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一、恶竹应须斩万竿（中）

杨度这番话可谓有的放矢，虽然表面上是问他们四个人的意见，其实更是问他们背后几种势力的意图：

        蒲殿俊、罗纶出任四川咨议局议长、副议长，自然代表着四川士绅。前不久，蒲殿俊还以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为基础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自己担任会长，罗纶担任副会长。由此更可以看见两人的成色；

        尹昌衡担任四川陆军小学堂总办，是新军中的头面人物。此外，他还挂出“大汉公”的香堂招牌，自封大汉公的舵把子。他曾前往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访，各公口码头都为他“挂红进酒”。也就是说，他还是袍哥中的瓢把子；

        张培爵名义上是重庆府中学学监，其实还是同盟会重庆支部的核心，代表着革命党在四川的声音。

        如果没有孙元起的横空出世，这四个人都将是巴蜀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蒲殿俊将在1911年11月27日到12月8日之间出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

        尹昌衡在1911年12月8日之后继任都督。1912年3月，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成立四川都督府，他继续担任都督；

        张培爵在1911年11月22日重庆起义成功后，被推举为重庆蜀军政府都督。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后，他改任任四川军政府副都督；

        至于罗纶，先是在蒲殿俊政府担任招抚局长，尹昌衡上台后又任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兼安护局长。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他的官职是军事参议院院长。

        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四川省省长、副省长！

        蒲殿俊客气地说道：“请教之辞实在愧不敢当。至于如何施政，唯在总督大人裁夺，属下也不敢越俎代庖！只是蒲某忝为四川咨议局议长，有些愚见想芹献于前，请大人加以采择。”

        孙元起道：“蒲议长请讲！”

        蒲殿俊道：“各省设立咨议局乃是清廷预备立宪的重大举措之一。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限令各省在一年之内一律成立咨议局。由于德宗景皇帝、孝钦太后先后宾天，我四川咨议局在宣统元年（1909）十月十四日才得以成立。自成立以来，局中同仁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可谓尽心尽责。尤其是清廷推行干路国有政策以图出卖路权之后，我省咨议局奋起抗争，成为全国革命之先声，最终导致清廷分崩离析，汉家河山得以光复。

        “既然清廷覆亡在即，那么预备立宪也将成为明日黄花。如果咨议局再沿用之前的名号就有些不伦不类。蒲某听闻革命成功之后国家将采用共和政体，孙中山先生在《同盟会成立宣言》中又曾提及‘议会’之名，所以不揣简陋，想请总督大人俯允将咨议局改名议会，让属下等名正言顺，再为蜀中父老略尽绵薄之力。”

        杨度冷笑出声：“蒲议长，只怕你是居心叵测吧？清廷颁布的《各省咨议局章程》中明文规定，咨议局是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也就是说。咨议局的设置只是为各省政府提供政府相关意见的舆论机构，各督抚州道对于咨议局的意见可以裁度施行，不必一定要遵循咨议局的决定。

        “而且按照宪政编查馆的规定。督抚对咨议局公文用‘札行’（上级对下属用，类似于现行公文中的‘命令’、‘批复’），司道以下用‘照会’（平行机关用，类似于‘函’、‘通知’）；反过来，咨议局对各督抚司道均要用‘呈文’（下属对上级用，类似于‘请示’、‘报告’）。由此可见咨议局只是个顾问性质的机构，并无太多实权。而议会呢？

        “众所周知，在西方议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不仅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废除法律（即立法权），还可以通过审议财政法案的方式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实施监督（财政权）。甚至可以采用弹劾、质询、不信任投票等形式对政府机关各种公务活动进行监督（行政监督权）。换句话说，如果咨议局改成议会，你们就可以合法地否决我家大人发布的命令、预算和人事任免。如此事关重大，蒲议长居然用轻飘飘的几句话提出，究竟是何等居心？”

        见杨度揭穿了自己的用心，蒲殿俊顿时有些语塞。

        坐在蒲殿俊旁边的罗纶此时说道：“蒲议长能有什么居心？即便有心。也是一片公忠体国之心！共和革命成功以后，各级政府实行议会制乃是大势所趋。我们四川率先垂范将咨议局改成议会，又有何不可？你们别头上剃掉了满清的辫子，脑袋里还装着满清的**，时刻不忘以一人治巴蜀、以巴蜀奉一人！”

        杨度也反唇相讥道：“我们是不是**，以后自可见分晓。只是某些人以共和之名行夺权之实，现在就昭然若揭！”

        孙元起见场面有些白热化，急忙和稀泥道：“咨议局改成议会兹事体大，一时半会儿难以得出定论，不妨先行搁置，等以后再议。”

        章士钊也边上拉偏架：“如今国家尚未成立、政体尚未确定，我们在这里谈论有如雁未获而争烹燔，有何意义？而且古有明训：‘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所以治理四川一动不如一静。咨议局改成议会之事，不如等别的省份推行以后，我们再伺机而动不迟！”

        蒲殿俊提议将咨议局改成议会不过是一次稳赚不赔的赌博，如果侥幸成功，自然回报丰厚；如果失败，对他自身也没有多大损失。见诡计被人识破，蒲殿俊知道再无成功希望，急忙转移话题道：“蒲某此次和罗副议长联袂前来，还有一件要事，就是和总督大人商议处理川汉铁路后继事宜。”

        川汉铁路就是保路运动的导火索。关于川汉铁路，需要交代一下背景。

        四川南有云贵高原，西有青藏高原，北有秦岭，东有大巴山，四面为山川包围，出川道路是困扰四川人几千年的大难题。作为半个四川人，李白对此深有感触，于是挥毫写下了《蜀道难》的诗篇。商周以来，陕西关中一带是中国政治、文化、商业中心，所以四川和陕西之间就有了著名的金牛道。

        随着时代变迁，陕西、河南一带逐渐衰落，政治中心挪到了遥远的幽燕之地，而经济中心则向长江中下游转移。四川与湖北、江苏等地联系越来越紧密，礁石密布的三峡水道以及崎岖婉转的山间小路都渐渐无法满足实际需求，这就迫切需要修建一条更便捷的东下之路。在火车、铁路大行其道的二十世纪初，开始有人提出了“川汉铁路”这个设想。

        顾名思义，川汉铁路就是从四川成都到湖北汉口。但在修建的时候却分为两段：四川段从成都到宜昌，湖北段则从宜昌到汉口。1904年1月，四川总督锡良奏准设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开始筹划修建川汉铁路四川段。1905年7月，公司改官绅合办。1907年3月再改为商办，正式名称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1909年12月10日川汉铁路四川段在宜昌府正式开工。

        保路运动争夺的路权也就是川汉铁路的四川段，其实刚刚动工不久，通车还遥遥无期。川汉铁路在此时更像是“概念股”。

        孙元起听到蒲殿俊提及川汉铁路问题，大度地摆摆手：“既然川汉铁路已经改由商办，那从今以后政府不再插手，也不再提什么‘干路国有’，你们只管去修好了！修好了也有你们全权经营，政府绝不多加干涉！”

        倒不是孙元起不懂“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而是严重怀疑眼皮大肚皮小的四川士绅根本没本事啃下这条川汉铁路！

        早在入川之前，孙元起就在地图上比划过川汉铁路的走向，心中暗暗惊讶：这基本上等于后来的成渝铁路、渝万城际铁路、宜万铁路等三条线路的总和！川汉铁路四川段是前两段，但中学历史课本上明明白白写着，成渝铁路于1952年修成通车。为此，太祖爷还亲笔题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难道四川士绅还能逆天不成？

        杨度又补充道：“刚才蒲议长已说过，清廷覆亡在即，共和政府指日可待，我家大人初临四川，决定与民更始，各项苛捐杂税一体戒绝，并蠲免四川军民明年全部赋税，后年减半征收，第三年才全额征收。以前修建川汉铁路是通过‘田亩加赋’的办法筹集资金，现在既然改由商办，而且清理捐税，那么就烦请该公司自行解决股本问题，不得再以官府名义强行摊派，违者严惩不贷！”

        川汉铁路四川段近1000公里，修建需要大量资金。此前是通过“田亩加赋”向四川人民强行摊派费用，全川7000万人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是川汉铁路的“原始股民”。杨度这招“清理捐税”，对于本来就亏空300万两白银的川汉铁路公司无异于釜底抽薪。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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