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风雅的饶舌,很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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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台路旁,有一个小小的四得公园,公园旁边立着牌子,拼音拼着——sidepark。
我穿了一件浅蓝热带植物飞鸟印花的长袍子,套一件淡紫色的编织外套,跟着jan走向小公园的入口,“你怎么总是找得到公园,我从来不知道附近有这么多公园。”
他拉着我的手走得气宇轩昂,“我们慢慢一个一个走,试试能不能把附近所有公园都走一遍。”
公园虽然不大,但入口如今被铁栏杆围了几个回合,一位老阿姨站在铁栏杆入口,拿着喇叭,对着稀稀落落的游客喊:“进入公园请扫健康宝,出示健康码。”
“什么?”我平素不出门,莫名其妙。
jan指了指铁栏杆上面挂着的二维码,“一个追踪行程的app,我已经下载过了,这几天用了几次。你扫扫看。”
我站在炫目的正午阳光下面,看着被晒得模糊不清的手机屏幕,拉下口罩,拍了一张异常难看的身份验证照片。我的手机还是4g,验证了几次才成功。
旁边大喇叭的声音忽然安静下来,阿姨忽然凑到了我们近前,极认真地问着jan,“我还没见过外国游客的健康码是什么样,你能给我看看吗?我参考参考,以后就知道了。”
jan用手机扫了码,举到阿姨眼前。他的头像不是自拍照,而是护照图片,信息清楚得多
阿姨仔细看了看,点点头,放我们从一层层的铁栏杆中间穿过去,进入了公园。
“外国人最近变成了敏感性人群。”jan说,“很微妙。”
我点点头,“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住在广州的一位美籍黑人被小区的物业强制要求搬离公寓。他的家属是中国人,质问物业为什么只驱赶黑人,不驱赶白人。家属还追问,如果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因为新冠疫情遭受种族歧视,人们会怎么看?”
“物业怎么说?”
“毫无反应,也不知后续如何。‘种族歧视’这个字眼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太陌生了,完全激不起风浪。我们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所有的概念都变了,我们在国内严格居家隔离,欧美还在为戴口罩是不是影响了正当人权在喧闹呢。民主,民主也变了味道。”
“欧洲也没有完全消除种族歧视嘛。”我提起他上次给我看的西方媒体漫画,“德国人在超市打一个喷嚏,唾沫不是会飞溅到两排货架之外吗?”
“对对,真危险。”他呵呵笑。
“还好疫情不是从圣诞节的时候开始,那时候如果国际航班封锁的话,你就得留在法兰克福,回不来北京了,我们也遇不到了。”
“是啊,很幸运。将来提起往事,我们可以说,当初开始交往,是世界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呢,多么有纪念意义。”
世界还没有疫情的时候,我的世界里还没有jan的时候,我可没有在五月份出来踏青的闲情逸致。我们从草地上的一条小石板路踏过去,旁边的铁丝网围出一块块篮球场、网球场,如今都空着。
路边的长椅也空落落的,没有什么人坐。jan瞟了一眼,随口说道:“我有位美韩混血儿朋友,是个裁缝。”
“裁缝?”真是复古的字眼,我咳一声,“什么裁缝?要叫设计师。”
“是,这也算是个外号了,我叫他裁缝,他叫我纳粹。”他耸耸肩,“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是去公园里恶作剧。有人在长椅上坐着,我们就走过去一左一右坐在长椅两边,大声用英语交谈。”
“这么皮?然后呢?”
“通常中间那个游人会坐立不安,很快站起来走掉。”他轻笑。
“太恶劣了。”我笑着捏捏他的手指。
“还有更恶劣的。那时候,我们一群人喝酒都喝得很凶。有时候周末出去喝酒,第二天早上人会躺在很奇怪的地方。有一次我们醒过来时,发现是在天坛的树林里。”
“天哪。”
“还有一次在上海,我们喝了一夜,第二天醒过来已经是中午了,我们躺在黄浦江一艘船的甲板上,大家都头痛欲裂,谁也想不起来是怎么上去的。”
“这……真让人难以置信。”我瞪着眼睛看他,“看来,你以前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嘛”。
“没错,真的是另外一个人。”他喃喃说,“现在裁缝也变得不一样了,他开了店,高级西装定制,每天梳油头,穿着马甲皮鞋,客客气气陪客户们聊羊绒面料。娶了一位太太,是韩国人。”
“大家都不年轻了,人人都在变。”我应着。
“是,我可能变得更多一些。”
我抬头看他一眼,他的眼睛在树林里格外荫碧深邃。我想起初见他时,他浑身弥漫着的迟缓暮气,那时若告诉我,他曾是个放歌纵酒,荒诞不羁的青年,我一定想象不出来。
“我很想念我的摩托车。那时候,我穿着整套的骑行服,戴一只红头盔,轰隆隆满街跑。”他低头温柔地看我。
我有些迷惑,那么热血的人,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温吞的模样?
“等我从那边的法院回来,我好好给你讲讲以前的事。”他拉着我的手继续走。
我们很快就穿过了公园,从另一个口走了出去。公园旁边一家餐厅已经开始营业了,招牌上写着和公园名称反过来的两个单词:“parkside”。
“side,四得,这个机灵抖得真不错。”我拍拍手。
公园外面摆着沙发和桌子,支着阳伞,坐着三三两两的食客,我们在远处找了一张桌子。木头挡板上高高矮矮种满了花,我来回看了一圈,过半都是外国人。
“外国人平时好像是透明的,现在有了疫情,大家才开始正视他们,发现这个群体早已经是我们社会的一部分了。”
jan拿着菜单,抬眼看了一下,“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曾经想方设法想要加入中国国籍,无论如何都没成功。”
“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吗?”
“太多了。比如我的健康码不知几天就需要重新登陆,上传头像又不能拍脸,只得拍护照,上传存图都不行,我又不能时时带护照在身上。”
“生活在国外,总有不尽人意的时候。我留学的时候,第一次从半年签证延迟到两年,也是松一口气。”
“平时还好,到了疫情期间,如果居住政策让人没有归属感的话,确实让人心慌。希望每个国家都能趁这个机会好好检查一下外籍居民政策,把各种路径通顺通顺。”
“换一张中国护照并不会让一切变得方便。”我靠在沙发背上,扭头嗅旁边的铃兰,“每次入境的时候,你要是排在外国人的队伍里,顶多是程序繁琐一些。你要是站在本国人的队伍里,又长了一张欧洲脸,肯定每次都会被拎出来单独问询。”
他笑一声,手指敲着桌子,张口说:“中国签证这件事……”
还没等他说完,女招待正好走了过来,问我们要点些什么。
我不说话,靠在沙发背上,饶有兴味地看着jan和那个笑容甜美的年轻姑娘沟通。
菲菲问过:“jan怎么和服务人员聊天?”她说的没错,这能显露的问题很多。
我很乐于看到成熟的男伴和年轻女孩幽默地调侃几句,酒太冷,花太香,天气太暖和,饶舌几句轻飘飘的夸赞或是假装的埋怨。那是很风雅的事。我会带着成熟女人的微笑和姿态,在结尾简短地、佯作嗔怪地说一两个字,为那些笑话加一个得体的尾巴。
但是jan这时对女孩子的甜笑置若罔闻,眼皮不抬,麻利地翻着菜单,“这个,这个。”手指笃定地点了几次,最后加了一句,“行,就这样。”
多一个字都不说。
等女孩子款款走了,他忽然变一张脸,笑容可掬,龇牙咧嘴地靠近过来,带着一点娃娃音问:“你饿不饿呀,小墨墨?”
“你怎么不和小女生客气几句?”我被他逗得笑眯眯的,伸手拍拍他的脸。
“啊,为什么?”他一头卷毛靠过来。
“我有个远方的姨夫,七十多岁满头白发的老画家,平时手里拿一根紫檀手杖。可是他会特意比女孩子们走快一点,帮她们开门。”我的脸被他的头发弄得痒痒的,继续说:“对小女生们宽厚一点的男性,会比较可爱。”
“噗。”他不以为然,撇着嘴角,挤出个双下巴。
也许还太年轻了。我笑着捏捏他的下巴,默默想着。
阳伞底下的风温温的,我要了冰的百香果菠萝汁,刚啜了一口,这几天被刺激了很久的呼吸道忽然又抽搐起来。我迅速拿了纸巾,捂住嘴咳了一声。
咳嗽并没有就此止住,而是忽然如可乐泡沫一样从肺叶里泛滥起来。我先克制地小咳了几声,但那些细碎的小泡沫瞬间组成了更大的泡泡,我又用越来越大的声音咳了几下,就完全控制不住了。
我咳得眼冒金星,完了,旁边的客人肯定快要被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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