而且也不象她那样把她的病情看作不治之症。
医生为她眼前的未来提供了三种选择:
再教初级中学一年,或回学院去,或到毕晓普·克拉克森纪念医院做强化治疗。
威尔伯医生和一位同事负责该院的精神病科。
阿莉尔选择医院。但当她告诉父母时,他们很烦恼,甚至觉得恐惧。
对他们来说,女儿住院就意味着:
她是个疯子。
“在跟精神错乱毫无关系,”阿莉尔企图解释。
“威尔伯医生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
“那就一定跟魔鬼有关系喽,”她父亲的语气有些不祥。
“克拉克森,帕克森,”她母亲说道。
尽管医院可与地狱相比拟,威拉德·多塞特还是同意与威尔伯医生好好地谈一谈。
地点选择在克拉克森医院,而不在她诊所。
在医院外边,海蒂和阿莉尔坐在汽车里---母亲在咬指甲,女儿咬着牙。
在医院里面,威尔伯医生在设法纠正阿莉尔的父亲威拉德·多塞特的错误想法,比如把他女儿上锁管束呀,进行灰白质切断手术呀,与其他重病号接触会恶化呀,还有什么:好转则回家,复发就回医院呀,等等。
他还把住医院想象为循环无情的进院、出院和出院、进院。
她父亲最害怕的是给他女儿服麻醉剂。
“不,”威尔伯医生向他作出保证,
“我们不会这样做。”这一点也解释清楚了。
到了最后,威拉德·多塞特尽管对于他女儿的精神病学疗程仍然感到不自在,终于还是同意她住院了。
依威尔伯医生看来,克拉克森医院的治疗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
医生觉得阿莉尔首先需要的是心理分析。
“你就是那种应作心理分析的人,”她告诉阿莉尔。
“我想亲自来为你做,但我还不是一个心理分析家。我将离开奥马哈去学心理分析。我建议你在离开克拉克森医院后到芝加哥去做分析。”
这种展望使阿莉尔入迷。
芝加哥,不仅意味着自己更加接近真正的自我,而且意味着离开家庭。
但是,对威拉德和海蒂来说,心理分析却成了问题。
他们已同意做精神病治疗,甚至安排了女儿的住院,但心理分析又是另一回事。
阿莉尔的父母深怕心理分析家供病人依靠的长沙发椅,会同他俩心灵深处的宗教信仰相悖。
阿莉尔的父亲所持有的宗教信念是他出生的家庭自幼就给予他的。
阿莉尔的母亲,原先是卫理公会教徒,结婚数年后虔信了威拉德的教条。
这个教条是:每个人都有权在上帝和魔鬼之间,在上帝和预言书的魔鬼之间,在上帝和圣经中的巨蛇之间作出抉择。
上帝对那些选择他的人负有全部责任,能把他们带到天堂。
反之,选择魔鬼的人将走另一条道。
威拉德·多塞特怕把女儿托付给魔鬼,并由此把自己也搭上。
所以,当阿莉尔要求他放她去芝加哥做心理分析时竟然无法置答。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对阿莉尔说,
“我得跟韦伯牧师商量一下。”
牧师本是一个果断的人,如今碰到了威拉德·多塞特提出的难题:
精神分析究竟是否有利。
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牧师深知多塞特是个有本事的建筑承包商,便聘他来建造他们这个宗教派别的教堂。
多塞特的工作地点正是一所尚未完工的教堂。
他们两人在这个工地上商量,而牧师的态度一点都不明朗:
“我不知道啊,多塞特兄弟,我真是不知道,”他重复了好几次。
沉默了半晌以后,还是多塞特自己评说起来:
“如果芝加哥心理分析家与我们同一信仰,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我怕一个与我们信仰不同的大夫会用麻醉剂、催眠术和其他我坚决反对的技术方法去作践她。”
牧师在铺好的教堂地面上踱来踱去。
他沉思良久,仍是茫然不知所措。
当他终于开腔时,只有这样几句话:
“你只能自己作主了,多塞特兄弟。我衷心地想帮助你,但坦白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轮到多塞特来回踱步了。
他担心地说:“如果祷告和赞美上帝不是治疗的内容之一,他们要把我领到这条道儿上来可不容易。”
“是啊,”牧师附和道,
“就象在密苏里州把一头骡子牵进新谷仓,你得先蒙住它的眼睛。”
他停了很久才补充道:
谷</span> “我主张思想自由、意识和信仰自由。多塞特兄弟,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有说服力的,甚至使人不可抗拒。但我所使用的唯一方式是同人们谈话。我一辈子从来不强迫人。心理分析会不会强迫人,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并不反对阿莉尔去芝加哥。这个决定不该由我来做。主意,得由你和她来拿。”
威拉德·多塞特把他同牧师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阿莉尔。
他苦于找不到出路,便叫她自己来拿主意。“我仍是要去芝加哥。”这是阿莉尔坚定的回答。
下一个安息日,阿莉尔在教堂同牧师有一次简短的谈话。
她凝视他的黑衣和他锐敏的褐色眼睛。
在暗淡的光线中看去,真是很有意思。
这是一幅恐惧的图象,暴露得一览无遗。
牧师感到她的凝视。他柔声说:
“你父亲和我只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问题的。我们承认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如果你确实要这么做,我们不应反对。”
阿莉尔的决定一直未变。
她在等候克拉克森医院的住院通知和芝加哥方面的回话。
她把不久即将发生的事,看作是朝那“可怕的事物”所发动的一次强化冲击。
在她父母和她自己多年踌躇和拖延以后,终于采取了首次行动,的确使人慰安。
在年纪还轻时无法显示的坚毅果断,现在终于能充分发挥出来了。
突然,一切都变了。
原因是她在患咽炎的同时又患了肺炎。
其实,肺炎不是原因,而是一种手段。
她感到剧烈的头痛和咽痛。
她想起床给威尔伯医生挂电话,取消10月6日预约门诊,但头晕和衰弱得实在不行。
阿莉尔请她母亲打电话给威尔伯医生。
阿莉尔听见海蒂·多塞特把医生的号码告诉接线员,跟大夫的秘书说了几句,便同医生本人通了话。
“是的,我是多塞特夫人,阿莉尔的母亲,”海蒂一口气不停地说下去。
“阿莉尔病了。10月6日不能见你了。是啊,好象每个人都嗓子痛,但她还得了肺炎。反正是她叫我打电话找你的。谢谢。”
咔嗒一声,她母亲挂断了电话。
“大夫怎么说?”阿莉尔问道:“她说什么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她母亲回答。
“没有提到下一次预约时间?没有提到住院?”
“一句也没有。”
火车已经到达特伦顿,但阿莉尔的白日梦仍在继续。
她母亲话语的回声还不能停歇。她在奥马哈所说的话似乎是现在说的。
她粗声粗气的嗓音,清晰得犹如她坐在阿莉尔邻座一般。
火车向纽约行进。
她的回忆,按照她的假设,是依着其自身的逻辑,一个个自动地显现出来。
发动这一切的是那位医生,她如今去寻找的那位医生。
阿莉尔听见母亲说威尔伯医生一句也未提到以后的预约门诊后,很快就排斥了失望的情绪,认为医生一定以为自己在康复后会打电话联系的。
但当她完全恢复健康后打电话时,对方却告诉她威尔伯医生已经离开奥马哈市,不再回来了。
阿莉尔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是很自然的。
经过家中多次苦斗,经历了说服父母同意她治疗和住院的极度痛苦,如今,这一条康复之途却转眼间烟消云散了。
她觉得,象自己这样感情脆弱的人,哪怕最最勇敢,也不能经受这一次打击。
她离开电话桌,软弱地坐在床上。
她想她母亲又该大加嘲笑,她父亲又会默默地表示不满了。
她想到威尔伯医生,想到她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呢?
她把医生得罪了吗?
医生会不会以为她不是真病,便停止了治疗?
这些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
现在又是什么?
一封来自芝加哥的信。
信中声明心理分析家的时间已约出了两年,所以眼下不接受新病人。
这一来,心理分析完了。
失去威尔伯医生,克拉克森医院和继续治疗也完了。
于是,在她宁静的卧室中,阿莉尔面对这样的事实:
无论如何,她不得不单独一个人干了。
她甚至说服自己:
由于威尔伯医生离去,由于芝加哥之行一笔勾销,她反倒更加可以随心所欲。而她心中最主要的愿望是回学校去。
她身体怎么样?
她心中无数,但威尔伯医生的治疗可以作为复学的手段。
不管怎样,她已经见过精神病大夫了。
她给厄普代克小姐去信,表示希望返校。
厄普代克小姐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来促成此事。
在这同时,阿莉尔继续在初中执教,而且绘画。
她所画的“城街”和一幅铅笔画在奥马哈一家画廊中展出。
但那不可名状的可怖之事仍然纠缠着她。
有一天,她感到未被它所纠缠,便在当天的日记中委婉地写了一句
“今天一切都好。”1月,阿莉尔回到学校。
在第一个星期,厄普代克小姐惊奇地知道了实情。
当阿莉尔告诉她整个课程可以听下来而没有内心的紊乱时,厄普代克小姐好象十分高兴。
阿莉尔在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最近很好。”
在1月8日,阿莉尔提到那不可名状之事时在日记中写道:
“我如此自豪,如此欣慰---我居然能象昨天那样同厄普代克小姐谈到这件事,且维持在这水平上。一直没有”倾向性“。我盼望了多久呀。上帝一定听到了我的恳求。”
可是,这不可名状之事,这种“倾向性”,并没有停歇。
她的日记是那“倾向性”存在与否的确切标志,因为当阿莉尔还能把持整个处境时,她总是记上一笔的。
但即使在她自认为“最近很好”的时期,日记中仍然有些天是没有记载的。
事实上,在1月9日,即在她十分乐观地夸耀后的次日,就没有记载。
一般来说,是好几天,坏几天。
对阿莉尔来说,好日子仍是不少,使她完成了近三年的学院课程,胜利地进入了四年级第二学期。
但在在上学期结束前不久,阿莉尔接到父亲的电话,要她去她父母现在居住的堪萨斯市。
她母亲患脾脏癌,已离死亡不远。
她坚持非要阿莉尔前去护理不可。
“如果这是你母亲所要求的,她就应该得到它。”哈珀·多塞特告诉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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