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六、来迟邀得吴王迎

孙元起说道：“请唐总理放心，我们新中国党一定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竭尽所能维护袁大总统、内阁和《临时约法》的权威，力争把各种纠纷约束在内阁、议会之中，避免诉诸武力，确保民国能够和平稳定地向前发展！”

        唐绍仪点点头：“新中国党诸位同仁能够如此大公无私、公忠体国，实在是内阁之幸，也是国家、民族之幸。唐某在此先行谢过各位！”说罢起身朝孙元起等人深鞠一躬。

        孙元起、张謇等赶紧抢上前扶住唐绍仪：“唐总理太客气了！”

        重新坐定后唐绍仪才接着说道：“自就任总理以来，唐某一直私心惴惴，唯恐有所殒越。尤其当同盟会两位总长迟迟不愿北上时，更是忧心如焚，生怕民国首届责任内阁就此胎死腹中。尽管现在宋总长、王总长已经北上，但南北隔阂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泯灭的，甚至随时会因为某些问题而加大。如今有新中国党三位总长的鼎力支持，唐某终于可以稍稍安心了！”

        孙元起道：“唐总理这是关心则乱！其实民国肇始，无论袁大总统还是中山先生都希望国家尽快恢复和平，通过普及教育、兴办实业、编练新军、铺设铁路等方式早日实现富强。在这个大方向上，两人的理念并无二致。要说南北之间有什么隔阂，只不过是在如何实现、由谁主导等问题上有所分歧，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对话、和谈来解决。我等要做的事情，就是避免激化矛盾、构建交流平台、创造和谈氛围。”

        如孙元起所言，袁世凯和孙中山一样，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也都强烈渴望中华早日实现富强。虽然袁世凯在政治上走错了方向，但不能因此否认他为国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不能因此诋毁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在传统教科书中，袁世凯通常会因为签订《二十一条》而被斥为卖国贼。其实，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形势下，袁世凯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胡适就认为《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

        相比之下，同样是“卖国”，孙中山不仅敢卖，还敢贱卖，敢于把猪肉卖出白菜价！对他来说，反正**不成功，那些东西跟自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至于成功了？成功之后再说成功的话吧。比如他在1915年2月满铁株式会社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订立的所谓《中日盟约》，卖国程度与《二十一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论袁世凯、孙中山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但他们在振兴国家这一点上是趋同的，只是由于知识背景、仕途履历、国际视野等方面的差异，其中再夹杂着个人利益、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这才导致最后他们兵戎相见不死不休的局面。

        在个人利益、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的时候，真正能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那都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圣人，而且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在波谲云诡的政坛通常很难手掌重权。而把个人利益、派系利益完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往往也难成大器。正常情况下，政客或者官僚都是在个人利益、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之间寻找平衡点，关键在于哪一边占多数。即便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太后，在挪用经费修建颐和园的时候也未尝完全忽略过国家利益。

        比较袁世凯、孙中山两人的生平行径就会发现，袁世凯是传统的中国士人，出生于官宦家庭，曾镇守属国朝鲜，生于斯长于斯，而且青年以后一直身居统治高层，相对来说，他更富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在利益冲突的时候往往更注重国家利益，也更小心谨慎。

        而孙中山受两广风气影响，青少年时期就景仰洪杨造反事业，后来在海外浪迹数十年，经常受到来自国内（清政府、北洋政府）的威胁，加上穷困潦倒、漂泊无定、受人冷遇，内心里追求成功的渴望有时候甚至会压倒一切；而且他大多数时间处于社会底层，对于包括领土、矿产等在内的国家利益没有多少直观感受，所以在利益冲突的时候非常豪爽、非常大方，甚至是肆无忌惮。

        从当今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下穿越过去的青年，在充分了解二十世纪初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情况下，十有八九都会倾向于袁世凯，而不是“伟大先行者”孙中山。

        孙元起便是如此。

        几个人又说了会儿闲话，国务院秘书许宝蘅进来禀告道：“总理大人、三位总长，大总统和陆、赵、熊、段、刘诸位总长已经快到门口了，您看是不是要出去迎接一下？”

        众人连忙站起身，唐绍仪有些惊异地问道：“什么，大总统过来了？”按照道理，国务院是内阁总理的地盘，尤其是责任内阁，大总统应该不能随便插足。就好比现在国务院召开会议，谁见过国家主席出席参会？尽管在此之前唐绍仪曾客套地邀请过袁世凯，但没想到他居然会应允。

        唐绍仪转念一想：今天下午不仅要召开首次国务会议，在此之前还要宣布国务院成立，大总统出席成立仪式也无可厚非。不待许宝蘅回话，便又自问自答道：“唐某前数日曾邀请大总统出席仪式，本来不抱多大希望，没想到大总统竟然能够俯允，足见大总统对内阁的信任与厚爱！三位总长，我们一起出去迎接大总统如何？”

        孙元起等赶紧答道：“礼应如此！”

        四人刚到门口不久，就看见几辆马车在重兵拱卫之下逶迤来到近前。唐绍仪快走几步，抢上前打开车门，恭敬地从里面扶出身着大总统盛装的袁世凯：“欢迎大总统莅临国务院！”

        袁世凯笑眯眯地说道：“什么叫‘莅临’？恁客套！老夫就是过来随便看看，凑个热闹。少川，你该不会怪老夫多事吧？”

        唐绍仪连忙答道：“大总统说笑了！您能来大驾光临指导工作，那是国务院的荣幸，我等欢迎还来不及呢，哪有二话！”

        袁世凯逮眼看见唐绍仪身后的张謇、汤寿潜和孙元起，笑着招呼道：“季直、蛰先、百熙，三位别来无恙？天寒地冻，让你们在外面等候，实在是袁某之过。还请三位恕罪！”

        张謇随意拱了拱手，便戏谑道：“大总统好久不见！遥想三十年前，鄙人与大总统同在筱公（指淮军将领吴长庆，字筱轩）营中时，见面每每尊称‘夫子大人’；后来大总统擢升至北洋大臣后，再有书信往来便改称‘仁兄’；如今大总统执掌八方统御九州，与鄙人相见就称呼一声‘季直’了。可见大总统官位愈高，鄙人称谓愈小。所幸大总统一职已经升无可升，否则鄙人就该沦落为子侄辈喽！”

        张謇提及的三十年前往事，其实是发生在光绪七年（1881年），那时候张謇还不是状元郎，甚至连举人都不是——自同治八年（1869年）十六岁的张謇考上秀才之后，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考中，只好在淮军将领吴长庆幕下担任文书，聊以度日。而袁世凯当时也不是什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只不过是个文不成武不就的二世祖，混到二十岁也没什么长进，先后于1876年、1879年两次参加乡试都没能得中，只好纠集家里的仆从数十人前往登州投靠养父袁保庆的至交吴长庆。

        吴长庆对于袁世凯携数十人冒昧从军很不以为然，除了留下袁世凯在营中读书外，其他人全部给钱遣散回家。话说吴长庆对子侄辈的袁世凯确实不错，不仅每个月给饷银，还请名师给他上课。其中教八股文的老师就是张謇。

        尽管张謇和袁世凯相见之时两人都是秀才，但江苏的秀才和河南的秀才、穷人家考上的秀才和二世祖混来的秀才却有天壤之别。——我们现在去看袁世凯的诗歌、对联，除了有太祖诗词的霸悍之气外，简直一无是处，和洪天王的歪诗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如果让这种人考中举人，那才是没天理！——张謇奉命教袁世凯写八股文，可袁世凯连篇像样的文章都写不出来，令张謇教无可教、改无可改。

        碰到这种有家世、没脑子的学生，普通老师算是倒了一辈子血霉。但袁世凯毕竟不是一般人！某天深夜，张謇与袁世凯促膝长谈，当论及未来各自打算时，袁世凯指点江山，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张謇听罢颇为动容，这才刮目相看，并郑重地向吴长庆推荐袁世凯。袁世凯这才在吴长庆眼中由故人之子变为可造之材，并逐渐飞黄腾达。正因为如此，在吴长庆营中的那段时间，袁世凯一直对张謇执弟子礼，尊为“夫子大人”。

        袁世凯闻言颇为尴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百熙，你们今天来得很早啊？”

        孙元起道：“京城人烟辐辏摩肩擦踵，本来以为会堵车，便和啬翁、蛰翁二位总长提前一个小时出门，没想到路上极为通畅，没多久便从前门外赶到了这里。不过也不算太早，正好刚上迎接大总统。”

        袁世凯没有追究“堵车”的真实蕴意，转头望了望门侧的轿车：“你们坐的是这轿车吧？百熙你送我那辆，老夫坐过几回，确实算得上是风驰电掣！可惜老夫平时难得外出，偶尔外出身边警卫也不敢让老夫乘坐这种机器，怕不安全。如此一来只能放在院子里当做摆设，偶尔由克文、克定那几个不成器的东西开出去玩玩，算是大材小用啦！”

        孙元起笑道：“轿车除了做代步工具使用外，本来就是供人玩乐的。既然令公子喜欢开出去，那就是适得其所，怎么能叫大材小用呢？”

        等唐绍仪与袁世凯带来的五位总长寒暄过来，过来请示道：“大总统，我们进去吧！”

        袁世凯左顾右盼：“诸位内阁成员都到齐了？”

        唐绍仪有些踌躇：“只剩下王亮畴、宋遁初二位总长还没过来。不过现在还有十分钟开会，他们应该就快到了，我们进去等吧！”

        袁世凯神色不动：“既然他们马上就到，那老夫就陪着少川和诸位在这里等他们一会儿吧，省得待会儿还要出来。”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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