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十一 今昔相比两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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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什么安排?
吃过早饭,我帮他洗刷了碗筷,对马叔说。
村里的你已经见过了,咱们今天到城里看看吧,天气也好,看看我们县城的风貌。
好吧,我说。
我们便开着车上了马路,三十里的路,半个小时就到了。令人惊奇的是,整个街道上我们转来转去,车都停的满满的。一直到南大街的街头,才有几个空车位,我们把车停好,锁上门,便来到了街上。
我们是从南边来的,南大街好像是最繁华的一条街,也是最长的一条街。街道两旁,店铺林立,风格各异的牌匾,挂在店铺的上面,造型别致,名字新颖。街道非常整洁,几步远就立着一个垃圾桶,全是那种小型的桶。环卫工人们身穿环卫服,手里提着扫帚和垃圾袋,不停地巡视着,只要有一片纸张,一点垃圾,很快就会收拾干净。一辆垃圾车播放着环卫工人之歌,缓缓地驶过来。店铺两边的工作人员很快便自觉地提着垃圾袋垃圾桶,走到垃圾车跟前,倒进里边。歌声停下后,便开始播放环卫公司的规定:垃圾车定时回收垃圾,要求人们不要把厨余垃圾和自己屋子里边的垃圾,倒进垃圾桶里,而要等车过来以后,倒进车里直接收走。街面上不再放大型垃圾桶,希望经营户们要爱护环境,积极配合。
这还真有点都市风格,我看着马叔叔说。
确实是,他说,以前就是那种大垃圾桶,敞开口子,谁家也想倒垃圾,但谁家也不愿意把垃圾桶放在自己家门口。常常因为这个跟环卫公司的人顶牛。现在好了,这些小垃圾桶,都是一般垃圾,没有那种散发着臭味的厨余垃圾。人们反而自觉自愿地向环卫部门要垃圾桶。当然了,这也有两面性。
有什么坏处吗?
我问他。
流浪汉和流浪狗,这下就断了他们的粮食了。他说,现在的流浪狗和流浪汉,要比过去的县委书记的生活条件还好,这下他们可享受不上这么高水平的生活条件了。就从垃圾上也能看出社会的巨大变化,完全是今非昔比。
这怎么说呢?
我惊异地望着他。
过去任何一家的垃圾堆里,包括饭店里食堂里,都不可能有剩饭剩菜倒出来的。就算是有,也绝没有过油肉肉炒面,大鱼大肉这样的东西。面条都是两搅面,有一半粗粮。而现在你到那个车上看看,最差的盘子也是炒豆腐,炒莜面。县委书记家,也不可能经常吃到的。普通老百姓连想也不敢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有这么多好吃的,还想倒掉?那是要犯天条的,叫暴殄天物。我们古代的人创造了这么一个最厉害的名词,就是要反对浪费的。但现在,浪费最大的就是饭店,流浪汉和流浪狗天天吃的都是食堂里的东西。
我们正说着,见前面真的有一个流浪汉,在垃圾桶里翻找着吃的。但他确实很失望,这些小垃圾桶里确实没有什么可吃的。
现在社会福利这么好,怎么还有流浪汉?他是外地的吗?
我困惑地问。
不,大叔说,他就是我们本地人,还有三间平房,老婆好像离婚了,但他是有孩子的。
那怎么没人管呢?孩子不管,政府部门也没人管呀?
我说。
他不让管呀,你给他把西装穿上,让他住在宫殿里,天天吃着大餐,他还会逃跑的,还是要捡垃圾吃。这是他的生活方式,他这样就非常快乐,我们不是讲什么幸福指数吗?显然他认为他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
他是不是开玩笑说。
我不相信,您在开玩笑。
真的,他说,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完善,无儿无女的五保护,政府全部兜底,生老病死全部管。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我们一般人都高,根本用不着捡什么垃圾吃的。只是这个人是脑子受了刺激了,跟几个兄弟姊妹分财产的时候,受到了不公正地对待,一时想不开就这样了。他用这种方式活着,也许才能找到心理平衡。要理解这一点,媒体上不是报道有一个著名的流浪大师吗?你作为记者肯定知道。他还是国家公务员,读的书很多,脑子也不糊涂,而且还有工资。但他就愿意选择这么一种生活方式,还成了网红。这恰恰是我们社会进步的标志: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不缺德不违法,怎么做都是对的,快乐就好。想必这个人是快乐的。你到垃圾桶里看看,垃圾桶里扔了的那些衣服,随便一件都要比他穿的衣服好得多。他完全可以捡起来穿到身上去。但他偏偏就要穿着破衣烂衫。渴了也不会喝人们给送的矿泉水,却在水洦洦里用手掬着喝雨水。他不愿意跟我们这些俗人一样过世俗的生活,也许他还是一个高人呢。
我被他的幽默逗笑了,跟这样一个老人在一起,一点都不觉得有代沟感。我想一想,他真说得有道理,那个网红流浪大师,完全可以验证他的判断。
我们边逛着边谈论着,他的思维,他的知识,他对人生社会的分析,令我非常惊诧。感觉他绝对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而他的思想是建立在读了无数书的基础之上,特别是那些人文类的书籍,要不然他就不会有这么深的见解了。
我是个车盲。他说,一个小小的县城,居然有十二家车行,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人人都有车,有车有楼房,是现在年轻人结婚的标配,少一样都不行。房价车价都是年轻人给拉起来的,你看看街上有多少车?我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名字。在我看来,所有的车都是一个样子。你们叫小轿车,而我们以前叫圪蟆车。
什么叫圪蟆车?
我困惑地问。
这是一种形象的叫法。你看这小轿车,一个一个都像癞蛤蟆,我们把蛤蟆叫圪蟆,小轿车当然就叫圪蟆车了。
你们可真会想像,我笑着说,我和他挨着看了一遍,一直走到鼓楼跟前。我对他说,车很杂,什么牌子的都有,日系车和国产车多,还有少数几辆是宝马和奔驰,你们这贫困县的人真有钱。
我感慨地说
这个叫藏富于民。一旦新的国家制度建立,首先要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而不是横征暴敛,强征强购。我们几千年的光荣传统,现在又重新做到了。过去林彪说国富民穷。他还真说得对:国家造原子弹,造人造卫星,支援第三世界人民,三年困难时期还大量出口粮食,甚至还购买黄金,说明国家并不穷,是老百姓特别是我们农民穷。可现在,连狗也许要比过去农民的日子过得好。
你这怎么说呢?我惊讶地望着他。
这可不是我胡说,这是真的。我表妹家的宠物狗,它居然能分清五毛钱的火腿肠和一块钱的火腿肠的区别:如果是一块钱的火腿肠,它就吃;如果是五毛钱的话绝对不吃。而我们小时候,别说小时候了,就在我年轻的时候,连火腿肠是什么都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见过。你说现在的狗,不比我们当时的日子过得好吗?当然,我这话可能会惹出麻烦的。咱们不要跟狗比,就跟人比吧。《水浒传》中的武大郎,那可是那个时代的弱势群体。但他每天吃着吹饼,回到家还炒盘子,还有漂亮的媳妇,住着楼房。尽管房子是租来的,但他的日子绝不比我们现在的人过得差。而要跟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民相比,人家简直生活在天堂上,恐怕县委书记也没有他的生活好。
我抬起头想了想,他真的说得很对,的确是这样。
你真是能注重细节,我感慨地说,还有哪些地方能看出我们现在比过去变化大吗?
那太多了,比如,过去人们办婚丧大事赴宴,不愿意跟小孩子坐在一起。因为他们不懂得礼仪,只要盘子一端上来,很快就一抢而空,大人根本抢不过他们。可现在,小孩子们都懒得去赴宴,根本不愿意吃这些大餐,宁可在家里吃自己的。即使赴宴跟大人坐在一起,也吃上几口就走了,没有谁会抢着吃的。过年也没有过年的味道,原因就是我们天天都在过大年。因为过年就是为了吃顿好吃的,吃一顿饺子。现在饺子还稀奇吗?花上几块钱就可以在超市买上一斤饺子,煮一下就能吃。没有强烈的愿望,任何东西都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这恰恰能证明我们现在不差钱了:不差食品,不差衣服。现在很多人过年,自己根本就不做了,在饭店吃饭。那更有钱更讲究的,旅游过年,到外地甚至到外国去过年。我们这里现在也能办签证了,有很多人出国。当然经济条件还不是那么太好,很多人出国是去看望孩子的,因为孩子在外国留学。
他感慨地说。
我想了想,还真是这样。
我们来到鼓楼跟前。鼓楼像一座塔一样伫立在四条街道的中心,总共有四层。外墙呈枣红色,基础是古砖垒起来的有四五米高。第一层是一个方形平台,四个立面正对着四条大街。第二层以上是木质结构,雕梁画栋,飞梁斗拱,造型奇特,色彩鲜艳。四个角的龙脊上面挂着四个风铃,微风吹来,叮当作响,好像给喧闹的街道伴奏着音乐。四条涵洞贯穿期间,直通东西南北四条街道。洞门口立着几个宣传牌子,有消防部门的防火防震宣传,有学校升学情况的通报,还有环卫公司的垃圾分类宣传。
我们正说着,只见鼓楼北面,离我们不远处,是一处公交停车点。有一位老人正拄着双拐,艰难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好像在等着车。他的一条腿断了,只有半截大腿。在等车的间隙,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来,仔细地翻看着。我见马大叔的目光,也落在他身上。他指了指那人小声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怎么知道?我知道他故弄玄虚,只好反问他。
他可是我们县大名鼎鼎的军长。他笑笑说。
你别逗了,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这是个军长,打死我也不相信。就这样一个人,他连个村长也不像,还说是什么军长!
我坚决不相信。
不跟你开玩笑。他说,他的确是个军长,还当过七天县委书记,他们那个军叫6792军。我要提醒你一下,这是个年月日。
哦,让我想想。我突然想了起来,差不多叫了起来,你是说,文化革命,造反派,这个派成立于1967年9月2日,我说得对吧?他就是这个军的创立者,当然就是军长了。
你可真聪明,让你当记者真是作对了。他是当时血气方刚的青年,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学生会主席。想一想他当时的号召力有多强。他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很快就发展成好几千人。不到十天,他的组织就造了县委和政府的反,夺了县委书记的权,把县委书记也软禁起来,他自己当上了县委书记。不过,好景不长,另外成立的一派叫115师。这你想必也知道,他是林彪的军队,很快把他们赶跑,师长当了县委书记。后来又有个三八派,三八派是保皇派,有政府支持,把两个造反派赶出了县委。三八派的头头掌了权,保护县委领导。如果就这样下去,大家还能相安无事。但两个造反军团极不相容,互相残杀开了。他们就在这个鼓楼上边,每家装了一个高音喇叭,站在上边散发传单,展开辩论。后来发展成推搡武斗,这位军长就是被人从鼓楼上搊下去的,摔断了一条腿。他们兄弟相残,给了保皇派极大的机会。三八派趁机派民兵把两个造反派赶出了县城。只要抓住就把他们关在群众专政指挥部,严刑拷打。因为三八派掌管着全县的民兵武装,民兵们都是有武器的。造反派的总部在师范,三八派就带领民兵攻打造反派总部。我的一个表姐夫当时也是民兵,他们半夜里攻打进去。一般的人都放了,每人拿一个大手电,只抓当官的。但当官的有人掩护着早跳墙逃跑了。所以,也没有抓住什么人。但大家都收获了不少战利品,我的表姐夫是一个牡丹牌收音机。那是当时的奢侈品,质量非常好,他用了几十年,一直听到两千年才坏的。
从那以后,我们县城就是三八派一家独大。造反派就像过街老鼠。半夜偷着回来看一下家人,也得赶快逃走,不然就会有居民举报,三八派就会把他们抓起来关进群专指挥部。所以,别看文革时社会非常混乱,到处都在打人杀人,我们县城却非常平静,连一场真正的武斗都没有。就是因为这位军长的一条腿,换来了三八派名正言顺地镇压,其他两派,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民实在应该感谢他,应该给他记一大功的。如果没有他的牺牲,不知道会送掉多少人的性命:宁做和平犬,不做离乱人。就像伊拉克,伊拉克人民我想是非常怀念萨达姆的。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事!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场浩劫,但我从各种渠道也了解了它的惨烈性,但没有想到在这个小县城,居然会风平浪静。
所以,他接着说,伟大领袖看到文化革命太乱了,他就动用军队,让军队来支左啊。但大家都是革命者,都是造反派,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完全就是难为军人的。军人也没法分别,他们只能支持一派,打压另一派。但到了我们县,723布告公布以后。我记得有一个翁团长,他带他的部队军管,到我们县没事干。因为不管什么派,我们县只有一个派,叫三八派,而三大派又是保皇派,原来的所谓走资派一个也不少。他只好自任县委书记,支持唯一的三八造反派,非常轻松地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就完成了他的使命。
我听着他讲过去的事情,真是一惊一乍的。在那个惨烈的动乱时期,这里居然是一个世外桃源。难怪人们活得这样安逸宁静,文革在他们这里还没有真正地发展起来,就已经自己结束了。而结束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军长被人从鼓楼上推下来了,就这么简单。
也该给你们的鼓楼记在功劳簿上,我笑着说。
的确是这样,他说,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墙,他掉下来,也断不了腿;断不了腿就给三八派找不到借口。借口镇压115师的时候,也顺便把他的6792军也给收拾了,真是一举两得。虽然以后也有一两次的反复,两个造反派联合起来,在市总部的支持下,也有一两次把失去的权力重新夺了回来。但始终没有得势,权力始终在保皇派的执掌之下,整个社会比较安稳,没有发生过大的动乱。当然也死过人,不过不是武斗打死的,大多是自杀的。特别是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这实在是我们全县人民的运气。我们这里风水好,什么风吹过来,包括那所谓的文革,在我们这儿根本就掀不起什么风浪的。
他半是自嘲,半是自豪地说。
我们俩再看看,只见公交车开到跟前停下来,那位文革功臣,艰难地站起来,拄着双拐,慢慢地上了车,用一张卡刷了一下,坐在最前面的座位上。等人们都坐好了,新能源电动车无声无息地开走了。
他刷的是老人卡,马叔说,坐公交车是免费的。他当年造反的时候,连公交车长什么样他都没见过。可现在他坐的是免费公交车,还是新能源车,还用着智能手机,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想的。
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不管是工人军人,还是红卫兵造反派,都应该好好反思反思,到底哪个时代更优越更美好?要自己动动脑筋。
我思索着说。
的确是这样,马叔也附和着说。
我们继续沿着北街往前走。来到当地最大的超市跟前。超市门口人流密集,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旁边有一条小巷,一直通到外面的国道。巷口立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长寿巷”三个字。
他指着那三个字说,这个名字是这几年才起的。其实原来根本不叫“长寿巷”,而是叫“卖柴巷”。我们当年几个年轻人,半夜里砍来的柴就是在这里卖的。当天晚上就被拉到台子上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一回,还被扣了一天的工分。这是当年唯一允许做买卖的地方,唯一允许资本主义存在的地方。其他的你就是卖一颗鸡蛋也不行。但是,只允许买卖柴火,其他的买卖一律不准干。只要发现,一律没收东西,人也要被抓起来。这个巷子本来没有名字的,久而久之,大家就叫它卖柴巷了。
为什么?难道这里是特区吗?也在实行一国两制?
我疑惑地问。
不错,的确是这样。他说,在我们刚起步的时候,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心在农村,农民就是主体;而我们进了城以后,中心在城市,市民和工人就成了主体,农民就被边缘化了。一切都围绕着市民和工人来运转:市民叫供应户,粮食完全可以保障,粗粮细粮都有;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工人简直就是特权阶级的化身。因为工人和市民都要生活做饭,他们的粮食和钞票都有保证,跟农民没有关系。因为他们的粮食是从国库里领的,不是从农民的田地里购买的。他们对农民唯一需要的就是生活做饭的柴火。因此,就允许农民在这里卖柴火,把他们的生食做成熟食。所以,一切主义,并不是绝对的,而是需要什么主义,我们就利用什么主义。尽管可以不赞成,但不一定不使用和利用!我们就可以从这条小巷的变化中,完全可以理解邓小平白猫黑猫论的重要性了。在那个时代已经在使用了,只不过是只做不提罢了:对人家的统治有利的,错的也是对的;对人家的统治无利的,对的也是错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无关乎主义,更无关乎路线。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城乡对立,工农对立——已经早已超过了差别的层面而是已经到了对立的层面了。
他意味深长地说。
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深有纪念意义的名字要改成长寿巷了?
我非常地困惑。
这也是领导意志啊。本来政府要明确这些道路巷口的称呼,做一些规范是好事。但名字是约定俗成的,不能随便改的。据说这个巷儿里边有个长寿老人,活了一百多岁。领导一拍脑袋,就把它改成了长寿巷,好像这个巷子里的人全能活到一百岁似的。我们家亲戚,包括我认识的人,小时候大人给小孩子起名非常随意。尽管他们上学后也起了一些正规的名字,但直到七老八十了,谁也不知道他们正式的名字叫什么,只清楚他们小时候的名字。比如女孩叫嬬子,男孩叫流子。这是两种表示性别的称呼。根据他们的排行,比如老二是嬬子,就叫二嬬,老三是男孩,就叫三流。我认识的好多人中,都七老八十了,人们见了他们还是叫小孩的名字:二流,三流。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因为跟他们的孙子甚至是曾孙子和玄孙子的名字是完全一样的。
他笑着说。
完全就是长官意志,我也跟着说,这大概也是你们这样一个小城市的特色吧,领导就是一切,一把手的话就是圣旨。
你说得很对。
我们继续往前走。只见在新华书店门口,一个垃圾桶旁,一位老太太正提着一大包衣服,一件一件地往垃圾桶里面塞着。我和马叔走到跟前,那些衣服还非常新,有内衣毛衣和外套。
怎么这么好的衣服就扔了?
马叔问。
唉,老人叹了一口气说,不知道现在的人是烧的不行,还是这衣服就是坏不了。反正每年到新年,大家都要换新衣服,旧衣服就不穿了。箱子里扔得满满的都是。我们也不想换衣服,但子女们说是要孝敬我们,也给我们买新衣服。不穿觉得不尊重人家,穿了,这些旧的全浪费了,只能往垃圾堆里扔了。心里也觉得可惜,可实在是没办法。现在的人,有了几个钱就烧的,不知道姓甚叫甚了。
老人边塞边抱怨地说。
马叔和我对视了一眼,笑着说,您老人家不要往这里边扔了,我给您找一个扔的地方。出了北大街,有个小广场,广场旁边放着几个衣柜,叫一家衣善,专门回收旧衣服和旧鞋帽的。你把这些旧衣服塞进去,扫一下码还有积分。积分是可以换奖品的,还能帮助有需要的人,你扔在垃圾桶里还污染环境的。
老人惊异地望着我们,不相信地说,还有这样的地方,还有人要旧衣服?
真的有的,他说,我们正巧路过,就带你去吧。
老人又把塞进去的几件衣服掏出来,又放进袋子里。我顺便往垃圾桶里瞅了瞅,里面居然有一堆馍馍,甚至还有半袋白面,也许是放久了,变质了吧,我心里想。
我帮她拎着,我们三个人朝北门口走去。
我们找到了他说的那个回收旧物品的铁箱子。我们按照要求,帮老人把衣服分门别类地放到箱子里去。只是她不带手机,也无法扫码。反正也是扔的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奖品回报,不污染环境,有人把她带走帮助别人,这也是值得的。
小广场旁边有一家信用社,马叔说他要办社保一卡通。我们走进去,见大厅里人挤得满满的,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有人跟工作人员吵着要号码,工作人员说早就发完了。人们说昨天他们就排队,今天也领不到,双方争吵不休。
马叔看了一下,赶紧退了出来,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工作人员,又是专业人士,又有高学历,这种办事效率,我实在不敢恭维。我都来了好几趟了,每次来都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等了,等他们所有的人都办完了我再办吧。
这不是人太多吗?我听他好像也不满,但觉得没有什么理由,没有必要抱怨人家。
你有所不知,他说,我们和他们的矛盾,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完全是自己制造矛盾,给我们设置障碍,也给他们自己制造麻烦的。
您这是怎么说呢?我费解地问。
这很简单呀,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每天只能办30个人,也就只能发30个号,发多了他们办不了。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要强迫他们办,我们要的就是那个号。我们有了号,号排到什么,我们就什么时候来,领了号我们就走了,根本不会找他们的麻烦。我领的是最后一个号,我难道能第一个来强迫他们办理吗?只要换一种方法,来一个人就给发一个号,领了号的人,只要轮不到他今天办理,他马上就会走人,多话都不会跟你说的,更不会跟你争吵了。你把每天要办的那个号,随便打印一个条,贴在柜台上。有号的人来看一下,知道我今天办不了。一天按30个算,我的这个号可能排到哪一天。我到那一天来,马上就办了。就没有必要挤下这么一大堆人,而且连别的业务也不好办了。全是办理一卡通的,就这么一点道理,他们都不明白,我真替他们感到惭愧。
原来是这样,我的这位大叔,我真的对他该刮目相看了,他一下就看出了问题的症结,马上能想到解决的办法。
那你跟他们说一下不就好了吗?我提醒他说。
我?他笑着说,你说我说的人家能听吗?能按我的办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机关作风。事事都要听领导的,领导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领导让我到河里洗煤球,我也要去洗,反正污染了河源河水,也是领导让我干的,对和错跟我没有关系。永远不会想到我要创造性地去工作,自己动脑筋,自己想办法。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我不想去找麻烦的。尽管这事跟我也有关系,我也是等号的那一个人,但我还得耐心等。我既不会跟那些脾气暴躁的人一样去吵,也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诸葛亮去告诉他们该怎么办: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吧。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我觉得是一篇最好的文章,这是他老人家里边的话。我就是那个自由主义者,当然也是我们的毛主席反对的那个人。
我微笑着看着他。这是一个有经历的人,经过世事变故才有的深刻的生活体验。学会自己哄自己,更要学会自保,自己保护自己,这是生活教给我们的人生准则。
广场旁边,紧邻街面的一侧,有几家猪肉摊子。我和马叔走到跟前,问问猪肉的价格,一斤12块5,并不比北京的肉价低。
离开肉摊,我们沿着国道,在人行道上继续往北走,国道两边其实还是街面,依然店铺林立,人声鼎沸。
你知道吗?马叔说,刚才你问肉价的那个人,那可是个名人的后代,世家子弟。
你就跟我开玩笑吧,我笑着说,一个断腿军长,现在有一个屠户,世家子弟,你不会说他是从紫禁城里出来的哪位王爷的后代吧?
差不多,他说,要论实力,当然不是王公贵族可以比的,但要论名气,他的父亲要比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名气还大。当然那时候叫革命委员会主任,人们不知道主任叫什么,但绝对知道“一刀准”。
什么叫一刀准?我疑惑地问。
就是一刀切下去,你要几斤是几斤,要几两是几两,一点都不会差的。他卖肉从来不用秤,肉案上放着秤,你可以随便称,半两都不会差的,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
哦,我明白了,你竟然吓唬我,这叫杀猪世家。
我没说错吧,他得意地说,所以叫世家子弟。
你也许不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权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服务行业的人。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厉害的特权阶层,每一个行业都只有那么几个人垄断着。全县的每一个人离开他们你绝对办不成任何事情。你只要吃一两肉,都离不开这一刀准。那时候卖肉是带骨头的,骨头的大小多少,全凭他的刀子说话,有关系的人,骨头就少一点;没关系,你就多一点。当大官的连骨头都不会带,只卖纯肉:垄断就会产生特权,只要有特权就有腐败,什么时候也是这样。
他若有所思地说,在什么都要票证的年代,每一个行业都有风云人物,一个个都是大名鼎鼎。
有哪一些行业的?
我还真的不太清楚,因为我是个80后。
有屠户崔,打铁牛,镶牙马,粮票孙,鞔罗李,钉蹄成,劁猪吴,电影胡。当时的影剧院叫大礼堂,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16排座位是最佳位置,是专门给县上的领导留的。如果领导不来看电影,宁可让座位空着,也不让别的观众坐,公开讨好领导,行使特权。一个个都神气活现,不可一世。我的那个侄子,他有个同学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但他从来没有求她买过东西。这让他的同伴们非常讨厌他,说他是死脑筋。如果他们有这样一个同学,想买什么能买不到呢?他们小时候因为买不到扑克牌,只能自己用硬纸板来画。一副扑克牌居然要五毛钱,我们辛辛苦苦干一天活,都买不到一副扑克牌的。就那样还要走后门。那个粮票孙就是我昨天给你讲的那个粮票大王,他姓孙。也许你根本想不到,到了80年代末,所有的票证都作废了,他也下岗了。我在工地上打工干活的时候,著名的粮票大王竟然跟我一块在工地上,拿着一把铁锹搅拌混凝土,跟我们一起拉着绳子行硪,还时不时跟我们一样要受工头的龌龊气。从天堂跌到人间来,终于跟我们这些最底层的农民,在一个起点上,在一个起跑线上,共同赚钱养家生活了。这也许是改革开放其中的一个成果吧:让这些不可一世的人也成了普普通通的打工一族。我想,现在在网上,怀念过去的时代,借怀念红太阳,借钟馗打鬼,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可能就是他们这类人。当然还有那工人阶级,他们很快被我们农民取代了。有一个全新的名词,叫农民工。我们农民总是在什么最不值钱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时候,只要穿一身工作服,即使缺胳膊少腿,脑子也不好使的人,也能把农村里边最漂亮的嬬子娶去,当他们的老婆!工农差别,完全就是天壤之别。现在的农民工,把农民和工人绑在一起,工农差别一下子就不存在了。这大概是那最得意的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而对我们来说,就像回到天堂上一样。
他颇有感触地说。
而我听着,就像听着一个传说,一个遥远的故事,听得我一惊一乍的。好像离我们非常遥远,其实根本就不远,只不过眼前的这个人经历过,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吧?也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变化是多么的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多么的巨大:现在的扑克牌是一块钱一副,按照过去的换算标准,恐怕得几十块钱了,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边谈着边往前走。到了一座桥跟前,站在桥上看,不远处还有一座石拱桥,有五个孔洞,桥面上栽满了柏树和松树,成了一个绿化带,想必是旧桥了。
马叔指着那个桥说,我也不懂,是不是这种桥是我们祖先的发明?这个桥都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以前洪水特别大,桥又特别小。洪水一来常常都要漫过桥面,但只把上边的栏杆冲毁,整座桥毫发未损。那质量真正的是好。现在的桥高了,但洪水非常少,再大的雨,连桥墩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不然的话,那旧桥可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旦挡住洪水的旧桥坍塌了,就可能把新桥冲垮,但现在水土保持得非常好,根本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他可真是个细心人,没有让他当领导真是屈才了。我心里想,这样的问题他都能发现。真的,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可怕的,当然,现在可能就是真的不会出现了。
过了桥是一个小区,都是统一修建的那种6层楼房。他指指那些房子说,你能想像出这个小区过去是干什么的?
我怎么知道?我不是你们本地人,我也没有经过那个时代。
我说。
过去是火柴厂。
他说。
什么?你们这还有火柴厂,我不相信地摇着头。
真的,他说,不仅有火柴厂,工厂太多了,你恐怕很难想到。
都有些什么工厂呢?我说。
化肥厂,毛巾厂,电厂,水泥厂,农机厂,酱醋厂,饼干厂,柄把厂,果脯厂,甚至还有汽配厂。除了军舰,飞机造不出来,我们几乎什么也能造出来,他开着玩笑说,这些厂现在差不多全部变成了住宅小区,只生产人,不生产东西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厂啊?我迷惑得很。
当时国家提倡办五小工业,叫小而全,一个县要不出县城,就差不多全能自给自足,完全就搞成了独立王国。而我们现在要求的恰恰相反,叫大而专,分工越来越细。就连我们农民农村也是,养鸡的绝不养牛,养牛的绝不毓猪。如果一个家里鸡牛羊猪鸭,全都有,根本就赚不到钱的。所以这些工厂的下场和这些工人的结局,完全可以想得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他们现在吃着大餐,用着智能手机,坐着高铁,领着不算多也足够养活自己的退休金,很怀念过去时代的原因:我想这原因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有存在感,价值感,被人重视,受人尊敬。现在就算是衣食无忧,没人看得起他们;回忆他们灿烂的人生,不过就是光着脚,用脚来踩黑酱的原料,让它更加均匀。哪个有勇气说出他们的这些曾经灿烂的人生呀?
他笑着说。
你说什么?你说做酱的时候是用脚踩的,开玩笑吧你?
我不骗你,全是真的。那些所谓的工厂,就是一些小作坊,全是人工做的。不用脚踩,总不能用头顶吧?只是把脚洗净就算了,反正脚洗净以后,要比手干净得多。全县就他们会做酱,不必担心卫生,因为他们自己也要吃的。
算了吧,我说,听着都叫人恶心。
当时还有一首流行非常广的顺口溜,真实地表达了那个时候人们的生存状况,他说。
你说说看,我对他说。
酱不黑,醋不酸,电灯不明,街道不平;火柴没脑脑,毛巾没毛毛,把把尽壕壕;面包赛过耐火砖,化肥还没猪粪好。这是对当时人们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产品质量的准确评价:这都是民间诗人,大概几千年前《诗经》里的作品都是这样产生的吧?让这些小作坊式的工厂倒闭,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让这些混日子的工人下岗,把铁饭碗变成泥饭碗,由擅长端泥饭碗的农民代替工人光荣上岗,成为新时代的农民工。什么岗位不值钱,我们农民就争先恐后地去干:农民不值钱的时候,我们当农民;工人不值钱的时候,我们当工人。什么时候市长不值钱了,也就轮到我们农民当市长了。如果说南方某个小作坊式的工厂倒闭了,也不能引起什么反响吧?但小作坊式的国营单位倒闭了,就了不得了。工人下岗了,非常委屈,对政府非常重要,这都是体制的弊端。改革开放以前的体制,完全就是养活懒汉的,现在在网上表达对当今社会不满的人,完全可能就是当时在这些小作坊上上班的伟大的工人阶级。
他笑着说。
我们一路聊着,一路往后走,很快走到了我来的时候的广场。他指着那广场说,你也许根本想不到,这里原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河湾,聚集成一个水塘。夏天的时候是小孩的乐园,大家都在那里洗盥,现在却成了巨大的广场,真是沧海桑田啊!
再往后走,路边有几栋房子,有一个三层楼的小院,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嵎吉高速公路项目部,有不少人进进出出。
马叔指着那个牌子说,又一条高速公路马上就要开工了。原来的那条高速公路绕远了,要到省城比国道还花的时间长。这条高速要开通了,到省城要缩短一半的时间,有两个小时就到。你们看看地里,人们正在忙着栽树,就准备开高速的时候让高速赔偿的。树苗要比粮食作物赔偿得多。这就是我们农民的狡猾之处,爱占小便宜。现在国家和政府给赔偿得相当多,正常赔偿就满足了。一亩地要给到六万块钱。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一亩地如果种玉米,亩产按一千斤算,一斤八毛钱,抛去成本,顶多能卖到六百块钱,六万块钱是一百年的收入。这种赔偿你不满足还要怎么样?谁能活到一百年,而这一百年你还在干活呀?有二十亩地就是百万富翁,还要用这种办法来套取国家的赔偿。
这也不能怪农民,自私是人的本性,我说,这种小聪明谁也会耍,跟职业身份没关系。城市里的人面对拆迁还不都是这样?特别是城中村,你说要开发,恨不得把每一寸土地都变成房子,哪里人也一样。
也是,他说,什么东西都要有个度,不把握好这个度,情理法上说不过去的话,再强硬的人也会吃亏的。修东面这条高速公路的时候,有人就不满意,阻挡施工,工程拖了很长时间,问题得不到解决。施工方干脆用黑社会的手段,把那个带头人的腿打断,赔了几十万居然私了了,公安部门也没追究双方的责任。几十万的赔偿,跟工程的耽误的进度比较起来,是很合算的。老百姓是不同情那个打断腿的人的。可见什么时候还有一个公正的东西,只要公家给得很正常,大家都不要吃亏,什么问题不能解决?
广场北面,是一栋连一栋的大楼,全是各单位的办公区,一家比一家气派,一直延伸到最北面的消防队。
这就是我们原任县委书记的功劳,马叔说,就是咱们参观的那个梨博园也是他的杰作。他给我们贡献了一座新城,还有一条非常宽敞的滨河路,跟那个小小的梨博园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那是他交了的学费,毕竟他的贡献要大得多。我估计可能他周围缺少一个智囊团,而自己的部下,大家都明白,但谁也不会说的。这是我们几千年的传统:皇帝为什么能被忽悠,就是因为部下不敢讲真话。原来的办公区实在是又老又旧,确实应该改变,还不如我们的农家小院,但现在好像也太大了,一个单位也没有多少人,很多房子都空着,全是在浪费。
西面是一座医院,医院外面的巷子里,两边都是平房,门口无一例外都摆着花圈,纸张和各种祭祀用品,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你知道这条小巷叫什么吗?马叔问我。
我哪知道,不就是卖死人用品吗?好像里边还有棺材,我说。
对,我们当地人都把它叫做阴槽一条街:医院是让人活着,如果让人活不了,过了墙就是另一个世界,就是人生的终点。生和死就隔着一堵墙,就这么简单。
他感慨地说,这让我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死人还有什么有趣的事?
我费解地问。
死的人是死的,但对活着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件要紧的事情。当时人们很穷,棺材寿衣都是个大问题。有一个村里的人,他很爱面子,想体面地给自己的父亲做一身寿衣,但他又没有钱。革委会副主任的父亲去世了,他居然想到挖开坟墓去偷人家的寿衣,结果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判了五年徒刑,他说。
还有这种事?我惊讶地问,盗窃别人家的坟墓,怎么跟现行反革命的联系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那时候刑法不健全,也没有什么盗墓罪吧,现行反革命是一个万能的蔂儿,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人家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的革命家,你把人家的坟墓挖了,那当然是反对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了。
他似乎是勉强地说。
也许是吧,如果我是那时的法官,我可能也想不出能用什么办法来定他的罪名。
我由衷地说。
从中间的侧路拐出去,就到了新建的滨河路,双线四车道,非常宽敞。大货车一辆接着一辆来来往往,一来就是一大串。滨河路旁边,把河水用挡水板挡住,形成一个个人工湖泊,整个河道就像一座湖泊,河道两旁,各建了一条景观道,长长的仿石板路,一直通向两面的远方。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跨河大桥,连接着河对岸的村子。青绿色的河面,映衬着蓝天和两边发绿的树木。河面上有一些水鸟在嬉戏着。河道两旁的树上有不少喜鹊和灰喜鹊,叽叽喳喳地叫着。空气清新,幽静温馨,跟上边往来穿梭的车辆,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漫步在景观道上,看着眼前的美景,感觉到非常惬意。
马叔指着我们的脚下说,在建这条滨河路之前,这里全是垃圾污水,臭气熏天。只有发洪水的时候,才能把这些垃圾冲走。周围的人们,经常盼望着就是夏天到来,等夏天来的山洪,不然就要在这种臭气熏天的环境中生活。现在这么好的环境,谁也舍不得往里边扔东西了,污水也有专用的管道,一直延伸到城外的污水处理厂。全城的污水都进不了河里,这是对我们全县人最大的贡献。他走后留下了赞美无数。实实在在的政绩,根本不用宣传,老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去宣传的。
你知道吗?他指着指滨河路和国道之间的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说,这盏路灯是用三条人命换来的,这在你们大都市恐怕是闻所未闻的吧?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有那么严重吗?我不相信地说。
真的,他说,滨河路修得非常宽敞,完全是从河道里垫起来的,被人们目为奇迹,来往车辆畅行无阻。但配套设施却没有跟上,整个县城从来没有过红绿灯,人们出行也没有什么绿灯行红灯停的概念。这么大的公路上,人流密集的十字路口,却忘了安装红绿灯。三个小年轻人骑着摩托车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被一辆路过的大挂车撞得血肉模糊。管理部门这才想起这里应该安装红绿灯的。所以说,这盏红绿灯是用三条人命换来的。足以说明,我们不管经济上落后,观念上落后,在管理上也同样是落后的。可现在你看,几乎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这恐怕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吧?
我前后左右看看,还真如他说的那样,确实是变化很大。
不知不觉中,我们从南到北,整整的转了一圈,几乎把整个城都走完了。我们沿着滨河路一直往南走,眼前是一幢幢的高楼。
马叔指着那些高楼说,这是滨河路的副产品。原来这一块都是居民区,滨河路一建,把整个居民区都挡在下边,滨河路就在他们的头上,一下就成了棚户区。国家进行棚户区改造,很快就变成了我们县最高档的小区。别处的房价仅仅两千块钱,有的只有一千多,而这里的楼盘每平米居然达到三千八,就是这样也是供不应求,全让有钱人和年轻人买去了。
我们走下滨河路,走到小区前边的街道上,前边是另一座小区,也是几十层的高档小区。
这里的地方,想起来都让人后怕,可现在这里建的房子,就是供不应求的。
马叔指着一幢一幢的高楼说。
有什么怕的?你别吓唬我吧。
我冲着马叔说。
还真不是吓唬你。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只有我们这里特有,叫“出西门”,是闂人的话。如果有人说让谁出西门,那就意味着是死囚犯人,是要被杀头的。这里是自古以来的一个刑场。当然也不是专门的刑场,只是一个河滩。因为离市城中心远,就成了专门杀人的地方。所有的死囚都是在这里被砍头的,都叫出西门。以前被判了死刑的犯人,要从北街的监狱里边拉出来,经过西街,一直走到这里,被执行死刑。这就形成一个风俗,凡是办喜事的车队,绝对不走西街,这种风俗直到现在还盛行。因为那是不吉利的,但是大家似乎忘了,杀人的刑场更不吉利。但大家还是挤破头的去买这里的房子。可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也一定要让位于实际应用。当刚需大于意识形态的时候,意识形态就变得一文不值了。可见现在城市的扩张是多么的疯狂。只要是城中村的土地,不光过去是什么样的用处,现在全成了黄金土地,没有人想起这是一个曾经血淋淋的人头落地的地方,却停满了小车,装上了电梯。
他像一个哲学家似地说。
不过,他说,这里的房子跟我们刚才路过的那个小区的房子还是有区别的。这里原来是耕地,而且还是水浇地。那个书记神通广大,也办不下产权证,只能给大家办得是小产权证。而那个棚户区改造的是大产权证,也就是我们说的大红本的。所以这两家的房价是不一样的。不过在我看来,两个小区都在中心地段,小产权也是产权,不可能把这么大的小区,平白无故就拆掉了。像这样的小区,我们这里有六七个,无疑是提升城市品位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城市没有高楼大厦,好像就不像一个城市的样子。当然也提升了人们的愿望,给大家互相攀比和夸耀,提供了一个平台和依据。
我们说着,走进了小区中间的步行街。街道不长,但两旁店铺林立,从衣食住行,到各种服务都有。穿过步行街,眼前豁然开朗,怎么这么熟悉呀?我仔细一想,这不是我刚来的时候打听他的农贸市场吗?
马叔说,咱爷俩就是在这儿见的面,现在我们又来到初次见面的地点,真是缘分啊。
说着,我们俩都大笑起来。
好了,他说,我们这座小县城的过去和现在,全给你讲完了,优点缺点,成功失败,好的坏的,民间的官方的,也只能给你提供这么多了。不过,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没有去。
什么地方?我问他。
火车站,他说,你不看看公交车上写的吗?几乎每一辆车都有一个火车站,那是公交车的终点站,也是火车的始发站。从前我们这里的人说,我们这里可能通火车,都会被人闂一顿,说他完全是做梦。现在梦想真的成真了,咱们看看去吧。
好吧,我说,最后一站火车站见。
不过,那地方有点远了,我们开车去吧。
我们从农贸市场逛上来,逛到南街我们停车的地方。我们开上车,有十几分钟便到了郊区的火车站。
我们把汽车停在停车场,步行上了一条不太长的坡,便到了火车站前边的一个小广场。车站不大,有一个不太大的候车室,客运车还没有通车,门也锁着。我们站到侧面的一个高台上,看见一辆长长的运煤车,像一条钢铁巨人,从轨道上缓缓地驶过来,鸣了几声汽笛,驶向远方。
马叔说,这实际上是一条运煤专线,主要运从陕西过来的煤。终点在山东日照,然后通过航运出口。客运只是捎带,离省城太远,基本没有多大价值。将来就是客运车通了,到山东陕西比较方便,到省城还是要走国道和高速公路的。但毕竟我们这儿的小小山区也通了火车,这是我们全县人最自豪的事情。
我望着通向远处的这条钢铁巨人,看到了这个小县城巨大的变化。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绝不是几个跳梁小丑能否定得了的;螳臂挡车,是绝对不会阻挡历史车轮滚滚的洪流的。历史的车轮一定会沿着这已经制定好的正确的轨道,走向遥远的远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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