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赶堆子（4）

清明节赶堆子（4）

        不得不承认，历史上，宜昌的墓地完全没有规划，更没有固定场所，一点也不夸张的说，只要出了那南北向3里多、东西向短仅1里多，城内有40多条大小长短不等的街巷、占地仅1200亩左右的老宜昌城池，放眼望去，城外尽是一片墓地。无论是山坡还是江滩，规模庞大、数量惊人。这一点从当年来宜的外国人拍的一些照片和相关游记中可以略知一二。

        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在他的那本1887年一出版就轰动世界的《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一书中写了他对宜昌的印象：“宜昌坐落在硕岩峭壁之上，地势比夏季洪水的水位高一些，下面是一道长而低、平坦的沙嘴，冬天的时候，沙嘴几乎占了河道宽度的三分之一。在沙嘴的上游，城墙对面，停泊着一排四川帆船。城市的下游沿着河岸延伸就是宜昌城的郊区，河道上停泊着海关的临时浮桥码头。”

        他观察的很详细：“所谓的郊区，其实就是一条又长又窄的中国式街道，下端已是废墟，沿着河岸散乱的有一些本地商铺。街道后面，视野之内全是布满坟茔的荒地，地势慢慢的升高到棕黄色的沙砾低山，间杂着一些大圆石和几个小菜园，山坡下下面是一层层的种着水稻的梯田，和用树枝泥巴建起的宽敞的农舍。”

        英国人约瑟夫·沃顿爵士在1900年出版的《中国和现在的危机》一书中写道：“从领事馆（注：现在的红星路）北、东、西三面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一个个的土堆——无数个坟堆，这些坟堆绵延数英里。这种情况在很多中国城市都很常见，因为中国人根本不允许在老祖宗的坟头上再建坟头，这样的状况也抑制了城市的扩张和人口的流动。”

        美国女作家伊丽莎&9642;西德摩尔也在那一年出版了她的《中国：长寿的帝国》，对宜昌的印象是：“当江水低平时，人们要登上梯级似的有70英尺高的路堤，而水势高涨时，则要划过花园大门（注：现在市府附近），穿过花坛才能到达海关大楼。有一座沿着河堤的大型墓地，离内陆半英里，从宜昌城墙绵延1英里。”

        那个美国著名作家乔治&9642;瓦尔多&9642;布朗1901年在《中国和她的人民》里记录了自己对宜昌的观察：“在美国人看来，宜昌并不是一座怡人的城市，没有什么风景能让游客驻足。那些千篇一律的灰色岩壁早已被我们视为城市的一部分。岩壁沿江绵延长达半英里。船驶向下游时，我们发现岸边有很多坟堆，有人告诉我们这是沿江大型坟地的一部分，整个坟地长达一英里，另一半延伸进了村子里。”

        著名的美国旅行家威廉&9642;埃德加&9642;盖洛在1904年出版的《一个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里记录了这样一件往事：“我漫步之时，路过了一片与帝国（注：清朝）海关相邻的地界，如今却暂时作为中国人的墓地。由于土地所有者们非常不愿意卖掉此地，海关当局的购买计划到最后也只能是一场空。”

        盖洛在那本书中接着写道：“为了避免被迫卖掉此地，土地所有者们想出了一个长远的计划。附近有一座庙宇，里面放置着几口棺材，还未下葬。在中国，买卖墓地是犯法的，于是狡猾的土地主们便有了主意：将这些棺材埋在值钱的土地里，用此种方式来造出一片墓地。他们开始匆匆忙忙地挖坟墓，然后再将从寺庙里借来的棺材放进去，这些棺材大多是空的，大约是多余的。即使里面装有尸体，也都放置有些时日了。”

        1909年出版的《晚清中华面貌》是英国女探索家艾米莉&9642;乔治亚娜&9642;肯普在中国旅行的记录，关于宜昌，她这样写道：“宜昌有相当大一片欧洲人的聚居区。这些欧洲人渴望在镇子（注：宜昌城）外修一条好路以便做礼拜，在去参观网球俱乐部（注：解放路文化广场附近）时，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条路（注：也就是现在的云集路中段、解放路下段和二马路）。道路表面覆盖的土丘（坟墓——原注）连绵数英里，这些土丘紧密地拥挤在一起，以至于一离开路径，就会踩到它们。”

        她记录了道路建造的过程：“欧洲人知道修路这个想法很难获得批准，于是他们自己筹备资金，擅自开工了。等中国人回过神来，或是决定要做点什么，路已经修好了。随后中国人表现得十分宽宏大量，他们完全有权利将这条路据为己有，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来源于我的信息提供者——原注），而是将所有修路经费返还给欧洲人，说他们必须掌握这条路的拥有权。在我的描述中，有些想法可能来源于宜昌周边大量的坟墓：有些坟墓上插了绑有纸质彩带的木棍，不管我们到哪儿都能看到同样的场景——无边无际的坟墓述说着数不清的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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