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康有为的洪门争夺战

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期，无论是“革命”还是“保皇”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康有为身居海外16年，建立保皇会，甚至创办准备武装斗争的维新干城学校，全力争取华侨加入，积聚巨额资金。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到来，让康有为深深感到了危机来临。他们对各项“资源”的激烈竞争也从国内延续到了国外。　孙中山VS康有为。革命派VS保皇派。这里边隐藏着哪些历史秘闻？

        争华侨先争洪门　不入洪门难安身

        在谈到保皇派和革命派争夺华侨民众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这就是双方对洪门的争夺。换句话说，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他们在北美的一切政治鼓动宣传，说到底就是争取洪门的归心。谁先赢得了洪门，谁就基本上赢得了那里的华侨。

        洪门本为明末清初的民间组织。“溯咸同间，最初有所谓广德堂（四邑）、协义堂（三邑）、丹山堂（香山）者，亦统名为三合堂，是为秘密结社之嚆矢。……迨洪氏金陵溃后……其余党复以海外为尾闾（指太平天国失败后，洪秀全的部下逃到海外，继续秘密抗清）……其后统名为致公堂。致公堂者，三合会之总名也，各埠皆有；其名亦种种不一，而皆同宗致公”。洪门来到美洲后，组织致公堂相互联络。经过长期的发展，洪门在北美牢牢扎稳了脚跟，在保皇派和革命派到来之前，可以说北美华侨一片“洪”。据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拿大华侨组织十之**为洪门致公堂所控制。1882-1912年，洪门致公堂由加拿大西部扩展到东部。全加洪门致公堂有60多个组织，会员人数达2万多人，总堂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府维多利亚的一个小岛上。但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势力最大的地方却在工商业发达的太平洋海港温哥华。加拿大的致公堂与美国的致公堂南北呼应，互为欹角。美国的致公堂“总部设在旧金山大埠，他如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圣路易、费城、华盛顿、洛杉矶、西雅图、沙加缅度、钵仑等百数十埠，皆设分堂，凡有华侨驻在之地，莫不有之，咸隶属于旧金山。华侨名列会籍者十之**，其在大埠者，未入洪门尚可谋生，若在小埠，则非属致公堂会员，辄受排挤，故势力之大，为各团之冠”。随着时间的流逝，清末的洪门会员早已忘记其职责之所在，这个百年老店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包装。但在没有新潮的思想灌进来之前，或者说在康有为的保皇会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加入洪门之前，华侨上层所控制的洪门势力仍然充满传统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当保皇会首先进入洪门的大院后，只要“理顺”了与华侨上层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与洪门的关系，因而也就轻而易举地取得进入华侨社会的入门券。若离开了洪门，要想在华侨社会立足，简直难于上青天。康有为对加拿大洪门的“转化”最为典型。他到了加拿大后，便见风使舵，对“症”下药，一方面说“清帝乾隆，实为大学士陈宏谋之子，以吕易嬴，汉人江山恢复已久，殊无反清复明之必要”；另一方面，又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非保着他就要亡国”。他握有两张无人可有的王牌，一张是“光绪皇帝的御书衣带诏”，另一张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打着这样的招牌进行鼓动宣传，保守的华侨民众便将之奉若神灵，于是纷纷加入保皇会。康有为由是顿收水到渠成、立竿见影之效，他一句“入会的捐财的，将来都可以升官晋爵，共享富贵”的空头支票和政治期货，便轻而易举地将大批希望国家富强的海外侨胞收进囊中。

        康有为如鱼入渊　孙中山单刀赴会

        把康有为与孙中山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两人在对待洪门的态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孙中山首次旅美时，欲实地考察华侨状况。此行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发现了洪门这个在美国有悠久历史而又庞大的“反清复明”组织，知道华侨中十之七八为洪门中人，更发现其会员因年代久远，已经淡忘原来宗旨，只知道入会是为了彼此患难扶助，而且很大一部分已加入了捷足先登的保皇会。“而洪门之众，乃始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可见，在洪门问题上，孙中山与康有为可谓心有灵犀，“英雄所见略同”。两人都发现人多势众的洪门的实际所为与其宗旨名不副实，都想利用其为自己的事业服务。更有趣的是，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的洪门都很容易被说服。这说明，当时洪门名义上“反清复明”的远大抱负未变，但实际上已演变为一个非常现实和世俗的民间组织，遗存得最多的是忠信义气，这是洪门容易为人说服并分别为保皇会和革命党人所用的重要原因。

        根据记载，1904年4月1日，孙中山携带一纸假冒的夏威夷出生证，离开檀香山前往旧金山。此处应说明的是，孙中山此次赴美比1905年康有为赴美的时间还早。问题在于，孙中山此次是“单刀赴会”。他在美国尚举目无“亲”，没有一个革命派同伴。康有为不同，他虽然来美的时间较晚，但保皇会早在1900前后就已经相继建立起来。所以，康有为1905年来美是“如鱼入渊”，而1904年孙中山来美则是“举目无亲”。

        孙中山来美之前，檀香山的保皇党分子陈继俨等就已探悉他的行踪，乃电告旧金山保皇党设法阻止他入境美国本土。该地保皇党便与清领事何佑联系，何佑复照会美国海关处，称“中国乱党孙某抵美，请禁阻入境”。由是孙中山4月6日在旧金山港口被拘，何佑又一口咬定其夏威夷出生证为伪造，致孙被拘留于码头上的木屋十余日，后求救于致公堂首领伍盘照等人，方得入境，从而挫败了保皇派和清领事的图谋。5月24日，孙中山和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一行出发巡回演讲，取道南方铁路，经斐士那、比加非、洛杉矶、巴梳斐立士、巴士杰、组柯连、必珠堡、圣路易、关达、华盛顿、费城、波地摩、芝加哥等数地，最后到纽约。兜了一个大圈，宣传革命救国，取得可观效果。直到1904年12月14日，孙中山才离开纽约前往伦敦。这样算来，孙中山前后在美国逗留了8个半月。而康有为复于1905年2月12日自温哥华南游美国。到同年11月29日，康有为才从美国乘火车赴墨西哥，这段期间，康有为的足迹也遍及美国各地。

        孙中山入境后，旋在美国华侨社会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虽然没有引起全美洪门“倒戈”，但也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先前华侨社会对保皇党一边倒的局面。洪门会众接受保皇会宣传已多，但尚未接受过了解大势深明大义的革命者的点拨，故孙中山的到来给洪门注入了新的政治生机。在洪门领袖的支持下，孙中山从洪门的立会宗旨入手，讲述洪门的创设历史。是时，孙中山问其会员，洪门宗旨“反清复明”为何意？“彼众多不能答也。”后来孙中山解释说，他们原来的宗旨，是反清复明，抱有种族主义的，因为保皇主义流行到海外，他们就归化为专想保护大清皇帝安全的保皇党。故由种族主义的会党，反变成保护大清皇帝的保皇党。通过宣传，这个以“反清复明”起家的民间老会党的会众才知道自己的组织原来还是个“反清”的老革命党，与保皇党的“保清”（以“保皇救国”相号召）有天壤之别。这一招对“破解”康有为保皇会的宣传顿收“点穴”之效。孙中山复向黄三德建议，在会员中进行一次总注册，让会员在明白会义的基础上重新登记，以图清本正源，走出困局，孙中山因而在组织上损伤了康有为在洪门的骨骼。另一方面，还借此为致公堂征集基金，筹募国内起义军饷。这种做法跟康有为的“招股投资”大有不同。客观上说，孙中山此举比不上康有为的做法有吸引力。但他此时半路杀出，至少对康有为的“招股投资”起了“减流”的作用。孙中山是次在美国华侨社会中也算取得了一定成功，孙中山后来回忆说：“予以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

        保皇会大肆攻击　中立华侨多倒戈

        孙中山的活动使保皇会感到惶恐不安。所以如此，倒还不是因为孙中山言词犀利，每语往往中的，更重要的是洪门力量强大，控制了华侨的半壁江山。试想，美洲洪门会员达15万之众。他们倒向哪一边，不仅意味着另一边失去15万同情者和支持者，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将失去巨大的财力后援。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保皇党，还是革命党，都看得十分清楚。于是，在1904年后保皇会的大小演讲会上，攻击孙中山和革命党便成为一项主要“议题”。《中国维新报》刊载了一大段杨咏雩攻击孙中山的演讲，是一则难得的一手材料。

        杨咏雩的演讲是1904年月5日在费城做的，其时孙中山刚到美国一个月左右。从杨咏雩对孙中山攻击的激烈程度来看，可见保皇党与革命党在美国的对峙从一开始便如同水火。杨咏雩其时的身份是纽约保皇会会员，《中国维新报》称其为“使员”，可能是纽约保皇会的“演说员”，特派到费城保皇会做专场演说。费城方面为了表示热烈欢迎，特派保皇会员梁护、林信等雇观音车至车站相迎，到保皇会及新民别墅稍事休息后，于如心酒楼宴叙。宴毕返会所，杨咏雩便应邀发表演说：

        弟以驽骇下驷，幸得随维新诸志士后，今承贵埠诸同胞以爱国之心，而爱及于吾会，因爱会而爱及于小弟。此所以令小弟有无限感触于心而不能已者也。……弟今日与诸君既自认为维新中人，则当担认天下兴亡之责任，勿谓此四万万人之事，非我一人之力所能为也。但以四万万视一，则一之成数少且小；合四万万为一，则成数多且大。譬之建九霄之高塔，需砖四万万，一砖之有不有，似何补于塔之高低？抑知塔之所以能高，实积四万万之一而成耳。及塔既成，中缺一窟，则此一砖，其有补于九层之塔也大矣。乃者强邻四逼，国命日危，我政府宴游酣睡如故，一若任人宰割，甘为奴隶马牛。诚令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于皇上之不能复位也。

        从民族大义来说，他的这番话没有错，且很富哲理，充满感染力。但跟着杨咏雩话题一转，便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大肆攻击。两者的根本分歧是在中国是否要通过武力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是否要建立共和政体，如何对待外国侵略势力等原则问题上。杨咏雩演讲中对保皇会的极端保守观点表露无遗：

        夫我会岂可任人攻击者乎？宗旨尊王，名正言顺，天下皆知。年来各埠同志，日见进步，人人讲大义，人人知爱国。惟其实定保皇立宪之目的，断未有改向方针之道理。今之时代，万万不能言革命者。何以故？盖各国之革命，必其政府与国民有密接苛虐之干涉，故人人怅恨，积怨必发。而我政府则未有也，不过诸守旧大臣之**致弄成吾国不痛不痒之世界耳。至若我皇上之圣明，则为历代所未有，实为人民之兹父母也。一旦复位，立宪法，予民权，自能强中国，何必杀人流血，为此断不能得之事乎？

        一句话，只要皇上复位变法，中国就可强大，不必流血死人，就可向现代社会转型。但是，如果实行革命，中国会怎么样？按照他的说法：

        既内地教堂林立，倘一轻动，则各国调兵，藉保教护裔为名，是速招灭亡。率我四万万同胞手足，永作犬羊奴隶，当不知孙某是承何心！竟认作此倒行逆施之手段，何以对中国！更何以对良心也！且革命非一手一足所能致，试问孙某有何地能聚此数万人以作乱乎？有何地可筹饷乎？何地为军火之接济乎？以政府俨然有一国之权，尚不能以敌强国，孙某欲以乌合之众，敌人素练之兵乎？内之何以自保，外之何以敌人？孙某自问，亦应索然矣！年来政府治乱党愈严，一有扰动，孙某家居外洋，吾同胞则妻子田庐尽居内地，果谁被其害乎？成则孙某为帝为王，败则我同胞断头流血。孙某方言舍身救民，何以搬家至檀山，安如盘石乎？家且不欲舍，况肯舍身乎？其家则恐被害，何独不恐吾同胞家属被害乎？是以居万全之地，直驱同胞于死地也，是何良心？伤哉痛哉！吾作此言，吾怒发冲冠。吾与孙某非有私恨，惟其作此自亡其国之举动，吾不忍同胞受其愚，故以公义论，则吾不能已于言也。

        这里所以不厌其详地将杨咏雩的演说照录下来，是因为这段话属将“保皇”与“革命”两个“议题”放在一起同时又褒此贬彼的典型之作，为今天观察了解当年旅美保皇派攻击革命派的立论根据提供了绝好素材。按照杨咏雩的说法，保皇派是一群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和平义士，孙中山则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保皇派不相信民众的力量，同时也看不到清政府风雨飘摇的腐朽本质，而只把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有名无实的贤明皇帝身上。不过，透过杨咏雩的这番演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旅美保皇党人在宣扬保皇、反对革命时，惯用的手法是宣传“革命恐怖论”。具体来说就是，一旦惊动外国教堂，则各国就会出兵“保教护裔”，中国顷刻就会陷于战乱，从而导致亡国。与此同时，极力宣传孙中山家小已经接至海外，无家破人亡之虞；而一旦革命，受害最大的还是华侨民众，他们在国内的家眷亲人难免刀兵之灾，杀身之祸，以此吓唬华侨民众。这两种宣传手法，合为一体使用，颇具效用。

        在革命派与保皇派开始交锋的初期，后者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历史地看，尽管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政治理念比保皇会的理念更符合中国国情，尽管革命党其时在美国华侨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但要消除保皇会的影响，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与保皇党成势必形成拉锯之势。保皇会所发展的会员既有华侨上层人士，但大多为中下层华侨民众，而革命党所能吸引的发展对象，则基本上为中下层华侨民众。因此，两大政治势力的争夺对象集中于中下层华侨民众。问题是，中下层华侨民众往往喜欢唯华侨上层人士之言之行是从，因此保皇派仍然拥有一批追随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革命党的力量对康有为保皇势力的冲击越来越迅猛。在激烈的人心争夺战中，越来越多的华侨，尤其是下层华侨民众，以及那些态度暧昧、徘徊于“保皇”与“革命”之间采取中间立场的华侨，也渐而对通过保皇运动改变现状失去信心和耐心，他们纷纷“倒戈”支持革命。

        争夺战愈演愈烈　洪门分化难避免

        孙中山的到来以及与保皇派的论战导致了美国华侨社会中洪门的分化。1904年9月29日，亲保皇会的满浅拿省表雪地埠联兴堂在《中国维新报》上发表《致金山大埠致公堂书》，猛烈谴责最先站在孙中山一边的旧金山洪顺堂以及接待过孙中山的洪门大佬黄三德对洪门的“背叛”。这是美国洪门因保皇与革命问题发生分裂的一个标志**件，文曰：

        当兹强邻逼胁无已时，国破家亡于眉睫，试问我兄弟能自免于奴隶牛马之日乎？若保皇会则报馆、学费、商务等，皆为世界最文明之事业。且人人知爱国心，年来外埠之民智，皆因之而大转移，宗旨之正大，会规之良善，已为中西通（同）人所共认。我等正宜发奋协同保皇会，庶可救国种之危亡，虽不能计其成功之若何，然究不失为救国之志士。今竟不出此乃反对，日事攻击，与同种之人为敌，而忘异种之仇，惟恐国之不早亡，种之不早灭，丧心病狂，岂有过于此者哉？况洪顺堂设立例誓，载在条章，不得与凤仔同谋，共事泄漏花亭机关，今竟信头发未干之孙贼，尊为神明，拜为大哥。请心自问，条章例誓，合当与否？我兄弟竟任其鬼蜮之手段，以公同创立之《大同报》，为彼攻击之具，肆行诽谤，余无别说。报馆体裁，果如是乎？我昆仲集股开创《大同报》，本为广开民智而设，岂应为此伤风败俗之事乎？举此报馆昆仲破费昆仲血汗之财，陷本堂于不仁不义之名，我实羞之。

        在当时的形势下，洪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洪门已经不再是建立在“反清复明”的虚拟理想上的政治组织，或者说，这种虚拟理想经过年深日久且日渐变味的发酵，该到了理念上吐故纳新的时候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它不可能再以陈旧的政治理念作为何去何从的依归，它不得不在保皇和革命两者间做出抉择。也就是说，保皇派和革命派的到来，给了它理念上吐故纳新的机会。不管做出哪种抉择，是选择保皇，还是选择革命，都意味着洪门在新世纪伊始的首次脱胎换骨。颇为有趣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华侨社会没有办法改造洪门，而只能受其控制。到了这时，“外来”的保皇派和革命派却改造了洪门。换一个角度来看，在保皇会栖身于美国华侨社会以后，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接受华侨社会的影响，而只有洪门是个例外：是保皇会改变了洪门，而不是相反。当然，孙中山革命派更是改造了洪门，使它与时俱进地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诚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1910年代，无论保皇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也不可能把所有洪门都聚纳在自己的旗帜下，对保皇和革命，洪门只能以一个自己的分裂，并分别跨向两个对立的团体，来表明跟旧包装、旧理念告别。不幸的是，这种跨越虽然是时代的进步，但却是在痛苦的分化中完成的。事实上，对洪门来说，跨越与分化是一对矛盾的双胞胎。在这个意义上，跨越带来了分化，分化也带来了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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