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7）

宜昌宗教面面观（7）

        七、宜昌的兴起（上）

        现在夸大事实的浮夸现象屡见不鲜，宜昌老话说：“吹牛不上税。”加上社会现象，宜昌也被自己的一些人吹到天上去了。有了各种各样的头衔和称呼，可是笔者认为，所有的宣传词中，对宜昌定位最为准确的还是“金色大坝、银色三峡、绿色宜昌。”因为现在的宜昌的崛起有赖于两座世界级的大坝的建设，而过去宜昌的繁荣离不开长江黄金水道的提携。

        随着隋唐时期长江流域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宜昌开始成为过往商船的泊地。进入北宋以后，由于荆南水路的开辟，为四川等地的物资运输提供了方便。于是进出宜昌的船只和货物明显增多，从而促进了水运的发展，宜昌的水路得到了首次繁荣。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其《峡州至喜亭》一诗中写道：“断崖卧水口，连冈抱城楼。下有吴蜀客，樯竿立沧洲。雨后涨江急，黄浊如潮沟。时见山峡船，铙鼓噪中流。”就真实反映了宜昌水运第一次兴旺的景象。

        南宋的欧阳修在《夷陵县至喜堂记》中写出了自己对宜昌的印象：“峡州治夷陵，地滨大江，虽有椒、漆、纸以通商贾，而民俗俭陋，常自足，无所仰于四方。贩夫所售不过鱐鱼腐鲍，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贾皆无为而至。地僻而贫，故夷陵为下县，而峡为小州。州居无郭郛，通衢不能容车马，市无百货之列，而鲍鱼之肆不可入，虽邦君之过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趋。而民之列处，灶、廪、匽、井无异位，一室之间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岁常火灾。而俗信鬼神，其相传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书荆以狄之，而诗人亦曰蛮荆，岂其陋俗自古然欤？”

        不过，给宜昌水运带来巨大商机的还是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湖北武昌被太平军占领，淮盐进入湖北的通道被堵，第二年，朝廷同意“川盐济楚”。这样，由于川盐大量下运，并在宜昌转口，就带来了宜昌水运事业的第二次繁荣。张着风帆的木船成批结帮的停泊在宜昌江边，从上河街（三江航道）一直排到二马路河坡，桅樯林立，鳞次栉比。在此揽载的民船数以千计，船工船民常在万人以上。出现了“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的繁荣景象。

        史料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往来于宜（昌）渝（重庆）间的木船达到17766只/次，较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增长28。水运的发达，使得宜昌从西坝豆芽湾（葛洲坝靠大江）、紫云官（三江桥）到八标（十三码头）的十里江岸边桅杆林立，连樯接舶，一片帆海。而当时宜昌固定人口仅有1。3万余人，全市仅有棉业、钱业、过载堆栈各8家，另有船行2家、杂货行7家、榨坊4家、旅栈9家。一看就知道，几乎全是吃水运这碗饭的。

        宜昌水运的第三次繁荣是因为宜昌1876年的开埠。那些第一次深入到中国内地的洋人需要我国的大量自然资源和推销他们从国外带来的大量洋货，当然全都需要通过长江进行运输，自然就极大地促进了宜昌商贸的发展。从川东地区水运和鄂西地区陆运而来的山杂、毛皮、油脂、大米、煤、盐、糖、烟叶、烟土、水果等，多数在宜昌转口运往下游；而由下游运来的日用百货、瓷铁器、大米、金银首饰、钟表、布匹和汽柴油，绝大部分由此换船运往上游。于是，宜昌沿江的河街就成为商行货栈的交易市场；每逢枯水季节，小摊小贩还在从镇川门到一马路沿江长长的沙坝上经营“河肆”，而当时宜昌古城内的鼓楼街、镇堂街（外国语小学附近）一带就成为了商贸中心，宜昌也就被冠以“过载码头”的头衔。

        由此，帆船和木船开始走下坡路，取而代之的是马力更大、速度更快、载货更多也更安全的轮船（洋船），因为铁壳船吃水深，沿江码头逐渐东移到现在的一马路到九码头一带。自上而下密密麻麻有中外18个码头，码头上方都各挂有一面旗，以示码头的归属，加上江面上来往船只所挂的旗帜，就被郭沫若说成是：“宜昌的江面飘着万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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