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藏”也是一种社交规则

　　老子主张：不敢为天下先，因为正是“先”，才有其“后”，否则，何以有“先”？以此类推，老庄的“隐”，也正是为了“显”。譬如诸葛亮的隐居卧龙冈，正是以隐为显，否则，又何以要在隆中决策？故后世的一些谋略家以隐为显，皆出于其一辙。
伏藏的智谋有几种：委婉和顺但不因循，称作委蛇；隐藏起来不显露，称作谬数；欺骗敌人，使自己不受损失，称作权奇。若不婉顺，那么事情就受阻；若不隐藏，就有危险出现；若不欺骗，就可能被敌人消灭。
过分善良的人往往不懂得这一点，以为天下人都同自己一样善良，结果，以善良待人，反被邪恶伤害，成了邪恶的牺牲品。即使不以打击对方为目的，为了不遭对方打击，也不应天真善良地将自己暴露无遗，毫无还手余地。
善良诚可贵，善于在险恶世道中保存这份善良，则更为可贵。
一位企业老总在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时说：“五年打基础，五年打天下，用它十年或二十年，终有一天，在哪里积累就在哪里成功。”这里的积累，可以说就是一种伏藏。
伏藏的内容又可分为两层：一是藏拙。这是一般意义上的伏藏，也是最常用的。藏住自己的弱点，不给对方乘虚而入的机会，露出自己的长处，给对方以有力的威慑。而另一种，也是更为高明的，即“藏巧”。一个人过于显露出自己高于一般人的才智，往往会使自己不利，甚至招来外力的攻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少。因为这样可能会使对手容易摸清你的虚实，提前准备好防范措施和对策，或者激起某些人的妒忌等不便说明的心理。
明朝的严嵩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放下其历史功过不说，就其个人发迹过程而言，却不能不让人佩服其伏藏的功夫。
嘉靖中期，夏言为朝廷的重臣，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深为皇帝所器重。
当时严嵩在翰林院任低级职务，与当时担任北部尚书的夏言是江西同乡。严嵩打听到夏言是江西同乡，就想利用这层关系设法去接近夏言，但几次前往夏府求见都被轰了出来。
严嵩不死心，准备了酒宴，亲自到夏言府上去邀请夏言。夏言根本没有把这个同乡放在眼里，随便找了个借口不见他。严嵩就在堂前铺上垫子，跪下来一遍一遍地高声朗读自己带来的请柬。
夏言在屋里终于被感动了，以为严嵩真是对自己恭敬到这种境地，开门将严嵩扶起，慨然赴宴。宴席上，严嵩特别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使出浑身解数取悦夏言，给夏言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从此夏言很器重严嵩，一再提拔他，使他官至礼部左侍郎，获得了可以直接为皇帝办事的机会。几年后，已任内阁首辅的夏言又推荐严嵩接任了礼部尚书，位达六卿之列。夏言甚至还向皇帝推荐他接替自己的首辅位置。
严嵩是极有心计的人，不露一点锋芒，耐心地等待时机，对夏言仍是俯首帖耳，只是暗中在寻找、制造机会，以便将夏言一下子打倒。
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有一次他下令制作了五顶香叶冠，分赐几位宠臣。夏言一向反对嘉靖帝的迷信活动，不肯接受。而严嵩却趁皇帝召见时把香叶冠戴上，外边还郑重地罩上轻纱。皇帝对严嵩的忠心大加赞赏，对夏言则很不满。而且夏言撰写的青词也让皇帝不满意，而严嵩却恰恰写得一手好青词。严嵩也利用这个机会，在写青词方面大加研究，同时还迎合皇上的心意，给他引荐了好几个得道的“高人”。皇帝越来越满意严嵩而疏远夏言。
又有一次，夏言随皇帝出巡，没有按时值班，惹得皇帝大怒。皇帝曾命令到西苑值班的大臣都必须乘马车，而夏言却乘坐小车。
几件事情都引得皇帝不高兴，因此，皇帝对夏言越来越不满。严嵩眼看时机已到，马上一改他往日的谦卑，勾结皇帝所宠幸的道士陶仲文，一起在皇帝面前添油加醋地说了夏言许多坏话。
一天，当严嵩单独去见世宗时，世宗与他谈及夏言，并对他们之间的不和略有询问。世宗的话，似乎勾起了严嵩的什么难言之隐，只见严嵩全身颤抖，匍匐在地，痛哭不已。
世宗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竟然哭得如此伤心，猜想他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冤屈，怜念之情骤生，连连催问。看见世宗怜悯，严嵩反而变得号啕大哭起来了。
世宗在一边既动情又义愤地安慰他：“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有朕为你做主，有话尽管说，不要害怕。”这下严嵩才装出深受鼓励后已无顾虑一般，将平时所搜集到的所谓夏言的种种罪状添枝加叶、无中生有地一一哭诉出来。世宗闻听，便对夏言由不满变得恼怒起来，马上下令罢免了其一切官职，令严嵩取而代之。
严嵩的伏藏虽是反例，却足可以警示后人伏藏的重要性。我们伏藏的目的不是为了害人，却可以自保。如果建功立业的时机不够成熟，善藏机锋可谓是上上之策。
与“锋芒毕露”相对，我们提倡“韬光养晦”的处世哲学，你有锋芒，不一定非得一下子显露出来，反正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收敛锋芒，可以为你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留下较大的回旋余地，这也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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